1月22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鄂豫皖特委的工作，作出《關於鄂豫皖工作的決議》，批準新四軍第四支隊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的決議，決定特委的主要任務是：在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基礎上盡力擴大部隊；加緊培養幹部，健全黨的組織和工作；盡可能在最近期間集中隊伍加以訓練後參加抗戰；留一部分隊伍保護後方根據地。[105]
1月2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王明、周恩來等對四川工作的意見，要求迅速加強四川黨的工作，使上層聯絡活動能盡力掩護和幫助黨的影響及組織力量的發展，並派王維舟等赴川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復王明、周恩來、博古、彭德懷、葉劍英、董必武：陝甘寧邊區問題請設法爭取下列各點：（一）增款；（二）增地；（三）給陝北部隊以名義；（四）邊區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須派人。[106]
同日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宋慶齡、蔡元培、毛澤東、馮玉祥、王明等72人當選為名譽主席，周恩來等被選為理事會理事。[107]
1月24日 與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康澤、劉健群等在昨天的國共兩黨關係委員會會議上誣衊八路軍在華北「遊而不擊」，宣傳「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情況，提議用爭取八路軍在敵後取得新的、較大的軍事勝利和新四軍迅速出動抗日前線，在長江南北創造新的軍事力量等辦法來給以回擊。[108]
1月27～29日 在《新華日報》連續刊登啟事，說明《抗戰》三日刊第32號刊載的實甫先生寫的《與周陳秦三位先生談話紀略》，係他憑記憶所寫，未經周恩來、陳紹禹、秦邦憲三人之同意，與他們歷來談話內容及詞句均不能相符。
1月28日 與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並轉朱德等，對於晉察冀邊區致全國通電事提出下列意見：（一）關於我軍在華北駐區遵守形式上維持原有的政權形態實際上政權在民眾手中之原則，政治局會議上已有討論，此次所採取的已成事實方式，通電逼蔣閻承認，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二）以邊區名義出麵，在客觀上幫助「抗戰勝利後是共產黨天下」的謠傳。（三）通電不從臨汾發出而從延安，更增加對國民黨之刺激。因此我們提議：甲，以後務須避免此種工作方式。乙，對此事應首先設法取得閻百川之諒解。然後由閻批準，再經過閻呈報中央。丙，最好不用邊區名稱。
1月29日 與周恩來致信郭沫若、於立群：「明日（30日）下午一時半，上海孩子劇團來辦事處，請您們來和我們一起和小朋友們聚談。他們很想見見您們談談。此外，請您們明天晚上來和我們一起過年。」[109]
1月30日 在歡迎抗戰孩子劇團和歡迎國際青年代表團會議上講話。[110]他在歡迎孩子劇團時說：「……首先我覺得我們這一輩子人太對不起你們。因為我們沒有把中國弄好，所以使你們這樣小小的年紀的孩子們，便不能在家庭中生長，不能在學校裏念書，不能在花園裏遊玩，過著幸福生活，竟而至於被敵人炮火把你們逼迫到街頭流浪，還要你們冒千辛萬苦和我們這輩人一起來救亡……」[111]
1月下旬 在《戰時青年》雜誌第2期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武漢大學的演講》。全文共四部分：一、為什麽要建立統一戰線？二、怎樣建立？三、用什麽方法？四、為什麽統一戰線能救國？演講指出了建立抗日民統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的問題在於打擊親日漢奸，肅清恐日恐民病患者，加緊團結，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但不同意民眾對民主和民生的進一步要求，並繼續貶低遊擊戰的意義，說什麽「我們相信沒有統一的正規國防軍決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大家都喊遊擊戰，好象有了遊擊戰甚麽都不成問題似的，其實單有遊擊戰，沒有正規軍隊配合，是不能有決定作用的，將來與日本帝國主義最後決戰必須是強有力的正規軍」，「應該把軍隊以及一切地方如北方人民武力集中起來，作龐大的運動戰」。[112]此文又名《抗日的民統統一戰線》、《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與實踐》，收入民族出版社1938年2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上海戰時出版社出版的戰時小叢書之62《國共合作的前途》等書。
1月 朱德、彭德懷曾向駐武漢的王明、周恩來告急：「部隊擴大，使用費亦大增加，此刻已陷於極端困難，以至無法解決的嚴重狀態中。」[113]
同月 上海南華出版社以《全國總抗戰和保證抗戰的勝利》為名，將王明1937年9月1日撰寫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一文印行；上海文糧書店出版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漢口揚子江出版社出版王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發展》；巴黎出版王明的《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
同月 新出版的《統一戰線下的中國共產黨》一書收有陳紹禹（王明）的《中國共產黨在現時環境中的任務》。[114]
同月 《群眾》雜誌在武漢創刊，第1期摘要刊登了王明原發表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4期上的《為鞏固和擴大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文。
1月2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王明、周恩來等對四川工作的意見，要求迅速加強四川黨的工作，使上層聯絡活動能盡力掩護和幫助黨的影響及組織力量的發展，並派王維舟等赴川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復王明、周恩來、博古、彭德懷、葉劍英、董必武：陝甘寧邊區問題請設法爭取下列各點：（一）增款；（二）增地；（三）給陝北部隊以名義；（四）邊區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須派人。[106]
同日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宋慶齡、蔡元培、毛澤東、馮玉祥、王明等72人當選為名譽主席，周恩來等被選為理事會理事。[107]
1月24日 與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康澤、劉健群等在昨天的國共兩黨關係委員會會議上誣衊八路軍在華北「遊而不擊」，宣傳「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情況，提議用爭取八路軍在敵後取得新的、較大的軍事勝利和新四軍迅速出動抗日前線，在長江南北創造新的軍事力量等辦法來給以回擊。[108]
1月27～29日 在《新華日報》連續刊登啟事，說明《抗戰》三日刊第32號刊載的實甫先生寫的《與周陳秦三位先生談話紀略》，係他憑記憶所寫，未經周恩來、陳紹禹、秦邦憲三人之同意，與他們歷來談話內容及詞句均不能相符。
1月28日 與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並轉朱德等，對於晉察冀邊區致全國通電事提出下列意見：（一）關於我軍在華北駐區遵守形式上維持原有的政權形態實際上政權在民眾手中之原則，政治局會議上已有討論，此次所採取的已成事實方式，通電逼蔣閻承認，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二）以邊區名義出麵，在客觀上幫助「抗戰勝利後是共產黨天下」的謠傳。（三）通電不從臨汾發出而從延安，更增加對國民黨之刺激。因此我們提議：甲，以後務須避免此種工作方式。乙，對此事應首先設法取得閻百川之諒解。然後由閻批準，再經過閻呈報中央。丙，最好不用邊區名稱。
1月29日 與周恩來致信郭沫若、於立群：「明日（30日）下午一時半，上海孩子劇團來辦事處，請您們來和我們一起和小朋友們聚談。他們很想見見您們談談。此外，請您們明天晚上來和我們一起過年。」[109]
1月30日 在歡迎抗戰孩子劇團和歡迎國際青年代表團會議上講話。[110]他在歡迎孩子劇團時說：「……首先我覺得我們這一輩子人太對不起你們。因為我們沒有把中國弄好，所以使你們這樣小小的年紀的孩子們，便不能在家庭中生長，不能在學校裏念書，不能在花園裏遊玩，過著幸福生活，竟而至於被敵人炮火把你們逼迫到街頭流浪，還要你們冒千辛萬苦和我們這輩人一起來救亡……」[111]
1月下旬 在《戰時青年》雜誌第2期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武漢大學的演講》。全文共四部分：一、為什麽要建立統一戰線？二、怎樣建立？三、用什麽方法？四、為什麽統一戰線能救國？演講指出了建立抗日民統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的問題在於打擊親日漢奸，肅清恐日恐民病患者，加緊團結，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但不同意民眾對民主和民生的進一步要求，並繼續貶低遊擊戰的意義，說什麽「我們相信沒有統一的正規國防軍決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大家都喊遊擊戰，好象有了遊擊戰甚麽都不成問題似的，其實單有遊擊戰，沒有正規軍隊配合，是不能有決定作用的，將來與日本帝國主義最後決戰必須是強有力的正規軍」，「應該把軍隊以及一切地方如北方人民武力集中起來，作龐大的運動戰」。[112]此文又名《抗日的民統統一戰線》、《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與實踐》，收入民族出版社1938年2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上海戰時出版社出版的戰時小叢書之62《國共合作的前途》等書。
1月 朱德、彭德懷曾向駐武漢的王明、周恩來告急：「部隊擴大，使用費亦大增加，此刻已陷於極端困難，以至無法解決的嚴重狀態中。」[113]
同月 上海南華出版社以《全國總抗戰和保證抗戰的勝利》為名，將王明1937年9月1日撰寫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一文印行；上海文糧書店出版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漢口揚子江出版社出版王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發展》；巴黎出版王明的《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
同月 新出版的《統一戰線下的中國共產黨》一書收有陳紹禹（王明）的《中國共產黨在現時環境中的任務》。[114]
同月 《群眾》雜誌在武漢創刊，第1期摘要刊登了王明原發表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4期上的《為鞏固和擴大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