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錄》說，此文還收入1937年11月出版的朱戈編《今日的紅軍》，星星出版社1938年1月20日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1938年1月出版的王明著《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王明著《救中國人民的關鍵》，1939年出版的天囚編《民族革命論》等。[415]
4月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詢問王明、康生、鄧發：「王稼祥在上海極為苦悶，你們到底有無辦法，使他能夠到蘇聯。」
4月4日 王明等通知中共中央：「已採取辦法使王稼祥問題得到滿意解決。」
4月5日 《救國時報》第92期發表王明撰寫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氏重要聲明》。[416]
4月14日 致曼努伊爾斯基信。[417]
4月22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18]
春 曾湧泉被調到列寧學校任翻譯。因在該校黨的會議上對校長凱撒諾娃提意見而受到打擊報復，被開除了工作。他曾向王明、康生申訴，他們藉口不了解情況，又推脫是列寧學校校長決定的，不便過問。直到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後，他的問題才得到解決。[419]
4月25日 與康生、李明[420]等在巴黎《救國時報》第96期聯名發表《追悼我們的董振堂同誌》。[421]
5月1日 巴黎《救國時報》第99期刊登國史《讀了陳紹禹先生的「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以後》，稱讚這篇文章是正確的。
5月5日 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美國共產黨代表信。[422]
5月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3]
5月11日 由於蘇聯領事館人員不了解情況，不給王稼祥以入境簽證，因此中共中央由洛甫電告王明：「王稼祥同誌護照已辦好，但蘇聯方麵反對，〈請〉給疏通。」
5月13日 王明答覆中共中央書記處：須將王稼祥的護照姓名及號碼電告並轉知蘇聯方麵，方才便於盡快取得入境簽字。
同日 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424]
5月14日 致莫斯科林信。[425]
5月24日 洛甫將王稼祥及同去蘇聯的賀誠的護照號電告王明，再由王明轉告蘇聯方麵，王稼祥的簽證問題才得到解決。
5月31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6]
6月8日 致黨內同誌信。[427]
6月17日 洛甫電告王明：「王稼祥將於日內成行，他坐的船名叫西佛，他要求在海參崴有人接他。」
6月18日 致曼努伊爾斯基信。[428]
6月20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9]
7月初 到蘇聯治病的王稼祥到達莫斯科。
王稼祥後來在《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一文中說：「我因治療彈傷，於一九三七年初[430]到莫斯科，見到了王明。這個靠投機發跡的機會主義頭子，對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惡行徑毫無悔改之意，他對我津津有味的敘述米夫現在已在他手下工作，他又怎樣高升至共產國際執委會和書記處了，還負責管理拉丁美洲各國黨的問題，滿副得意嘴臉，毫無愧色；根本不提他歷次所犯的路線錯誤，不提在他指揮之下中國革命遭受失敗，瀕於垂危，不提我革命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革命幹部損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痛心教訓；他半點不承認錯誤，反而認為我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更閉口不談及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捍衛馬列主義和拯救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偉大功績，和在毛主席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事業重新獲得欣欣向榮、向前發展的大好形勢。反而恬不知恥地把一切功勞歸於他自己，他厚著臉皮吹噓他如何製定了『八一宣言』，史達林同誌如何敬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氣憤，我質問他共產國際怎樣決定李德去中國的？你和李德事先談了什麽？為什麽博古完全靠李德指揮軍事工作？他卻推脫說沒有給過指示，共產國際沒有參與此事，而是蘇聯軍隊參謀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斷定這完全是騙人，不可置信的鬼話，因為共產國際已於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組，取消了東方部和西方部等機構，各國黨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執委的指導之下進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麵派遣李德，不會有別人。把李德派往中國，美其名曰軍事顧問，實則是掌握我黨軍權，此陰謀手段出之於王明無疑。當我把中央蘇區遭到五次『圍剿』的經驗教訓與他談時，他不耐煩聽，卻把四中全會以來的所有錯誤統統推在博古一人身上。」[431]
7月6日 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王稼祥、賀誠平安到達，開始治療。」[432]
7月7日 七七事變爆發，全麵的抗日戰爭興起。
同日 與鄧發陪同王稼祥前往會見季米特洛夫。[433]
7月7日後 陳鬱要求回國參加抗戰，王明等人不予理睬。
袁溥之回憶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了，陳鬱再次提出申請回國參加抗戰，卻仍然得不到批準。他一直在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了六年，直到任弼時同誌代替王明擔任中國黨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之後，第三國際東方部幹部在清理王明遺留下來的大堆檔案材料時，才發現陳鬱歷次申請的信件，都被積壓未作處理，他們對陳鬱不知犯了什麽錯誤而受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而且拖延了六年之久也不撤銷處分大為驚訝。於是打電報把陳鬱調回莫斯科來了解情況，這才搞清了陳鬱的冤案。」[434]
周焱等著《陳鬱傳》也說：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陳鬱又一次給中共代表團寫信，要求批準他回國參加抗戰，「效命沙場」。但是，他的火熱的赤子之心，卻感動不了王明等人的冰冷的心腸，他們把陳鬱的信隨便扔進文件堆裏，不作任何回答。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團團長。他的秘書師哲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文件時，發現了陳鬱的多次申訴以及到工廠後寫來的八封信。他們才知道在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工廠有個叫彼得的中國工人是中共中央委員陳鬱。任弼時和共產國際東方部幹部處長馬爾特洛維夫都感到異常驚訝，立刻把此事報告給國際東方部部長。部長說：這是多麽令人難以理解的事，他們處理了一位中央委員，自己回國去了，卻撇下同誌不管，似乎對他的存在都忘記了，對於他懇切地要求回國參加抗戰的要求都不予理睬，這是不能容忍的。[435]
4月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詢問王明、康生、鄧發：「王稼祥在上海極為苦悶，你們到底有無辦法，使他能夠到蘇聯。」
4月4日 王明等通知中共中央：「已採取辦法使王稼祥問題得到滿意解決。」
4月5日 《救國時報》第92期發表王明撰寫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氏重要聲明》。[416]
4月14日 致曼努伊爾斯基信。[417]
4月22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18]
春 曾湧泉被調到列寧學校任翻譯。因在該校黨的會議上對校長凱撒諾娃提意見而受到打擊報復，被開除了工作。他曾向王明、康生申訴，他們藉口不了解情況，又推脫是列寧學校校長決定的，不便過問。直到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後，他的問題才得到解決。[419]
4月25日 與康生、李明[420]等在巴黎《救國時報》第96期聯名發表《追悼我們的董振堂同誌》。[421]
5月1日 巴黎《救國時報》第99期刊登國史《讀了陳紹禹先生的「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以後》，稱讚這篇文章是正確的。
5月5日 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美國共產黨代表信。[422]
5月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3]
5月11日 由於蘇聯領事館人員不了解情況，不給王稼祥以入境簽證，因此中共中央由洛甫電告王明：「王稼祥同誌護照已辦好，但蘇聯方麵反對，〈請〉給疏通。」
5月13日 王明答覆中共中央書記處：須將王稼祥的護照姓名及號碼電告並轉知蘇聯方麵，方才便於盡快取得入境簽字。
同日 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424]
5月14日 致莫斯科林信。[425]
5月24日 洛甫將王稼祥及同去蘇聯的賀誠的護照號電告王明，再由王明轉告蘇聯方麵，王稼祥的簽證問題才得到解決。
5月31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6]
6月8日 致黨內同誌信。[427]
6月17日 洛甫電告王明：「王稼祥將於日內成行，他坐的船名叫西佛，他要求在海參崴有人接他。」
6月18日 致曼努伊爾斯基信。[428]
6月20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9]
7月初 到蘇聯治病的王稼祥到達莫斯科。
王稼祥後來在《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一文中說：「我因治療彈傷，於一九三七年初[430]到莫斯科，見到了王明。這個靠投機發跡的機會主義頭子，對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惡行徑毫無悔改之意，他對我津津有味的敘述米夫現在已在他手下工作，他又怎樣高升至共產國際執委會和書記處了，還負責管理拉丁美洲各國黨的問題，滿副得意嘴臉，毫無愧色；根本不提他歷次所犯的路線錯誤，不提在他指揮之下中國革命遭受失敗，瀕於垂危，不提我革命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革命幹部損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痛心教訓；他半點不承認錯誤，反而認為我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更閉口不談及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捍衛馬列主義和拯救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偉大功績，和在毛主席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事業重新獲得欣欣向榮、向前發展的大好形勢。反而恬不知恥地把一切功勞歸於他自己，他厚著臉皮吹噓他如何製定了『八一宣言』，史達林同誌如何敬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氣憤，我質問他共產國際怎樣決定李德去中國的？你和李德事先談了什麽？為什麽博古完全靠李德指揮軍事工作？他卻推脫說沒有給過指示，共產國際沒有參與此事，而是蘇聯軍隊參謀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斷定這完全是騙人，不可置信的鬼話，因為共產國際已於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組，取消了東方部和西方部等機構，各國黨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執委的指導之下進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麵派遣李德，不會有別人。把李德派往中國，美其名曰軍事顧問，實則是掌握我黨軍權，此陰謀手段出之於王明無疑。當我把中央蘇區遭到五次『圍剿』的經驗教訓與他談時，他不耐煩聽，卻把四中全會以來的所有錯誤統統推在博古一人身上。」[431]
7月6日 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王稼祥、賀誠平安到達，開始治療。」[432]
7月7日 七七事變爆發，全麵的抗日戰爭興起。
同日 與鄧發陪同王稼祥前往會見季米特洛夫。[433]
7月7日後 陳鬱要求回國參加抗戰，王明等人不予理睬。
袁溥之回憶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了，陳鬱再次提出申請回國參加抗戰，卻仍然得不到批準。他一直在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了六年，直到任弼時同誌代替王明擔任中國黨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之後，第三國際東方部幹部在清理王明遺留下來的大堆檔案材料時，才發現陳鬱歷次申請的信件，都被積壓未作處理，他們對陳鬱不知犯了什麽錯誤而受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而且拖延了六年之久也不撤銷處分大為驚訝。於是打電報把陳鬱調回莫斯科來了解情況，這才搞清了陳鬱的冤案。」[434]
周焱等著《陳鬱傳》也說：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陳鬱又一次給中共代表團寫信，要求批準他回國參加抗戰，「效命沙場」。但是，他的火熱的赤子之心，卻感動不了王明等人的冰冷的心腸，他們把陳鬱的信隨便扔進文件堆裏，不作任何回答。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團團長。他的秘書師哲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文件時，發現了陳鬱的多次申訴以及到工廠後寫來的八封信。他們才知道在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工廠有個叫彼得的中國工人是中共中央委員陳鬱。任弼時和共產國際東方部幹部處長馬爾特洛維夫都感到異常驚訝，立刻把此事報告給國際東方部部長。部長說：這是多麽令人難以理解的事，他們處理了一位中央委員，自己回國去了，卻撇下同誌不管，似乎對他的存在都忘記了，對於他懇切地要求回國參加抗戰的要求都不予理睬，這是不能容忍的。[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