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 聽取米夫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所研究生班的建議，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同意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所在研究生班一年級成立一個21人的學員班，由中國部的教員和翻譯組成，目的是從中培養學校經濟、歷史和漢學三個係的高水平教員。[405]
1月20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聽取王明關於中國最近的事態和中共的策略的報告，批準季米特洛夫宣讀的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決定改變黨在蘇區的方針，即從蘇維埃體製轉變為民主基礎上的民族革命政府體製，並為建立全國民主共和國而鬥爭，這種改變是否合適，徵詢中共中央的意見。[406]
1月26日 宋慶齡在給王明的信中說：「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著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麵。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導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信中還對史沫特萊提出了批評：「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著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裏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麽我們的同誌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407]
1月29日 聽取曼努伊爾斯基的建議，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同意任命徐傑[408]為國際列寧學校「2」部主任，免去康生該部主任職務，另有任用。[409]
2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在此之前，史達林指示將王明提出的三個讓步條件發給中共中央。
《傳記與回憶》說：「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奠定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條件的基礎。當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三中全會，主要地為的解決國共合作抗日的問題。可是，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和盲目反共分子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三中全會施加很大的壓力，攻擊蔣介石在西安被捕後，向中共和張、楊投降，接受他們的條件；藉口中國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府和軍隊，而且進行長期的內戰，沒有團結全國進行抗日戰爭的可能；妨害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國共合作抗日的決議。史達林同誌此時打電話給季米特洛夫同誌，要他告訴王明同誌：立即把王明同誌原來擬定的、在國共談判最後時期為促進兩黨合作抗日而向國民黨提出的所謂王明的讓步的三個條件……正式電告中共中央，以便中共中央將我們要求國民黨讓步的條件，加在一起，發電報給國民黨三中全會，打破親日派的各種藉口，促成國共合作的協定。」「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基本上起了上述預期的作用。」
2月23日 巴黎《救國時報》第83、84期合刊登載王明、康生、方林代表中共中央對蘇聯重工業部部長鄂爾卓尼基茲的弔唁詞。
3月6日 中共中央致電王明，說王稼祥已到上海，請他設法通知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負責人，幫助辦理出國護照，以便到蘇聯治病。
3月13日 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文如下：
我們得到消息說，周恩來在西安與宋子文談話時似乎向後者通報了宋慶齡給紅軍寄5萬美元之事[410]。此外，他似乎還對宋子文和宋美齡說，他們可以直接通過宋慶齡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請核實，周恩來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這樣的談話？
蔣介石和宋子文對我們的同誌不顧保密協議，把蔣介石在西安承認的條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滿，特別是對史沫特萊把這些消息播送給英語聽眾感到不滿。
我們再次堅決主張你們方麵必須公開聲明，史沫特萊同中共或共產國際沒有任何關係，使她沒有可能以共產黨的名義發表演講和同革命組織取得聯繫。[411]
3月19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412]
3月25日 與康生聯名致季米特洛夫信。[413]
3月 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3期、《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8期、巴黎《救國時報》第94期上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發表《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中華民族之出路》、《團結救國論》）。文章著重評論2月15～22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說在國民黨舉行三中全會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國民黨致電，提出五項主張和四項保證，「然而從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專門回答共產黨中央提議的決議看來，親日派分子對國民黨三中全會工作及其所通過的文件，確有極大的影響」。「當中國民族危機的緊急關頭，國民黨三中全會本應當效法共產黨的光榮先例，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問題表示贊成的態度……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卻又一次地表明一部分國民黨領導者為日寇利益居然反對本國人民力量的團結」。但是，「在三中全會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麵」，「通過了實際上贊成國共合作可能的意見」。文章說：「救中國人民的關鍵是將中國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成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是要使國內兩個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上實行合作」。文章在談到蘇維埃和紅軍改名的問題時說：「對於紅軍問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中的愛國誌士的了解是：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但仍保存紅軍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紅軍加進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隊在反對外敵的共同鬥爭中，為執行總的軍事計劃，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由此可見，這不僅僅是改變紅軍的名稱，而是相當地改變紅軍的性質，即將紅軍改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和其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隊伍。關於蘇維埃問題，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國民黨員的了解是：變蘇維埃政權為一般的民主的政權，由此可見，這也不僅是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的名稱，而且真正改變了蘇維埃政權的性質。」[414]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曾將此文出版單行本。
1月20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聽取王明關於中國最近的事態和中共的策略的報告，批準季米特洛夫宣讀的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決定改變黨在蘇區的方針，即從蘇維埃體製轉變為民主基礎上的民族革命政府體製，並為建立全國民主共和國而鬥爭，這種改變是否合適，徵詢中共中央的意見。[406]
1月26日 宋慶齡在給王明的信中說：「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著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麵。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導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信中還對史沫特萊提出了批評：「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著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裏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麽我們的同誌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407]
1月29日 聽取曼努伊爾斯基的建議，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同意任命徐傑[408]為國際列寧學校「2」部主任，免去康生該部主任職務，另有任用。[409]
2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在此之前，史達林指示將王明提出的三個讓步條件發給中共中央。
《傳記與回憶》說：「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奠定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條件的基礎。當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三中全會，主要地為的解決國共合作抗日的問題。可是，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和盲目反共分子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三中全會施加很大的壓力，攻擊蔣介石在西安被捕後，向中共和張、楊投降，接受他們的條件；藉口中國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府和軍隊，而且進行長期的內戰，沒有團結全國進行抗日戰爭的可能；妨害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國共合作抗日的決議。史達林同誌此時打電話給季米特洛夫同誌，要他告訴王明同誌：立即把王明同誌原來擬定的、在國共談判最後時期為促進兩黨合作抗日而向國民黨提出的所謂王明的讓步的三個條件……正式電告中共中央，以便中共中央將我們要求國民黨讓步的條件，加在一起，發電報給國民黨三中全會，打破親日派的各種藉口，促成國共合作的協定。」「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基本上起了上述預期的作用。」
2月23日 巴黎《救國時報》第83、84期合刊登載王明、康生、方林代表中共中央對蘇聯重工業部部長鄂爾卓尼基茲的弔唁詞。
3月6日 中共中央致電王明，說王稼祥已到上海，請他設法通知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負責人，幫助辦理出國護照，以便到蘇聯治病。
3月13日 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文如下：
我們得到消息說，周恩來在西安與宋子文談話時似乎向後者通報了宋慶齡給紅軍寄5萬美元之事[410]。此外，他似乎還對宋子文和宋美齡說，他們可以直接通過宋慶齡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請核實，周恩來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這樣的談話？
蔣介石和宋子文對我們的同誌不顧保密協議，把蔣介石在西安承認的條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滿，特別是對史沫特萊把這些消息播送給英語聽眾感到不滿。
我們再次堅決主張你們方麵必須公開聲明，史沫特萊同中共或共產國際沒有任何關係，使她沒有可能以共產黨的名義發表演講和同革命組織取得聯繫。[411]
3月19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412]
3月25日 與康生聯名致季米特洛夫信。[413]
3月 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3期、《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8期、巴黎《救國時報》第94期上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發表《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中華民族之出路》、《團結救國論》）。文章著重評論2月15～22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說在國民黨舉行三中全會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國民黨致電，提出五項主張和四項保證，「然而從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專門回答共產黨中央提議的決議看來，親日派分子對國民黨三中全會工作及其所通過的文件，確有極大的影響」。「當中國民族危機的緊急關頭，國民黨三中全會本應當效法共產黨的光榮先例，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問題表示贊成的態度……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卻又一次地表明一部分國民黨領導者為日寇利益居然反對本國人民力量的團結」。但是，「在三中全會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麵」，「通過了實際上贊成國共合作可能的意見」。文章說：「救中國人民的關鍵是將中國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成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是要使國內兩個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上實行合作」。文章在談到蘇維埃和紅軍改名的問題時說：「對於紅軍問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中的愛國誌士的了解是：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但仍保存紅軍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紅軍加進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隊在反對外敵的共同鬥爭中，為執行總的軍事計劃，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由此可見，這不僅僅是改變紅軍的名稱，而是相當地改變紅軍的性質，即將紅軍改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和其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隊伍。關於蘇維埃問題，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國民黨員的了解是：變蘇維埃政權為一般的民主的政權，由此可見，這也不僅是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的名稱，而且真正改變了蘇維埃政權的性質。」[414]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曾將此文出版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