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1]
9月23日 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382]
10月25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63期上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發表悼念魯迅的文章《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文章說：「魯迅不僅是在思想上和文學上贊助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和蘇維埃的偉大解放事業，不僅在言論上和著作上反抗一切黑暗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和蘇維埃底壓迫和進攻，而且在物質上和行動上積極贊助中國共產黨的英勇革命鬥爭。」「當中國共產黨去年發表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新政策時，魯迅始終表示熱烈地擁護並積極地參加組織文化界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業。」
10月 作七絕《哀思重重——悼念高爾基聲中驚聞魯迅逝世》，詩曰：
世界文壇隕巨星，工人筆陣損幹城，
天涯海角同悲惜，此際何堪喪魯迅。[383]
秋 作七律《陰謀危害西路軍》，攻擊毛澤東陰謀危害西路軍。[384]
此詩註明寫作時間是「1936年秋（事件發生時）」。其中首聯是：「大軍失據困山丹，調走徐陳為那端？」但徐向前、陳昌浩是1937年2月離開西路軍的，而且也不是中共中央調走的，可見這首詩是後來才寫的，連時間都沒有弄清楚。
秋冬 中共北滿臨時省委代表朱新陽到莫斯科向王明、康生等匯報他們對《王康指示信》的意見，王明對他嚴加批判。[385]
11月12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68期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紀念我們的回族烈士馬駿同誌》，後收入這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周年叢書」《烈士傳》第1集，1948年出版的《烈士傳》第2輯。文章說：「現在，一部紅軍主力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親自率領之下，正在西北各省進行抗日救國活動，漢回兩族合力共禦外侮和合力共得自救的偉大前途，必能在不遠的將來完全實現。」[386]
11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7]
11月20日[388] 季米特洛夫在致王明電中談到國共兩黨關係時說：「我認為完全正確的做法是：（1）必須保持領導的團結一致，保持我們的組織係統、我們的指揮人員，不允許蔣介石和國民黨幹涉紅軍的內部事務；（2）同意在建立全國抗日戰線和著手採取具體對日作戰行動的條件下，成立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統一司令部；（3）紅軍在共同抗日戰線的規定地區執行統一司令部的命令；（4）紅軍保留自己現在的名稱，但宣布自己和南京軍隊一樣，是全國救國軍的一部分。」[389]
11月22日 致中共中央書記處信。[390]
12月2日 致洛甫信。[391]
12月5日 作七絕《光輝的蘇聯新憲法》。[392]
12月12日 西安事變爆發。王明撰寫《論西安事變》，並在回憶中說他預見到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在文章中闡述了這種觀點，後來得到史達林的肯定。
《傳記與回憶》說：「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夜，史達林同誌派人送給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同誌一個親手用鉛筆寫的紙條。其中寫到：『西安事變是直接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並要他們立即發電給中共中央，作為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指示。季米特洛夫同誌問王明同誌對這個指示有什麽意見，王明同誌回答說：『我感到這個指示隻講到問題的一個方麵，而西安事變有兩種解決的可能：一種是剛同希特勒會談後，兼程趕回中國的親日派領袖汪精衛到達南京後，能夠發動空前大規模反共、反張（學良）楊（虎臣）的內戰，那麽西安事變客觀上會產生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另一種可能：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張學良和楊虎臣同蔣介石之間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那麽西安事變就將產生有利於中國人民，而不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季米特洛夫同誌說：『公開地說：我同意你的意見。』王明同誌說：『那就請你馬上打個電話給史達林同誌，請他立即接見我們，以便向他陳述我們的意見。』季米特洛夫同誌說：『史達林同誌既然直接派人送來指示，要我們立即發出去，那就是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意見的正確，沒有同我們交換意見的必要。在這樣情形下，不能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見，隻能照他的指示辦。』次日，史達林同誌要王明同誌馬上寫一篇《論西安事變》文章，在《共產國際》上發表。王明同誌把寫好的文稿送給季米特洛夫同誌看時，季米特洛夫同誌提議把文章前麵的一小段對西安事變兩種可能的估計，改成為基本上符合史達林同誌估計的內容。王明同誌說：『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如對西安事變隻寫一種如史達林同誌作的估計，那將給中共代表團在西安同張、楊接洽，以及同張、楊一起向蔣介石進行談判，造成很大的困難。』季米特洛夫同誌說：『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叫人把那小部分改一下，不用你的簽名，而用伊·傑克簽名好了。』（史達林同誌見到此文後，問季米特洛夫同誌：『為什麽王明同誌的文章用伊·傑克簽名發表？』季米特洛夫同誌把王明同誌對西安事變的意見，以及為何不用自己簽名發表的經過，都告訴了史達林。史達林同誌當時未表示任何意見。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一個半月後，史達林同誌告訴季米特洛夫同誌說：『假如王明給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的指示像王明同誌提的那樣，可能更合適些。』同時，他請季米特洛夫同誌把他的這個意見轉告王明同誌）。」
9月23日 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382]
10月25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63期上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發表悼念魯迅的文章《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文章說：「魯迅不僅是在思想上和文學上贊助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和蘇維埃的偉大解放事業，不僅在言論上和著作上反抗一切黑暗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和蘇維埃底壓迫和進攻，而且在物質上和行動上積極贊助中國共產黨的英勇革命鬥爭。」「當中國共產黨去年發表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新政策時，魯迅始終表示熱烈地擁護並積極地參加組織文化界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業。」
10月 作七絕《哀思重重——悼念高爾基聲中驚聞魯迅逝世》，詩曰：
世界文壇隕巨星，工人筆陣損幹城，
天涯海角同悲惜，此際何堪喪魯迅。[383]
秋 作七律《陰謀危害西路軍》，攻擊毛澤東陰謀危害西路軍。[384]
此詩註明寫作時間是「1936年秋（事件發生時）」。其中首聯是：「大軍失據困山丹，調走徐陳為那端？」但徐向前、陳昌浩是1937年2月離開西路軍的，而且也不是中共中央調走的，可見這首詩是後來才寫的，連時間都沒有弄清楚。
秋冬 中共北滿臨時省委代表朱新陽到莫斯科向王明、康生等匯報他們對《王康指示信》的意見，王明對他嚴加批判。[385]
11月12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68期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紀念我們的回族烈士馬駿同誌》，後收入這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周年叢書」《烈士傳》第1集，1948年出版的《烈士傳》第2輯。文章說：「現在，一部紅軍主力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親自率領之下，正在西北各省進行抗日救國活動，漢回兩族合力共禦外侮和合力共得自救的偉大前途，必能在不遠的將來完全實現。」[386]
11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7]
11月20日[388] 季米特洛夫在致王明電中談到國共兩黨關係時說：「我認為完全正確的做法是：（1）必須保持領導的團結一致，保持我們的組織係統、我們的指揮人員，不允許蔣介石和國民黨幹涉紅軍的內部事務；（2）同意在建立全國抗日戰線和著手採取具體對日作戰行動的條件下，成立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統一司令部；（3）紅軍在共同抗日戰線的規定地區執行統一司令部的命令；（4）紅軍保留自己現在的名稱，但宣布自己和南京軍隊一樣，是全國救國軍的一部分。」[389]
11月22日 致中共中央書記處信。[390]
12月2日 致洛甫信。[391]
12月5日 作七絕《光輝的蘇聯新憲法》。[392]
12月12日 西安事變爆發。王明撰寫《論西安事變》，並在回憶中說他預見到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在文章中闡述了這種觀點，後來得到史達林的肯定。
《傳記與回憶》說：「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夜，史達林同誌派人送給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同誌一個親手用鉛筆寫的紙條。其中寫到：『西安事變是直接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並要他們立即發電給中共中央，作為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指示。季米特洛夫同誌問王明同誌對這個指示有什麽意見，王明同誌回答說：『我感到這個指示隻講到問題的一個方麵，而西安事變有兩種解決的可能：一種是剛同希特勒會談後，兼程趕回中國的親日派領袖汪精衛到達南京後，能夠發動空前大規模反共、反張（學良）楊（虎臣）的內戰，那麽西安事變客觀上會產生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另一種可能：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張學良和楊虎臣同蔣介石之間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那麽西安事變就將產生有利於中國人民，而不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季米特洛夫同誌說：『公開地說：我同意你的意見。』王明同誌說：『那就請你馬上打個電話給史達林同誌，請他立即接見我們，以便向他陳述我們的意見。』季米特洛夫同誌說：『史達林同誌既然直接派人送來指示，要我們立即發出去，那就是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意見的正確，沒有同我們交換意見的必要。在這樣情形下，不能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見，隻能照他的指示辦。』次日，史達林同誌要王明同誌馬上寫一篇《論西安事變》文章，在《共產國際》上發表。王明同誌把寫好的文稿送給季米特洛夫同誌看時，季米特洛夫同誌提議把文章前麵的一小段對西安事變兩種可能的估計，改成為基本上符合史達林同誌估計的內容。王明同誌說：『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如對西安事變隻寫一種如史達林同誌作的估計，那將給中共代表團在西安同張、楊接洽，以及同張、楊一起向蔣介石進行談判，造成很大的困難。』季米特洛夫同誌說：『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叫人把那小部分改一下，不用你的簽名，而用伊·傑克簽名好了。』（史達林同誌見到此文後，問季米特洛夫同誌：『為什麽王明同誌的文章用伊·傑克簽名發表？』季米特洛夫同誌把王明同誌對西安事變的意見，以及為何不用自己簽名發表的經過，都告訴了史達林。史達林同誌當時未表示任何意見。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一個半月後，史達林同誌告訴季米特洛夫同誌說：『假如王明給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的指示像王明同誌提的那樣，可能更合適些。』同時，他請季米特洛夫同誌把他的這個意見轉告王明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