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他：「組織統一戰線，我們和蔣介石是什麽關係？如果蔣介石要領導我們，要我們服從他的指揮，怎麽辦？」
「這個，我們要採取讓步的政策。我們組織愛國統一戰線，是為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爭取廣大的中間階層的人士，這樣才能壯大我們的聲勢，逼著蔣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戰。」
我聽了之後，覺得這個主張很對，是個很大膽的戰略上的轉變，就說：「你是不是打電報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國內去？」
「我們共產國際的聯絡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時間很長，而且往往傳達得不夠全麵，或不夠清楚，所以還是專人口頭傳達比較好。」
「這個意見我是接受的；不過，我不清楚，這是你自己的意見呢，還是共產國際的意見呢？這一點我應該知道，並應該向黨中央說個清楚。」
「這是共產國際的意見。」當時在中國黨內，共產國際的威信比黨中央的威信還高些。我想，既然是國際的意思，黨中央會聽從的，我答應一定傳達，而且我心裏也相信這個戰略決策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全國人們最關心的，是不要作亡國奴。
我們兩個人就在這走廊角裏約莫談了四十分鍾，這是我和王明談話最長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談話。[276]
回國以後，黃藥眠就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派來和他聯繫的黃文傑轉達了王明的建議。黃文傑說他將把這些意見轉達給中央。上海局還通過地下電台將此意見向江西蘇區作了傳達，但是王明的建議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領導人的任何響應。[277]
11月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1935年出版計劃、出小冊子等問題。決定出版下列小冊子：王明的「新政策的解釋」、「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史賓的「黨內問題」；米夫的「中共十五年」；郭淨、周和生的「土地農民問題」；徐傑的「經濟政策」、「蘇維埃建設」、「青年工作」、「紅軍」；李明的「民族革命戰爭」；康生的「職工問題」；梁樸的「職工運動史」；楊鬆的「東北問題」。
同日 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等，其中以陳紹禹、項英、張國燾等11人「組織中央政治局」。[278]
11月6日晚 李明邀請一批中國同誌在莫斯科聯盟飯店聚會歡慶十月革命18周年，接著把戀人麗紮帶到共產國際「柳克斯」[279]招待所去見王明，但「麗紮發現王明與李明的談話相當冷淡，李明與王明也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麗紮不理解李明為什麽要帶她去會見王明，事後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結婚，按照黨內規定，必須經過黨組織的批準，所以不得不找王明」。[280]
11月7日 在《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0期發表《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
同日 在巴黎《救國報》發表《答反帝統一戰線底反對者》，駁斥了蔣介石關於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不願與我和我們的軍隊發生關係，因此我們不得不與紅軍作戰」的「誑話」，明確提出了「聯蔣抗日」的思想：「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已屢次宣言，表示我們準備與任何軍隊和任何將領，訂立戰鬥協定去共同進行反日鬥爭，南京政府的軍隊當然也在內。至於講到蔣介石個人，那麽，我們公開宣稱：雖然他作了無限賣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與紅軍作戰，並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話，那麽，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不但給他以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而且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此文收入巴黎救國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王明著《救國文選》，[281]及在蘇聯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勢與新政策》。[282]
11月10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談論反日新策略、蘇區經濟、土地政策、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很多同誌發言談到王明的報告。
11月17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研究的主要內容有：1.中國部工作計劃；2.紀念中共15周年，其中關於史達林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文集，由王明寫序言；3.反帝學生運動與黨的任務。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蘇區職工會、濟難會綱領、楊明齋黨籍、張寶的問題、國際通訊中的文字問題等。關於楊明齋的黨籍問題，會議「認為〈楊〉1929年未得中央及北方省委同意私自逃跑到蘇聯，是錯誤的。已經蘇聯國家機關處罰，現在中共代表團承認他是中共黨員」。
11月20日 致依斯科貝什夫同誌信。[283]
11月28日 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名義致各級軍隊領導人電。[284]
11月 撰寫《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和《中國共產黨新政策的基礎》兩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發表於《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0期。1936年1月將這兩篇文章合編成《新形勢與新政策》的小冊子，在蘇聯出版，並在1936年1月9日～3月10日的《救國時報》上連載，同時刊載於《共產國際》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抗日戰爭初期改名為《抗日救國政策》，收入《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285]
《新形勢與新政策》共分為六個部分：一、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二、中共新政策產生的根據；三、駁復反日統一戰線底反對者；四、論蘇維埃政府與國防政府之間，紅軍與抗日聯軍之間的互相關係；五、必須在工作各方麵都起轉變；六、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底「新」政策。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底新政策，就是使全國人民總動員，使全國軍隊總動員，使全國財富總動員，使全國人民總武裝，使全國各黨派大團結，以便進行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採取這種「新政策」的根據是：1.「中國全體人民」要求抗日救國，「現在不僅工人階級、農民和一切勞動者」，「不僅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都覺悟到「必須採取堅決辦法」，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2.「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特點」；3.「中國紅軍和蘇維埃勢力底增長」和「他們的弱點」，「從軍事實力的觀點看來，僅僅靠今天紅軍底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從政治趨向的觀點看來，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為種種關係，在今天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政黨的影響」；4.需要糾正我們黨「理論上和實際中所表現的錯誤和弱點」，最「主要的是『左的』關門主義性質」的錯誤和弱點，它「妨礙著我們的黨，使黨不能成為全體人民公認的領袖和整個民族的團結的核心」。文章指出為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經濟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勞動問題、政治製度、對外政策等方麵，都需要「轉變」。[286]
「這個，我們要採取讓步的政策。我們組織愛國統一戰線，是為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爭取廣大的中間階層的人士，這樣才能壯大我們的聲勢，逼著蔣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戰。」
我聽了之後，覺得這個主張很對，是個很大膽的戰略上的轉變，就說：「你是不是打電報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國內去？」
「我們共產國際的聯絡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時間很長，而且往往傳達得不夠全麵，或不夠清楚，所以還是專人口頭傳達比較好。」
「這個意見我是接受的；不過，我不清楚，這是你自己的意見呢，還是共產國際的意見呢？這一點我應該知道，並應該向黨中央說個清楚。」
「這是共產國際的意見。」當時在中國黨內，共產國際的威信比黨中央的威信還高些。我想，既然是國際的意思，黨中央會聽從的，我答應一定傳達，而且我心裏也相信這個戰略決策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全國人們最關心的，是不要作亡國奴。
我們兩個人就在這走廊角裏約莫談了四十分鍾，這是我和王明談話最長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談話。[276]
回國以後，黃藥眠就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派來和他聯繫的黃文傑轉達了王明的建議。黃文傑說他將把這些意見轉達給中央。上海局還通過地下電台將此意見向江西蘇區作了傳達，但是王明的建議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領導人的任何響應。[277]
11月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1935年出版計劃、出小冊子等問題。決定出版下列小冊子：王明的「新政策的解釋」、「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史賓的「黨內問題」；米夫的「中共十五年」；郭淨、周和生的「土地農民問題」；徐傑的「經濟政策」、「蘇維埃建設」、「青年工作」、「紅軍」；李明的「民族革命戰爭」；康生的「職工問題」；梁樸的「職工運動史」；楊鬆的「東北問題」。
同日 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等，其中以陳紹禹、項英、張國燾等11人「組織中央政治局」。[278]
11月6日晚 李明邀請一批中國同誌在莫斯科聯盟飯店聚會歡慶十月革命18周年，接著把戀人麗紮帶到共產國際「柳克斯」[279]招待所去見王明，但「麗紮發現王明與李明的談話相當冷淡，李明與王明也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麗紮不理解李明為什麽要帶她去會見王明，事後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結婚，按照黨內規定，必須經過黨組織的批準，所以不得不找王明」。[280]
11月7日 在《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0期發表《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
同日 在巴黎《救國報》發表《答反帝統一戰線底反對者》，駁斥了蔣介石關於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不願與我和我們的軍隊發生關係，因此我們不得不與紅軍作戰」的「誑話」，明確提出了「聯蔣抗日」的思想：「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已屢次宣言，表示我們準備與任何軍隊和任何將領，訂立戰鬥協定去共同進行反日鬥爭，南京政府的軍隊當然也在內。至於講到蔣介石個人，那麽，我們公開宣稱：雖然他作了無限賣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與紅軍作戰，並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話，那麽，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不但給他以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而且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此文收入巴黎救國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王明著《救國文選》，[281]及在蘇聯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勢與新政策》。[282]
11月10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談論反日新策略、蘇區經濟、土地政策、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很多同誌發言談到王明的報告。
11月17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研究的主要內容有：1.中國部工作計劃；2.紀念中共15周年，其中關於史達林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文集，由王明寫序言；3.反帝學生運動與黨的任務。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蘇區職工會、濟難會綱領、楊明齋黨籍、張寶的問題、國際通訊中的文字問題等。關於楊明齋的黨籍問題，會議「認為〈楊〉1929年未得中央及北方省委同意私自逃跑到蘇聯，是錯誤的。已經蘇聯國家機關處罰，現在中共代表團承認他是中共黨員」。
11月20日 致依斯科貝什夫同誌信。[283]
11月28日 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名義致各級軍隊領導人電。[284]
11月 撰寫《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和《中國共產黨新政策的基礎》兩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發表於《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0期。1936年1月將這兩篇文章合編成《新形勢與新政策》的小冊子，在蘇聯出版，並在1936年1月9日～3月10日的《救國時報》上連載，同時刊載於《共產國際》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抗日戰爭初期改名為《抗日救國政策》，收入《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285]
《新形勢與新政策》共分為六個部分：一、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二、中共新政策產生的根據；三、駁復反日統一戰線底反對者；四、論蘇維埃政府與國防政府之間，紅軍與抗日聯軍之間的互相關係；五、必須在工作各方麵都起轉變；六、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底「新」政策。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底新政策，就是使全國人民總動員，使全國軍隊總動員，使全國財富總動員，使全國人民總武裝，使全國各黨派大團結，以便進行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採取這種「新政策」的根據是：1.「中國全體人民」要求抗日救國，「現在不僅工人階級、農民和一切勞動者」，「不僅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都覺悟到「必須採取堅決辦法」，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2.「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特點」；3.「中國紅軍和蘇維埃勢力底增長」和「他們的弱點」，「從軍事實力的觀點看來，僅僅靠今天紅軍底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從政治趨向的觀點看來，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為種種關係，在今天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政黨的影響」；4.需要糾正我們黨「理論上和實際中所表現的錯誤和弱點」，最「主要的是『左的』關門主義性質」的錯誤和弱點，它「妨礙著我們的黨，使黨不能成為全體人民公認的領袖和整個民族的團結的核心」。文章指出為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經濟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勞動問題、政治製度、對外政策等方麵，都需要「轉變」。[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