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與回憶》說：「1935年11月上旬，王明同誌給《布爾什維克》雜誌和《共產國際》雜誌寫了內容基本相同的兩篇論文，為了解釋在新形勢下的中共新政策。在這兩篇論文裏，解釋了中共新政策產生的各種根據；駁斥了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論據，進一步說明了蘇維埃政府與國防政府之間和紅軍與抗日聯軍之間的相互關係；提出了在蘇維埃區，在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勞動政策、政治製度、對外政策等各方麵，都要轉變到適合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意見。」「這兩篇論文發表的直接結果，一方麵是蔣介石被迫派遣代表團同王明同誌進行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談判，另方麵是北京學生發動著名的『一二·九』抗日運動。」「蔣介石之所以被迫派遣代表，是由於王明同誌把原來逼蔣抗日的策略，發展成為聯蔣抗日的策略，也就是在他的論文裏說：如果蔣介石停止反共戰爭，而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的帝國主義的話，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準備同他和南京政府及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裏說的那兩篇文章，就是這兩篇文章。
同月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在瓦窯堡向中共中央領導人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八一宣言》的各項內容，還傳達了為季米特洛夫所肯定和贊同的王明在演講中的重要論斷和倡議。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國人民的，不隻是代表工農的。」他的原話是：「按照自己的政綱和目的說來，中國共產黨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可是同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全體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政黨。」「在目前的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不僅具有頭等意義，而且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在民族危機日甚一日的條件之下，除了我們的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而外，別無其他的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麵，除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的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考慮到我國人民的民族生存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我們的黨應克服「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應當繼續發展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應當把這個政策極徹底地、極大膽地、極廣泛地和極堅決地運用起來，以便把全中國人民在極短期間內真正聯合起來，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共同戰鬥」。[287]
12月1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3～34期發表《反帝統一戰線鬥爭與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12月初 共產國際領導決定要王明和潘漢年與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談判。
《傳記與回憶》說：「蔣介石在1935年12月初，委任他的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他個人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經過蘇聯政府機關介紹，到共產國際找王明同誌。共產國際領導同誌決定要王明同誌和潘漢年同誌（即當時化名白靈，作為王明同誌秘書）參加談判。」
12月9日 得知一二·九運動消息後，寫七絕《「一二·九」運動》詩一首。[288]
同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辦的《救國報》改名為《救國時報》，繼續在巴黎出版。[289]
在《救國報》最後一期上，以「明」的名字發表《福建事變一周年》，其中作了一些自我批評。[290]
12月14日 在《救國時報》第2期發表關於抗日討蔣問題編輯部給陳奉奇的公開信。[291]
12月20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給戈帕涅爾的便函中說，根據現有需要並考慮到近來中國事態的發展，應採取擴大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分校的方針，並應「責成由曼努伊爾斯基、戈帕涅爾、米夫、王明、康生、施平[292]、基薩諾娃、賴特、梅利曼等同誌組成的委員會審定中國分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以便使之更接近中共的需要和新的情況」。[293]
同日 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294]
12月23日 米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295]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國工作計劃，要求組織撰寫並發表一些根據中國的情況闡述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小冊子和指導性文章，其中包括王明的《論中共的新政策》、《論孫文主義與國民黨》。並準備出版王明、克雷莫夫、米夫的《中國蘇維埃》第2卷、王明的《民族危機與中國共產黨》[296]，以紀念中共成立15周年。在「季米特洛夫同誌秘書處會議日程」中，安排1936年1月5日聽取王明的「在中國實現統一戰線的具體途徑」，3月5日聽取王明的「紅軍鬥爭的問題」。[297]
12月26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學生反日運動及少共的任務。
12月27日 《中共新政策產生的根據》，後收入1936年2月在蘇聯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勢與新政策》。
12月 作五律《喜聞李羅兩同誌安抵瓦窯堡》[298]一首，詩曰：
聞悉抵窯堡，渾身頓覺輕。
風霜萬裏路，馬列一條心。
統戰方針達，中華局勢新。
全民齊抗日，鳴鼓到東京！[299]
冬 作五絕《不死之人（悼方誌敏同誌）》，詩曰：
就義歌聲壯，遺書黨性高。
同月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在瓦窯堡向中共中央領導人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八一宣言》的各項內容，還傳達了為季米特洛夫所肯定和贊同的王明在演講中的重要論斷和倡議。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國人民的，不隻是代表工農的。」他的原話是：「按照自己的政綱和目的說來，中國共產黨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可是同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全體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政黨。」「在目前的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不僅具有頭等意義，而且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在民族危機日甚一日的條件之下，除了我們的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而外，別無其他的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麵，除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的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考慮到我國人民的民族生存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我們的黨應克服「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應當繼續發展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應當把這個政策極徹底地、極大膽地、極廣泛地和極堅決地運用起來，以便把全中國人民在極短期間內真正聯合起來，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共同戰鬥」。[287]
12月1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3～34期發表《反帝統一戰線鬥爭與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12月初 共產國際領導決定要王明和潘漢年與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談判。
《傳記與回憶》說：「蔣介石在1935年12月初，委任他的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他個人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經過蘇聯政府機關介紹，到共產國際找王明同誌。共產國際領導同誌決定要王明同誌和潘漢年同誌（即當時化名白靈，作為王明同誌秘書）參加談判。」
12月9日 得知一二·九運動消息後，寫七絕《「一二·九」運動》詩一首。[288]
同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辦的《救國報》改名為《救國時報》，繼續在巴黎出版。[289]
在《救國報》最後一期上，以「明」的名字發表《福建事變一周年》，其中作了一些自我批評。[290]
12月14日 在《救國時報》第2期發表關於抗日討蔣問題編輯部給陳奉奇的公開信。[291]
12月20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給戈帕涅爾的便函中說，根據現有需要並考慮到近來中國事態的發展，應採取擴大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分校的方針，並應「責成由曼努伊爾斯基、戈帕涅爾、米夫、王明、康生、施平[292]、基薩諾娃、賴特、梅利曼等同誌組成的委員會審定中國分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以便使之更接近中共的需要和新的情況」。[293]
同日 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294]
12月23日 米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295]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國工作計劃，要求組織撰寫並發表一些根據中國的情況闡述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小冊子和指導性文章，其中包括王明的《論中共的新政策》、《論孫文主義與國民黨》。並準備出版王明、克雷莫夫、米夫的《中國蘇維埃》第2卷、王明的《民族危機與中國共產黨》[296]，以紀念中共成立15周年。在「季米特洛夫同誌秘書處會議日程」中，安排1936年1月5日聽取王明的「在中國實現統一戰線的具體途徑」，3月5日聽取王明的「紅軍鬥爭的問題」。[297]
12月26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學生反日運動及少共的任務。
12月27日 《中共新政策產生的根據》，後收入1936年2月在蘇聯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勢與新政策》。
12月 作五律《喜聞李羅兩同誌安抵瓦窯堡》[298]一首，詩曰：
聞悉抵窯堡，渾身頓覺輕。
風霜萬裏路，馬列一條心。
統戰方針達，中華局勢新。
全民齊抗日，鳴鼓到東京！[299]
冬 作五絕《不死之人（悼方誌敏同誌）》，詩曰：
就義歌聲壯，遺書黨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