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王明、康生大搞個人崇拜,不少人持不同意見。作為白區黨組織的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孔原對此表示了不滿。王明等人就對他羅織罪名,成立專門小組進行審查,以致撤銷他的職務。孔原曾到列寧學院特別班學習,也被開除學籍,還給他嚴重警告處分,不準回國。孔原說:1936~1937年我在黨內生活歷史一次受到最嚴重的打擊,當時處境十分艱難。後來王稼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後,他的問題才得到公正的解決。[256]楊尚昆也回憶說:「後來,從莫斯科回來的孔原和馮錫等同誌,向毛主席直接報告了實際情況。孔原是老資格,原名陳鐵錚,後來到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當時王明和康生是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孔原討厭王明,覺得他不正派,反對王明反對得很厲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開除了孔原的黨籍。回延安後,孔就找毛主席,說康生一直是宣傳王明的,他不但沒有反對過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且在列寧學院講中國革命史課時就以王明這本小冊子作教科書;有一次,在中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上,他還帶頭在祝酒時喊:『王明同誌萬歲!』孔原跟毛主席談話後,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訴我的。像這樣去說的不隻孔原一個人,從莫斯科回來的還有好幾個人也去跟毛主席講。」[257]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說:「在會議期間,王明曾經策劃篡黨的陰謀,他嗾使幾個人發起倡議,以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國代表充當代表,召開『中國共產黨的臨時代表大會』,並企圖讓這次非法的『臨大』選舉王明作中共中央總書記。有兩個人拿著倡議書,請李立三簽名,也作為發起人之一。李立三認為盡管中共中央失去了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但是中共中央及全黨是在國內;在莫斯科這些黨員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這裏顯然是有陰謀的。因此他嚴詞拒絕了這個倡議,並立即採取行動進行抵製。他向代表團的其他領導匯報並指出了這種活動的非法性,表明了自己的反對態度,因而引起了其他人的堅決反對,迫使王明假稱自己不知道此事,並在一次代表團會議上假意批評了發起簽名的人,把事情掩飾過去。這個陰謀就這樣破產了。從此王明對李立三更加仇恨了。」[258]李思慎、劉之昆在《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書中也說了類似的情況。[259]


    8月25~27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會,討論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王明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的報告,指出中央製定新策略的出發點,一是中國發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機,二是「紅軍和蘇區本身存在弱點」,「僅僅依靠紅軍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從政治趨向的觀點看來,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而在其他政黨中,國民黨在當前則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的黨」。[260]因此,黨的任務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隻要「他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調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261]在這裏,王明由過去誇大紅軍和蘇區的作用,開始對國內的政治形勢作出較為切實的估計,正視國民黨的力量及其在反日戰爭中的作用,並開始提出了聯蔣抗日的思想。


    《傳記與回憶》說:引起這個報告的原因,是米夫和郭紹棠同誌「利用陪同中共出席國際七大代表團赴南俄參觀的機會,進行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活動,引起代表團同誌們的憤慨,回莫後紛紛要求王明同誌召集會議,批評他們的錯誤。米夫和郭紹棠同誌在會議上,承認他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所犯的錯誤。米夫同誌承認錯誤是誠懇的,他後來沒有再反對統一戰線,但是郭紹棠同誌後來還時常和康生一起暗地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其創始人。王明同誌認為,必須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理論上策略上說清楚,才能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達到一致,所以才召集這次會議,作這個報告」。


    9月10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告中華民族書草案》的飛行表決,9月24日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批準建議稿。[262]這個建議稿就是10月1日全文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草稿。


    9月下旬 參加青年共產國際[263]第六次代表大會後,與滕代遠、陳雲受到史達林等蘇共領導人的接見。[264]


    9月 致美國中共黨組織信。[265]


    10月1日 《八一宣言》即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巴黎《救國報》第10期全文刊載,同時發表於《共產國際》中文版第11~12期合刊。


    《八一宣言》發表以後,很快在國內傳播開來。到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傳著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邊遠地區如海南島等地也看到這個宣言。同時,它也在國外40多個國家的華僑中廣泛傳播了開來。隨著它的廣泛傳播,《八一宣言》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極大地鼓舞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抗日愛國熱情,推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爆發,從而促使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還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他們與共產黨的合作抗日和國共兩黨間的直接接觸,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開闢了道路;激發了海外僑胞和流亡國外的愛國人士的愛國熱情,使他們更加了解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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