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錄》說，該文還載於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社聯盟報》第29期，1936年2月1日出版的《國民須知》，1936年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1936年5月14日出版的《鬥爭》（西北）第99期，1936年5月20日出版的《戰鬥》第6期，《中國人》創刊號，並收入1936年2月出版的《共產國際論中國共產黨》，1938年出版的王明著《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1942年6月出版的王明著《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問題》等。[242]
《傳記與回憶》說：這個講演和《八一宣言》「兩項文件的發表，不僅引起了中國一切抗日反蔣的政治、軍事力量和民眾團體的積極響應和擁護，而且引起蔣介石和他領導下的國民黨的各種派別的熱烈響應和爭論，因而對於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給以極大的推動」。
師哲回憶說：「為了配合王明的報告，康生也在大會上發了言，他借中國工農紅軍、遊擊隊和蘇區的發展壯大，極力吹捧王明，為王明歌功頌德。他竭力想說明，在王明的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迅速向前發展了。」[243]他還說：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長篇報告後，「康生在大會上為主子吶喊助威，也作了『副報告』，報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誌萬歲』，於是他們的狼狽關係更加親密了」。[244]
8月8日 與康生聯名致書記處信。[245]
8月20日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和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一起，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康生、秦邦憲被選為候補執委會委員，周和生被選為監察委員會委員。
同日 陳雲到達莫斯科。有的學者說：「從陳雲那裏，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關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全部詳情。從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錯綜複雜的關係。」[246]
8月21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上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康生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候補委員。[247]
師哲回憶說：「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委、書記處書記，分工管理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工作。於是，他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頭銜給了康生。這樣，康生成了正式代表，而王明則成為中共代表的『太上皇』。」[248]
李國華於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王明及其最親信的幹部曾經多次向我們表明，認為王明在黨內歷史上的偉大功績有三：一是大革命時代在俄國學習時，開展反托派與右派的鬥爭，而產生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事情；二是在國內反立三路線和領導四中全會；三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一向自稱統一戰線的政策是王明同誌手造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35年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候選名單中本來沒有王明的名字，吳克堅同誌馬上起來說明主席團名單有增加的必要，他說明了王明的功勞，特別是強調在國際大會上各國黨都沒有提出新的政策來，唯有王明同誌代表中央提出了新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結果王明同誌當上了主席團的候補委員。[249]
8月25～27日 撰寫《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250]
8月 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以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舉行慶祝會，康生極力吹捧王明。
仲侃在《康生評傳》中說：1935年上半年，康生就以共產國際招待所——「留克斯」為基地，串聯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大的一些中國學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批準王明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事後，康生承認確有此事，但是多方辯解，說自己沒有參與此事。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慶祝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的宴會上，康生又突然出麵向與會者提議「擁護王明同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帶頭舉杯，「為王明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而幹杯！」與此同時，康生還指示莫斯科東方勞大中國部舉辦了一個「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突出宣傳王明路線的「正確」，吹捧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251]
師哲回憶說：「康生與王明一唱一和，在駐共產國際的同誌中間發起簽名，要求讓王明當中共領袖，高呼『王明萬歲！』」[252]他還說：「我們在共產國際工作時，為了培養自己的幹部，將十五歲以上的孩子都送到專設的中學學習。但對他們的教育卻很成問題。這些青年雖然都是中國人，可是對中國的歷史和革命鬥爭情況一無所知，隻知道一個王明。學校甚至讓他們隻喊『王明萬歲』。」[2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任弼時傳》說：任弼時1938年到共產國際後，「發現王明和康生政治上極其不正派，一是許多場合竟懸掛著王明的像。據國際列寧學院中的中國學員反映，康生到處鼓吹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甚至串連一些人上書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蔡暢也聽到反映說，這裏經常有人喊王明萬歲的口號。而王明竟然心安理得」。[254]
閻明復在《康生其人其事》一文中也說：「1933年7月～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線，把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說成是體現了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當總書記的簽名運動，串聯一些人向共產國際寫請願書，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255]
《傳記與回憶》說：這個講演和《八一宣言》「兩項文件的發表，不僅引起了中國一切抗日反蔣的政治、軍事力量和民眾團體的積極響應和擁護，而且引起蔣介石和他領導下的國民黨的各種派別的熱烈響應和爭論，因而對於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給以極大的推動」。
師哲回憶說：「為了配合王明的報告，康生也在大會上發了言，他借中國工農紅軍、遊擊隊和蘇區的發展壯大，極力吹捧王明，為王明歌功頌德。他竭力想說明，在王明的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迅速向前發展了。」[243]他還說：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長篇報告後，「康生在大會上為主子吶喊助威，也作了『副報告』，報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誌萬歲』，於是他們的狼狽關係更加親密了」。[244]
8月8日 與康生聯名致書記處信。[245]
8月20日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和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一起，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康生、秦邦憲被選為候補執委會委員，周和生被選為監察委員會委員。
同日 陳雲到達莫斯科。有的學者說：「從陳雲那裏，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關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全部詳情。從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錯綜複雜的關係。」[246]
8月21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上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康生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候補委員。[247]
師哲回憶說：「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委、書記處書記，分工管理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工作。於是，他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頭銜給了康生。這樣，康生成了正式代表，而王明則成為中共代表的『太上皇』。」[248]
李國華於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王明及其最親信的幹部曾經多次向我們表明，認為王明在黨內歷史上的偉大功績有三：一是大革命時代在俄國學習時，開展反托派與右派的鬥爭，而產生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事情；二是在國內反立三路線和領導四中全會；三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一向自稱統一戰線的政策是王明同誌手造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35年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候選名單中本來沒有王明的名字，吳克堅同誌馬上起來說明主席團名單有增加的必要，他說明了王明的功勞，特別是強調在國際大會上各國黨都沒有提出新的政策來，唯有王明同誌代表中央提出了新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結果王明同誌當上了主席團的候補委員。[249]
8月25～27日 撰寫《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250]
8月 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以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舉行慶祝會，康生極力吹捧王明。
仲侃在《康生評傳》中說：1935年上半年，康生就以共產國際招待所——「留克斯」為基地，串聯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大的一些中國學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批準王明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事後，康生承認確有此事，但是多方辯解，說自己沒有參與此事。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慶祝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的宴會上，康生又突然出麵向與會者提議「擁護王明同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帶頭舉杯，「為王明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而幹杯！」與此同時，康生還指示莫斯科東方勞大中國部舉辦了一個「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突出宣傳王明路線的「正確」，吹捧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251]
師哲回憶說：「康生與王明一唱一和，在駐共產國際的同誌中間發起簽名，要求讓王明當中共領袖，高呼『王明萬歲！』」[252]他還說：「我們在共產國際工作時，為了培養自己的幹部，將十五歲以上的孩子都送到專設的中學學習。但對他們的教育卻很成問題。這些青年雖然都是中國人，可是對中國的歷史和革命鬥爭情況一無所知，隻知道一個王明。學校甚至讓他們隻喊『王明萬歲』。」[2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任弼時傳》說：任弼時1938年到共產國際後，「發現王明和康生政治上極其不正派，一是許多場合竟懸掛著王明的像。據國際列寧學院中的中國學員反映，康生到處鼓吹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甚至串連一些人上書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蔡暢也聽到反映說，這裏經常有人喊王明萬歲的口號。而王明竟然心安理得」。[254]
閻明復在《康生其人其事》一文中也說：「1933年7月～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線，把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說成是體現了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當總書記的簽名運動，串聯一些人向共產國際寫請願書，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