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與回憶》說：「在恩來和紹禹離開上海前，開了一次臨時中央政治局會，到會的有〈盧福〉坦、陳雲、博古、趙容。恩來和紹禹參加。在這次會上，解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時，誰當主席的問題。因為坦堅持要由他一人當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夠（他基本上是個文盲）。當時周、陳說明臨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應輪流當主席。紹禹說明：臨時中央政治局是由遠東局建議，國際批準成立的。等將來正式中央政治局回上海，或遷到有相當人數正式政治局委員的地方，臨時中央政治局應當結束，交出工作任務。」
10月 由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據周恩來、王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的精神，再一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編號為第4號的指示電，說：「歐陽來信，中央有一長信指示你們，恐未到，現電告要點如下」：「1.蘇區偉大的成功在衝破『圍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權、鞏固紅軍、提高黨的指導、ab團活動失敗，而成為中國革命危機主要標誌。」「蘇區嚴重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黨還未盡一切可能動員鞏固根據地和紅軍，對消滅地主階級，抑製富農政策還動搖，蘇大會久未準備，臨時政權組織又取消，忽視工人運動反帝鬥爭，黨內缺乏思想鬥爭和教育工作，這都使階級戰爭的進行遇到困難……」[390]
同月 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第1號電》說：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應增加王明、關向應、徐錫根及各地蘇維埃政府主席、政治保衛部和教育部部長。[391]
* * *
[1]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329頁。
[2] 王明：《中共半世紀》，第108頁。
[3] 即王明，下同。
[4]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以下簡稱《資料叢書》）第8冊，第93頁。
[5] 參見戴茂林《關於王明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6] 曹仲彬：《訪問黃理文談話記錄》，轉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99頁。
[7]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60頁。夾注。詩下註明寫作時間是3月初，但據米夫1929年3月26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他這時還沒有回國，所以時間應該是4月到5月初。
[8] 關於王明回國的時間，他本人有幾種說法：他自己填表有時寫4月，有時寫5月。別人的回憶更是眾說紛紜，如李維漢說他是4月回國，見《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黨史通訊》1985年第11期。本書根據他的詩作，取3月。
[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64頁。詩下註明寫作時間是3月上旬，但據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說：「陳紹禹（戈盧別夫）還沒有來到上海，請電詢海參崴。」（《資料叢書》第8冊，第112頁）說明王明這時還沒有到達上海，他到達上海的時間應該是5月上旬。
[10] 王明在延安寫的簡歷說1929年5～7月「任中央黨報採訪員兼送報」；1950年填的簡歷表說自己1929年4月後「在上海，作紅旗報通訊員」。
[11]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15～116頁。
[12] 仲侃：《康生評傳》，第32頁。
[13] 1929年7月，王明被調到中共滬東區委宣傳部，但沒有材料證明王明擔任了宣傳部長，更不可能代理區委書記等職，此處回憶有誤。
[14]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695、696頁。
[15] 《吳玉章略傳》，《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第32頁；《吳玉章文集》下冊，第1310～1311頁。
[16] 毛齊華：《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內部鬥爭的情況》（未刊稿），轉引自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99頁。
[17] 姚守中等編著《瞿秋白年譜長編》，第272頁。
[18]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72頁。
[19]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01頁。
[20]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陳修良文集》，第249頁。
[21] 《回憶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革命史資料》第19輯，第94頁。
[22] 《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十天大會」》，《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第42頁。
[23]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3頁。
[24] 《楊尚昆回憶錄》，第35～36頁。
[25] 《回憶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革命史資料》第19輯，第94頁。
[26] 《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十天大會」》，《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第42頁。
[27] 《關於唐義貞烈士的回憶》，《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
[28]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3～194頁。
[29]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沙尚之編《記孫冶方》，第261頁。
[30]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陳修良文集》，第249頁。
[31] 《孫冶方給陳修良的信》（1977年1月8日），沙尚之編《記孫冶方》，第207頁。
[32] 《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鬥爭生活回憶》，《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第100頁。
[33]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101頁。
10月 由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據周恩來、王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的精神，再一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編號為第4號的指示電，說：「歐陽來信，中央有一長信指示你們，恐未到，現電告要點如下」：「1.蘇區偉大的成功在衝破『圍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權、鞏固紅軍、提高黨的指導、ab團活動失敗，而成為中國革命危機主要標誌。」「蘇區嚴重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黨還未盡一切可能動員鞏固根據地和紅軍，對消滅地主階級，抑製富農政策還動搖，蘇大會久未準備，臨時政權組織又取消，忽視工人運動反帝鬥爭，黨內缺乏思想鬥爭和教育工作，這都使階級戰爭的進行遇到困難……」[390]
同月 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第1號電》說：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應增加王明、關向應、徐錫根及各地蘇維埃政府主席、政治保衛部和教育部部長。[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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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329頁。
[2] 王明：《中共半世紀》，第108頁。
[3] 即王明，下同。
[4]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以下簡稱《資料叢書》）第8冊，第93頁。
[5] 參見戴茂林《關於王明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6] 曹仲彬：《訪問黃理文談話記錄》，轉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99頁。
[7]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60頁。夾注。詩下註明寫作時間是3月初，但據米夫1929年3月26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他這時還沒有回國，所以時間應該是4月到5月初。
[8] 關於王明回國的時間，他本人有幾種說法：他自己填表有時寫4月，有時寫5月。別人的回憶更是眾說紛紜，如李維漢說他是4月回國，見《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黨史通訊》1985年第11期。本書根據他的詩作，取3月。
[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64頁。詩下註明寫作時間是3月上旬，但據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說：「陳紹禹（戈盧別夫）還沒有來到上海，請電詢海參崴。」（《資料叢書》第8冊，第112頁）說明王明這時還沒有到達上海，他到達上海的時間應該是5月上旬。
[10] 王明在延安寫的簡歷說1929年5～7月「任中央黨報採訪員兼送報」；1950年填的簡歷表說自己1929年4月後「在上海，作紅旗報通訊員」。
[11]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15～116頁。
[12] 仲侃：《康生評傳》，第32頁。
[13] 1929年7月，王明被調到中共滬東區委宣傳部，但沒有材料證明王明擔任了宣傳部長，更不可能代理區委書記等職，此處回憶有誤。
[14]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695、696頁。
[15] 《吳玉章略傳》，《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第32頁；《吳玉章文集》下冊，第1310～1311頁。
[16] 毛齊華：《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內部鬥爭的情況》（未刊稿），轉引自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99頁。
[17] 姚守中等編著《瞿秋白年譜長編》，第272頁。
[18]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72頁。
[19]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01頁。
[20]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陳修良文集》，第249頁。
[21] 《回憶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革命史資料》第19輯，第94頁。
[22] 《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十天大會」》，《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第42頁。
[23]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3頁。
[24] 《楊尚昆回憶錄》，第35～36頁。
[25] 《回憶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革命史資料》第19輯，第94頁。
[26] 《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十天大會」》，《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第42頁。
[27] 《關於唐義貞烈士的回憶》，《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
[28]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3～194頁。
[29]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沙尚之編《記孫冶方》，第261頁。
[30]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陳修良文集》，第249頁。
[31] 《孫冶方給陳修良的信》（1977年1月8日），沙尚之編《記孫冶方》，第207頁。
[32] 《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鬥爭生活回憶》，《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第100頁。
[33]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