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論著認為這個決議是王明起草的，但王明一直否認這個決議由他起草。1944年2月27日王明寫給周恩來的信即說這個決議「是博古（或李竹聲）起草的，絕非我起草的」。
後來，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長文中稱這篇文章是王明路線時期，「從文件到實際在全國大打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所描繪的「全中國成熟著的革命危機的圖畫」，表麵上似乎好看，「其實卻是一堆敗絮」；它由一係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國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的「決戰論」，作為「緊急任務」提出的要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後，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據」，推本尋源，「葬送紅軍自此始」。它強調的要「更深刻的發展內部的階級鬥爭」，是後來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批評『富農路線』的根據」；它以「絕對主義」立場，說革命力量發展「必然促進反革命的團結」。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滿事變後，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本無視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和爭取中間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後來竟然把包括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領導的、反蔣不反共的第三黨等，一概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同時把滿洲事變看成是「世界大戰尤其是反蘇聯戰爭的導火線」，並提出「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是「保衛中國」的口號，「這是後來認為可以向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決戰的根據」；決議要求全黨「在最短期間之內，百分之百的」完成「緊急任務」，如若不然，便是「對困難投降、消極、怠工與失望的情緒與行動」，於是就要在全黨大打「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指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此形成並以此為起點，向前發展成為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加完備的係統路線。[387]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於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並在後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388]
9月22日 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
《傳記與回憶》說，這個決議是1931年9月18日晚王明讓博古起草的，當時「紹禹告訴博古，此宣言起草後，立即送交恩來看並交臨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最好明日就發出」。此宣言發出後，得到廣泛的響應。
9月下旬～10月中旬 與周恩來編《南針》雜誌。
《傳記與回憶》說：1931年9月共產國際一再催促他們去莫斯科後，「紹禹和恩來都認為：『現在這樣忙，哪能離開？』於是兩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動。就在家裏合編刊物好了。於是出了一小型指導刊物，名叫《南針》。紹禹用韶玉等筆名，恩來用蘇□等筆名寫文章，幫助幹部了解黨的政策方針和領導群眾運動的工作方法。韶玉寫了一封信致中共中央（偽稱發自廬山），內容是關於批評立三路線不懂得利用公開（合法）和爭取公開（合法）的分別，因而使工作受到損失等。此文起了很好作用，可惜因陳、周相繼離開上海，《南針》隻出了幾期就停刊了。（幾期《南針》在共產國際都有，紹禹曾看到過）。」回憶中還說：上麵說的「紹禹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也是一份重要文獻」。
《寫作要目》說：「關於如何正確利用合法和爭取公開問題，並批評李立三同誌等在這個問題方麵的錯誤。此信載於《南針》，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作者和周恩來同誌合編的小型雜誌。當時周恩來用蘇□等化名，作者用韶玉等化名。」
秋 作七絕《大水災》。[389]
10月18日 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解決開會時誰當主席的問題。
後來，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長文中稱這篇文章是王明路線時期，「從文件到實際在全國大打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所描繪的「全中國成熟著的革命危機的圖畫」，表麵上似乎好看，「其實卻是一堆敗絮」；它由一係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國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的「決戰論」，作為「緊急任務」提出的要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後，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據」，推本尋源，「葬送紅軍自此始」。它強調的要「更深刻的發展內部的階級鬥爭」，是後來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批評『富農路線』的根據」；它以「絕對主義」立場，說革命力量發展「必然促進反革命的團結」。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滿事變後，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本無視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和爭取中間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後來竟然把包括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領導的、反蔣不反共的第三黨等，一概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同時把滿洲事變看成是「世界大戰尤其是反蘇聯戰爭的導火線」，並提出「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是「保衛中國」的口號，「這是後來認為可以向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決戰的根據」；決議要求全黨「在最短期間之內，百分之百的」完成「緊急任務」，如若不然，便是「對困難投降、消極、怠工與失望的情緒與行動」，於是就要在全黨大打「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指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此形成並以此為起點，向前發展成為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加完備的係統路線。[387]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於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並在後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388]
9月22日 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
《傳記與回憶》說，這個決議是1931年9月18日晚王明讓博古起草的，當時「紹禹告訴博古，此宣言起草後，立即送交恩來看並交臨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最好明日就發出」。此宣言發出後，得到廣泛的響應。
9月下旬～10月中旬 與周恩來編《南針》雜誌。
《傳記與回憶》說：1931年9月共產國際一再催促他們去莫斯科後，「紹禹和恩來都認為：『現在這樣忙，哪能離開？』於是兩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動。就在家裏合編刊物好了。於是出了一小型指導刊物，名叫《南針》。紹禹用韶玉等筆名，恩來用蘇□等筆名寫文章，幫助幹部了解黨的政策方針和領導群眾運動的工作方法。韶玉寫了一封信致中共中央（偽稱發自廬山），內容是關於批評立三路線不懂得利用公開（合法）和爭取公開（合法）的分別，因而使工作受到損失等。此文起了很好作用，可惜因陳、周相繼離開上海，《南針》隻出了幾期就停刊了。（幾期《南針》在共產國際都有，紹禹曾看到過）。」回憶中還說：上麵說的「紹禹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也是一份重要文獻」。
《寫作要目》說：「關於如何正確利用合法和爭取公開問題，並批評李立三同誌等在這個問題方麵的錯誤。此信載於《南針》，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作者和周恩來同誌合編的小型雜誌。當時周恩來用蘇□等化名，作者用韶玉等化名。」
秋 作七絕《大水災》。[389]
10月18日 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解決開會時誰當主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