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共給各蘇區的指示信》[375]中再次向毛澤東作了挑戰。這一指示信是給所有蘇區的通報，但它實際上是攻擊毛澤東直接控製下的中央蘇區。指示信指出，中央蘇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一條內容明確的階級路線，群眾工作不夠先進，這兩者都是立三路線影響的產物。信中提到的蘇區黨政領導的嚴重錯誤，尤以中央蘇區為甚。例如，關於紅軍和蘇區，指示信指出沒有很好建立穩固的總部，堅持必須解放和占領一個到幾個大城市，以此作為總部。關於對富農的政策，指示信反對給富農分好田。它還攻擊紅軍愚蠢地單純打遊擊，強調紅軍的編製不適應準備進行大規模作戰。」[376]
8月 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滿意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四次擴大會議，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中，擊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進攻，堅決打擊了李立三同誌的半托洛茨基立場及對這立場調和的態度……四中全會，使中共在繼續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上向前進了一大步，它糾正了政治路線和刷新了黨的領導，同時開始了黨全部工作中的轉變，去實際地和徹底地解決擺在黨麵前的那些刻不容緩的任務。」[377]
9月 國民黨政府向各地發出密令，懸賞通緝共黨要人瞿秋白、周恩來（賞金各為兩萬元）和張聞天、陳紹禹、沈澤民、羅登賢、秦邦憲（賞金各為一萬元）。[378]
9月中旬 共產國際派來為周恩來、陳紹禹安排交通的人到上海，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傳記與回憶》說：共產國際派來的人「9月中到上海，他又傳達了國際要周陳立即離開上海的意見。因而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請國際領導批準。國際領導回電批準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共有5人，即把平時已經參加處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陳雲、洛甫、康生加上（福）坦（原為政治局委員，在全國總工會工作）」。[379]
不少論著說王明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是他自己提出的。例如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說：「七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機關及一個秘密印刷所被破獲，包括羅綺園、楊匏安在內的二十三名宣傳部重要人員被捕。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380]。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381]楊奎鬆也說：「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建議王明等人撤到中央蘇區去，王卻堅持要去莫斯科。又是米夫推薦，共產國際特批王明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結果，王明就成了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中介和傳聲筒。」「然而，這一特殊地位，使他兩麵討巧。對中共中央，他儼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臨下，隨意發號施令；對莫斯科，他儼然又是中國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種光環紛紛落到他的身上，使他身價百倍。正是這種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態。當然跟『得』緊也是王明這種人致勝的法寶之一。」[382]
9月18日 日軍侵占瀋陽，旋即占領東北三省。王明看到這個消息後，讓博古起草《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
《傳記與回憶》說：9月18日晚，紹禹到博古家去見共產國際派來安排交通的人，「決定周陳即日起程赴莫。不料紹禹回來時，在街上聽到賣報童喊著：『號外！號外！日本炮轟瀋陽，國民政府下令不抵抗！』紹禹買了一份報（號外），一麵看著，一麵又回到博古處去。他告訴博古：要馬上起草一個『中國共產黨為日軍攻占瀋陽事告全國同胞書』。」[383]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立三的『左』，大家都清楚。但王明卻強調立三是『右』。這就比較明顯地表明四中全會比立三更『左』。四中全會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過激措施，但它的決議，王明的小冊子，對『九·一八』事變以後形勢的分析，都是『左』。『九·一八』事變本來應當是黨的一個轉機，黨的工作應當有一個變化，但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沒有這樣做。」[384]
9月19日 於上海作雙七絕《「九一八」夜》。[385]
9月20日 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這個指示指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主要特點，是江西工農紅軍衝破了敵人第三次的『圍剿』與其他蘇區紅軍的勝利，是普及全中國的災民鬥爭，與澎湃著衝擊前來的反帝潮流」，「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是最大的威脅，而且將加速的促進中國反革命內部的崩潰過程」，「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的進行著」，「因此，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應該立刻執行12條「緊急任務」，其中有蘇區的黨應「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部隊，消滅它的一方麵，在政治軍事的〈順〉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盡可能的把零散的分散的蘇區連成一片」；非蘇區方麵應「盡可能的在某些城市（如上海，唐山，天津等）中努力去準備和組織某一產業的同盟罷工」，等等。這個指示還說「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黨必須對他們作思想上與組織上的鬥爭」。[386]
8月 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滿意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四次擴大會議，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中，擊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進攻，堅決打擊了李立三同誌的半托洛茨基立場及對這立場調和的態度……四中全會，使中共在繼續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上向前進了一大步，它糾正了政治路線和刷新了黨的領導，同時開始了黨全部工作中的轉變，去實際地和徹底地解決擺在黨麵前的那些刻不容緩的任務。」[377]
9月 國民黨政府向各地發出密令，懸賞通緝共黨要人瞿秋白、周恩來（賞金各為兩萬元）和張聞天、陳紹禹、沈澤民、羅登賢、秦邦憲（賞金各為一萬元）。[378]
9月中旬 共產國際派來為周恩來、陳紹禹安排交通的人到上海，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傳記與回憶》說：共產國際派來的人「9月中到上海，他又傳達了國際要周陳立即離開上海的意見。因而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請國際領導批準。國際領導回電批準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共有5人，即把平時已經參加處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陳雲、洛甫、康生加上（福）坦（原為政治局委員，在全國總工會工作）」。[379]
不少論著說王明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是他自己提出的。例如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說：「七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機關及一個秘密印刷所被破獲，包括羅綺園、楊匏安在內的二十三名宣傳部重要人員被捕。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380]。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381]楊奎鬆也說：「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建議王明等人撤到中央蘇區去，王卻堅持要去莫斯科。又是米夫推薦，共產國際特批王明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結果，王明就成了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中介和傳聲筒。」「然而，這一特殊地位，使他兩麵討巧。對中共中央，他儼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臨下，隨意發號施令；對莫斯科，他儼然又是中國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種光環紛紛落到他的身上，使他身價百倍。正是這種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態。當然跟『得』緊也是王明這種人致勝的法寶之一。」[382]
9月18日 日軍侵占瀋陽，旋即占領東北三省。王明看到這個消息後，讓博古起草《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
《傳記與回憶》說：9月18日晚，紹禹到博古家去見共產國際派來安排交通的人，「決定周陳即日起程赴莫。不料紹禹回來時，在街上聽到賣報童喊著：『號外！號外！日本炮轟瀋陽，國民政府下令不抵抗！』紹禹買了一份報（號外），一麵看著，一麵又回到博古處去。他告訴博古：要馬上起草一個『中國共產黨為日軍攻占瀋陽事告全國同胞書』。」[383]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立三的『左』，大家都清楚。但王明卻強調立三是『右』。這就比較明顯地表明四中全會比立三更『左』。四中全會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過激措施，但它的決議，王明的小冊子，對『九·一八』事變以後形勢的分析，都是『左』。『九·一八』事變本來應當是黨的一個轉機，黨的工作應當有一個變化，但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沒有這樣做。」[384]
9月19日 於上海作雙七絕《「九一八」夜》。[385]
9月20日 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這個指示指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主要特點，是江西工農紅軍衝破了敵人第三次的『圍剿』與其他蘇區紅軍的勝利，是普及全中國的災民鬥爭，與澎湃著衝擊前來的反帝潮流」，「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是最大的威脅，而且將加速的促進中國反革命內部的崩潰過程」，「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的進行著」，「因此，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應該立刻執行12條「緊急任務」，其中有蘇區的黨應「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部隊，消滅它的一方麵，在政治軍事的〈順〉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盡可能的把零散的分散的蘇區連成一片」；非蘇區方麵應「盡可能的在某些城市（如上海，唐山，天津等）中努力去準備和組織某一產業的同盟罷工」，等等。這個指示還說「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黨必須對他們作思想上與組織上的鬥爭」。[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