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要目》還說：「富田事變後，毛澤東用反對ab團口號擴大肅反運動，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中央局書記項英同誌和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同誌都被懷疑為反革命，造成一片恐怖狀態。任弼時同誌（蘇區中央局書記）派歐陽欽同誌向中央報告情況，請求指示。此信基本上是由王明同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稿整理而成。王明同誌修改後，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發出。信中除批評擴大肅反運動錯誤外，指出肅反錯誤的主要原因是：階級路線不明顯，群眾工作不充分。」
3月底 據廖華說，周榮生曾大罵王明。
廖華在1943年12月6日寫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經過》中說：周榮生和我原來都在滬西工作。我出獄後，在馬路上遇到他，他大罵陳紹禹說：「我看見那王八蛋，要搞他一頓，因為在反立三時候，陳紹禹要我到滬西工人方麵活動，說如果推翻了李立三，要我當中央委員。結果立三打倒了，不但沒有當中央委員，而且連組織都丟掉了！」1931年3月底，我在互濟總會當組織部長，在路上遇到王明，就告訴他周榮生大罵他的事情，他說：不要信他胡說八道。
4月2日 蓋利斯在同周恩來、向忠發和張國燾談話中談到王明，他說：「絲綢工業幾千名工人於4月1日舉行了罷工。4月2日有1.6萬工人罷工。他們要求提高工資，增加物價上漲補貼。因為自己信息不夠靈通，莫斯克文不能詳細通報罷工的情況。奇怪的是，戈盧別夫4月1日還不知道罷工的事（4月1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戈盧別夫參加了這次會議，關於絲綢工業的情況他隻字未提）。」[356]
4月7日 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王明談話。王明匯報了中國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工作和成績。[357]
4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王明到一個尼姑庵裏住了一段時間。
《傳記與回憶》說：「顧順章向陳立夫保證他能設法逮捕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同時蔣介石更懸賞通緝向、周、陳三人，每人賞格為十萬元。」「為了躲避敵人的追蹤，時常一日兩三次搬家。某日我們搬到新閘路上的一個小尼姑庵裏去住（她們樓上的房子出租）。三個尼姑日裏穿著袈裟，敲木魚，夜晚擦脂抹粉地『招待顧客』。我們住在她們的樓上，被她們吵得不能安靜，正想搬走，恰好陳庚〈賡〉同誌來了。他首先說：『你們為什麽住到這裏來了，這一帶有很多流氓來往。』」
為紀念這段日子，王明於這年夏天寫了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詩：
警犬覓蹤何所之？尼庵同隱學禪師。
黨人本領通天大，結伴神仙鬼不知。
5月1日 中共中央通過《中央巡視條例》，建立了派巡視員指導各級黨部的所謂「活的領導」體製。《條例》規定了巡視員的條件、任務、工作方法以及職權，明確規定：「巡視員是中央對各地黨部考查和指導工作的全權代表」，「巡視員對中央須負絕對的責任」，要「盡量參加一切工作會議，在日常工作中，審查地方黨部的工作方式」，「遇有當地發生的新事變必須迅速予以解決和布置，報告中央關於處理事變的詳情，以便保證國際和中央路線百分之百的執行」。[358]
5月9日 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及中共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案》，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反革命與革命階級鬥爭的緊張和尖銳」，「表現國民黨統治的不穩而日趨崩潰」。可是，蘇區的「富農路線與反革命分子還占據在許多黨及蘇維埃的領導機關內。在非蘇區的工農群眾鬥爭中，黨的力量也表顯［現］得非常薄弱」。因此，「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前麵，執行國際路線到一切實際工作中，根本消滅立三主義的工作方式與目前最嚴重右傾機會主義消沉態度。這是全黨的戰鬥任務」。[359]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360]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1931年5月9日中央決議宣稱，「右」傾路線依然是黨內的主要危險。決議中提到的所謂富農路線，就是指江西中央蘇區和毛澤東的。毛澤東指責為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的，正是中央的這一立場。這一中央決議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毛澤東之間即將到來的公開的權力鬥爭的序幕。[361]
5月 於上海作五絕《海南（悼李碩勛同誌）》。詩曰：
奉調海南去，依依竟夜談。
琴音猶在耳，難信隔人天。[362]
6月10日 雷利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中說：「戈盧別夫1931年6月1日在同我們談話時講述了江蘇，更確切地說是上海的工作情況。梅爾庫洛夫[363]現在被任命去接替戈戶別夫。由三人組成的省委會在戈盧別夫的領導下工作。」[364]
6月21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傳記與回憶》說：「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恩來家開會，討論常委是否暫時搬到哈爾濱或蘇區去的問題，並決定把這個問題和國際遠東局去商量。這晚常委決定：老頭[365]從今晚起，在常委搬家問題未決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來家裏，老頭當時同意了。」但「向忠發不遵守中央常委決定，當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車行去租汽車」時被捕了。
3月底 據廖華說，周榮生曾大罵王明。
廖華在1943年12月6日寫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經過》中說：周榮生和我原來都在滬西工作。我出獄後，在馬路上遇到他，他大罵陳紹禹說：「我看見那王八蛋，要搞他一頓，因為在反立三時候，陳紹禹要我到滬西工人方麵活動，說如果推翻了李立三，要我當中央委員。結果立三打倒了，不但沒有當中央委員，而且連組織都丟掉了！」1931年3月底，我在互濟總會當組織部長，在路上遇到王明，就告訴他周榮生大罵他的事情，他說：不要信他胡說八道。
4月2日 蓋利斯在同周恩來、向忠發和張國燾談話中談到王明，他說：「絲綢工業幾千名工人於4月1日舉行了罷工。4月2日有1.6萬工人罷工。他們要求提高工資，增加物價上漲補貼。因為自己信息不夠靈通，莫斯克文不能詳細通報罷工的情況。奇怪的是，戈盧別夫4月1日還不知道罷工的事（4月1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戈盧別夫參加了這次會議，關於絲綢工業的情況他隻字未提）。」[356]
4月7日 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王明談話。王明匯報了中國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工作和成績。[357]
4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王明到一個尼姑庵裏住了一段時間。
《傳記與回憶》說：「顧順章向陳立夫保證他能設法逮捕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同時蔣介石更懸賞通緝向、周、陳三人，每人賞格為十萬元。」「為了躲避敵人的追蹤，時常一日兩三次搬家。某日我們搬到新閘路上的一個小尼姑庵裏去住（她們樓上的房子出租）。三個尼姑日裏穿著袈裟，敲木魚，夜晚擦脂抹粉地『招待顧客』。我們住在她們的樓上，被她們吵得不能安靜，正想搬走，恰好陳庚〈賡〉同誌來了。他首先說：『你們為什麽住到這裏來了，這一帶有很多流氓來往。』」
為紀念這段日子，王明於這年夏天寫了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詩：
警犬覓蹤何所之？尼庵同隱學禪師。
黨人本領通天大，結伴神仙鬼不知。
5月1日 中共中央通過《中央巡視條例》，建立了派巡視員指導各級黨部的所謂「活的領導」體製。《條例》規定了巡視員的條件、任務、工作方法以及職權，明確規定：「巡視員是中央對各地黨部考查和指導工作的全權代表」，「巡視員對中央須負絕對的責任」，要「盡量參加一切工作會議，在日常工作中，審查地方黨部的工作方式」，「遇有當地發生的新事變必須迅速予以解決和布置，報告中央關於處理事變的詳情，以便保證國際和中央路線百分之百的執行」。[358]
5月9日 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及中共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案》，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反革命與革命階級鬥爭的緊張和尖銳」，「表現國民黨統治的不穩而日趨崩潰」。可是，蘇區的「富農路線與反革命分子還占據在許多黨及蘇維埃的領導機關內。在非蘇區的工農群眾鬥爭中，黨的力量也表顯［現］得非常薄弱」。因此，「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前麵，執行國際路線到一切實際工作中，根本消滅立三主義的工作方式與目前最嚴重右傾機會主義消沉態度。這是全黨的戰鬥任務」。[359]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360]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1931年5月9日中央決議宣稱，「右」傾路線依然是黨內的主要危險。決議中提到的所謂富農路線，就是指江西中央蘇區和毛澤東的。毛澤東指責為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的，正是中央的這一立場。這一中央決議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毛澤東之間即將到來的公開的權力鬥爭的序幕。[361]
5月 於上海作五絕《海南（悼李碩勛同誌）》。詩曰：
奉調海南去，依依竟夜談。
琴音猶在耳，難信隔人天。[362]
6月10日 雷利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中說：「戈盧別夫1931年6月1日在同我們談話時講述了江蘇，更確切地說是上海的工作情況。梅爾庫洛夫[363]現在被任命去接替戈戶別夫。由三人組成的省委會在戈盧別夫的領導下工作。」[364]
6月21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傳記與回憶》說：「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恩來家開會，討論常委是否暫時搬到哈爾濱或蘇區去的問題，並決定把這個問題和國際遠東局去商量。這晚常委決定：老頭[365]從今晚起，在常委搬家問題未決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來家裏，老頭當時同意了。」但「向忠發不遵守中央常委決定，當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車行去租汽車」時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