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三中全會在組織上也有些錯誤，例如批評了何孟雄，也批評了陳紹禹（王明），這些批評，也有對的，也有錯的。」[189]
9月底 被取消一切工作，生活困難，並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但仍堅持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
《傳記與回憶》說：「三中全會後（九月底），把紹禹和秦邦憲同誌擔任的一切工作都取消了。三中全會前，紹禹和博古聽說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有了新的決議，他們曾兩次寫信給瞿秋白同誌，要求和他見麵談談，但秋白連信也不回，並且派周恩來代表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找紹禹和博古『談話』。周堅決要求他們倆同意到中央蘇區去。他們倆早已聽說李立三等宗派主義者善於借刀殺人，曾已把某某兩同誌送去中央蘇區殺頭……等」，所以他們堅決不去。回憶中還說：
不給工作，就是不給飯吃。在秘密工作環境裏，當然更是困難！紹禹和博古住在蘇州河邊上（離浙江路不遠）的一家小麵館樓上的亭子間裏，時常餓肚子。幸而麵館老闆有時願意賒些麵條給他倆吃。他們住的小屋裏，隻有一張很窄的小木床，一個小木凳。紹禹經常睡在地板上。不僅沒有任何其他家具，而且連便壺便盆也買不起。我在1930年7月30日被捕入獄。到10月初，紹禹才把我的行軍床、一張小桌、兩個小凳等搬去，才算有了副家具。
紹禹和博古每天看著蘇州河裏的很多小船和船上以運送糞便為職業的船工及其家屬們，都是常年的住在小船上。由這些小船組成的這個貧民區，簡直破爛不堪！而他倆的床上床下都堆滿了中俄英文的馬列主義書籍，倆人感到很愉快了。紹禹翻譯了羅莎·盧森堡著的《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改良主義？》一書，得了幾十元稿費。博古的妻子從無錫老家來看他，帶來了母親的溫暖。倆人一刻未停地領導著對敵鬥爭和反立三路線。小屋裏時常人滿，有的同誌來向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和聯共黨史，有的同誌來商量反立三路線問題。經常很忙。
10月17日 給米夫和馬耶爾寫信，說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開過近三周了，可中央仍未公布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和指示。在全麵否定中央的同時，信中還指控江蘇省委領導李維漢和中央領導周恩來等人。信中寫道：「在江蘇省，為首的是這樣一個人[190]，他在政治理論方麵是第二個李立三，在實際組織工作方麵是第二個『老頭子』[191]和陳獨秀。直到現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實弟子……如果他仍留在領導崗位上，那就永遠別想改進江蘇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接著控告周恩來等人，「應該根除對公司[192]中某個人，特別是對莫斯科文[193]等人的任何幻想……他到處發表維護李立三和抹煞老闆和巴黎[194]之間分歧的講話，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他還向米夫告狀訴苦說：「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無法真正地工作，到處都有來自領導方麵的罪孽。過去和現在所有批評理論和實踐不正確和在這方麵表示懷疑的人仍處於罪人地位。領導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在殘酷地懲罰、迫害、監視和分派他們。」最後，王明寫道：「我認為，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貿易[195]，應該在政治和組織問題上立即採取更堅決的措施。」[196]
10月19日、26日、11月2日 與孟慶樹的二叔孟涵之一起三次到監獄探視孟慶樹。王明於1958年6月曾寫詩《探監》追憶當時的情形：
化裝三探龍華監，親織背心遞我穿，
高話家常低話黨，鐵窗加緊兩心牽。[197]
10月23日 給米夫寫信，說他於10月22日才收到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部分材料，了解了共產國際7月29日決議等文件精神。他說：「在我看來，巴黎公司[198]的決議完全正確地考慮和估計了中國市場[199]的行情，並為開展貿易[200]作出了完全正確的指示。第三次全會的決議貼近巴黎的決議，並承認和考慮到自己過去的錯誤、缺點和愚蠢做法，當然，還有部分不很清楚、不很準確、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問題的提法和道路的確定已經比今年6月11日的決議好得多和正確得多了。」在這封信中王明基本肯定了六屆三中全會的成績，但他還是指出了中央有不足之處，「特別是在領導開展自我批評和教育工作方麵，老闆們做得很不夠」。[201]
有的文章說：「王明等最初並不是共產國際要推上高位的人選，這從1929年其歸國後隻是負責一般的宣傳工作就可以證明。但是，王明借著共產國際反『立三路線』的浪潮，不斷寫信對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進行投訴。雖然現在還沒有發現米夫的回信，但從共產國際對李立三和瞿秋白的處理中就可以看出共產國際認同了王明的投訴。應該說，王明的告狀增加了其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視為反『立三路線』英雄，自然也被認為是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因此使共產國際產生了重用王明的決定。」[202]
10月 共產國際執委向中共中央發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來信」。信中說李立三「所犯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整個錯誤觀點的係統，定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這個方針，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群眾。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然而這個方針，雖然用『左傾』的空談遮蓋著消極，實質上亦是機會主義」。因而，「這條路線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列寧主義的」，「是和國際執委的路線互相對立的」，「這條路線引導到消極，引導到失敗，而可以引導到極危險的冒險」。信中還說：「模糊混淆這兩條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將來重複這些錯誤的極大危險。」[203]
9月底 被取消一切工作，生活困難，並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但仍堅持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
《傳記與回憶》說：「三中全會後（九月底），把紹禹和秦邦憲同誌擔任的一切工作都取消了。三中全會前，紹禹和博古聽說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有了新的決議，他們曾兩次寫信給瞿秋白同誌，要求和他見麵談談，但秋白連信也不回，並且派周恩來代表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找紹禹和博古『談話』。周堅決要求他們倆同意到中央蘇區去。他們倆早已聽說李立三等宗派主義者善於借刀殺人，曾已把某某兩同誌送去中央蘇區殺頭……等」，所以他們堅決不去。回憶中還說：
不給工作，就是不給飯吃。在秘密工作環境裏，當然更是困難！紹禹和博古住在蘇州河邊上（離浙江路不遠）的一家小麵館樓上的亭子間裏，時常餓肚子。幸而麵館老闆有時願意賒些麵條給他倆吃。他們住的小屋裏，隻有一張很窄的小木床，一個小木凳。紹禹經常睡在地板上。不僅沒有任何其他家具，而且連便壺便盆也買不起。我在1930年7月30日被捕入獄。到10月初，紹禹才把我的行軍床、一張小桌、兩個小凳等搬去，才算有了副家具。
紹禹和博古每天看著蘇州河裏的很多小船和船上以運送糞便為職業的船工及其家屬們，都是常年的住在小船上。由這些小船組成的這個貧民區，簡直破爛不堪！而他倆的床上床下都堆滿了中俄英文的馬列主義書籍，倆人感到很愉快了。紹禹翻譯了羅莎·盧森堡著的《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改良主義？》一書，得了幾十元稿費。博古的妻子從無錫老家來看他，帶來了母親的溫暖。倆人一刻未停地領導著對敵鬥爭和反立三路線。小屋裏時常人滿，有的同誌來向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和聯共黨史，有的同誌來商量反立三路線問題。經常很忙。
10月17日 給米夫和馬耶爾寫信，說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開過近三周了，可中央仍未公布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和指示。在全麵否定中央的同時，信中還指控江蘇省委領導李維漢和中央領導周恩來等人。信中寫道：「在江蘇省，為首的是這樣一個人[190]，他在政治理論方麵是第二個李立三，在實際組織工作方麵是第二個『老頭子』[191]和陳獨秀。直到現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實弟子……如果他仍留在領導崗位上，那就永遠別想改進江蘇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接著控告周恩來等人，「應該根除對公司[192]中某個人，特別是對莫斯科文[193]等人的任何幻想……他到處發表維護李立三和抹煞老闆和巴黎[194]之間分歧的講話，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他還向米夫告狀訴苦說：「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無法真正地工作，到處都有來自領導方麵的罪孽。過去和現在所有批評理論和實踐不正確和在這方麵表示懷疑的人仍處於罪人地位。領導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在殘酷地懲罰、迫害、監視和分派他們。」最後，王明寫道：「我認為，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貿易[195]，應該在政治和組織問題上立即採取更堅決的措施。」[196]
10月19日、26日、11月2日 與孟慶樹的二叔孟涵之一起三次到監獄探視孟慶樹。王明於1958年6月曾寫詩《探監》追憶當時的情形：
化裝三探龍華監，親織背心遞我穿，
高話家常低話黨，鐵窗加緊兩心牽。[197]
10月23日 給米夫寫信，說他於10月22日才收到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部分材料，了解了共產國際7月29日決議等文件精神。他說：「在我看來，巴黎公司[198]的決議完全正確地考慮和估計了中國市場[199]的行情，並為開展貿易[200]作出了完全正確的指示。第三次全會的決議貼近巴黎的決議，並承認和考慮到自己過去的錯誤、缺點和愚蠢做法，當然，還有部分不很清楚、不很準確、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問題的提法和道路的確定已經比今年6月11日的決議好得多和正確得多了。」在這封信中王明基本肯定了六屆三中全會的成績，但他還是指出了中央有不足之處，「特別是在領導開展自我批評和教育工作方麵，老闆們做得很不夠」。[201]
有的文章說：「王明等最初並不是共產國際要推上高位的人選，這從1929年其歸國後隻是負責一般的宣傳工作就可以證明。但是，王明借著共產國際反『立三路線』的浪潮，不斷寫信對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進行投訴。雖然現在還沒有發現米夫的回信，但從共產國際對李立三和瞿秋白的處理中就可以看出共產國際認同了王明的投訴。應該說，王明的告狀增加了其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視為反『立三路線』英雄，自然也被認為是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因此使共產國際產生了重用王明的決定。」[202]
10月 共產國際執委向中共中央發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來信」。信中說李立三「所犯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整個錯誤觀點的係統，定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這個方針，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群眾。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然而這個方針，雖然用『左傾』的空談遮蓋著消極，實質上亦是機會主義」。因而，「這條路線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列寧主義的」，「是和國際執委的路線互相對立的」，「這條路線引導到消極，引導到失敗，而可以引導到極危險的冒險」。信中還說：「模糊混淆這兩條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將來重複這些錯誤的極大危險。」[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