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說，共產國際之所以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不滿，除了三中全會沒有指出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共產國際信任的陳紹禹等人，六屆三中全會沒有重用，而六屆三中全會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又是共產國際不信任的瞿秋白。因此，共產國際不僅要把李立三趕下台，而且藉口『反對三中全會調和路線』，把瞿秋白趕下台，以便扶植陳紹禹上台，保證『國際路線』的貫徹執行」。[204]
還有的學者說：「共產國際這樣做，並不是要糾正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錯誤，而是要反對『右傾』，以便為徹底貫徹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思想掃清道路。」「所謂『調和主義』隻是一種藉口，問題的表象。實際上，共產國際在批判所謂『調和主義』錯誤時，卻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領導人的人事安排上。直至把王明推上台取代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堅持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的瞿秋白才算了事。這就充分表明了所謂反『調和主義』的實質就是以王明取代瞿秋白。」[205]
同月 勸李初梨寫檢討，並同意到蘇區去。
李初梨回憶說：「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書處發牢騷：立三路線從頭到尾都錯了，為什麽不是路線錯誤？李維漢知道了，把我撤了職。王明聞訊後來看我，勸我趕快寫檢討，埋怨我不該這麽幹。這是中央已決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到蘇區去。他們也同意了，準備去蘇區。」[206]
同月 作《秋夜觀星》詩一首，讚美他和孟慶樹的結合。[207]
秋 由於留蘇學習的中國學生多數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宣布停辦。此後到蘇聯留學的中共黨員和革命青年多數到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大學等院校，其人數已遠不如前，留學的方式也多是分散地派遣或個別前往。[208]
有的人認為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之所以停辦，與1929年的「清黨」是分不開的。李一凡即回憶說：
至於「中大」，也因這場鬥爭而被取消；所有尚在學校的學生全被遣散。李劍如、餘篤三、郭秉元、郭妙根和還有好些工農同誌，由於克拉笑吉姬·伊萬諾夫娜·基爾三諾娃[209]同誌……的堅決力爭，被轉到了列寧學院。其餘的，大都被分別遣送到蘇聯各邊遠地區，或外蒙與新疆。能回祖國內地的，多是王明一夥的「自己人」，如果是「異己分子」而能回到國內，則多方受到排斥、刁難、打擊，如對柳圃青、李小妹等。被送到遠東的周達明［文］和王長熙，後來被格貝屋打成「日本特務」而被槍決；方洛舟和劉希吾死在新西伯利亞市獄中。被送到新疆的俞秀鬆和董亦湘，由於王明（從延安返蘇途經新疆時）的出賣被盛世才殺害。被送到外蒙的一個外號「張和尚」的，當他從外蒙返回莫斯科時帶回所贏得的鑑定之後，據基爾三諾娃同誌告訴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上從沒任何人曾經得到過，簡直像俄羅斯諺語說的「純潔如雪」，可王明和康生硬是拒絕了他的回國請求，以致他的頭髮在幾天裏全白了。此外，還有好些老黨員如方維夏、江浩、錢介磐、李國軒、李仁一……被送往何處，至今下落不明，大概早已物故了。
王明的反黨宗派活動給吾黨所造成的損失與危害，撇開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一切不談，即已有如此者，言之痛恨罔極！[210]
11月13日 沈澤民攜帶國際十月來信抵達上海，他先會見了陳紹禹、秦邦憲等，使陳等先了解到來信內容。[211]
於是，王明立即改變了對六屆三中全會表示擁護的態度，也不肯到蘇區去工作。他把消息到處傳播，造成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報告中說：「一九三○年十月共產國際來信，說中央不對，是調和路線。王明他們就鬧起來了。」[212]
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憶說：「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決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蘇區。王明就離開省委宣傳部，搬到鬥雞橋。國際來信以後，他們就不去蘇區了。」[213]黃理文也證實說：「我碰著王明、博古、陳昌浩，還有一人，在兆豐公園開秘密會議，研究不去蘇區問題。這事是當時博古向我講的。」[214]
但李初梨說給王明傳達信息的不是沈澤民，而是陳昌浩和王盛榮。他回憶說：「過了不多天，王明又來找我，興奮地說：現在可以幹了，從莫斯科回來兩個人，她們是少共國際派回來的，少共國際支持我們。我問他：開除我們黨籍怎麽辦？他胸有成竹地說：少共國際給你恢復。抗日戰爭時才知道這兩個人是陳昌浩和王盛榮。」[215]
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的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說：十月底我到上海，他就談他那時反對立三路線、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這一套，並說秋白同誌非常宗派，因為他們提出意見，就撤銷他們的工作，他已寫信報告國際雲雲。這份材料還說：他們的確是有組織的宗派活動。有一天晚上，王明帶我去他家裏看他那篇文章（即立三路線的理論與實際），當我去不久，即看到沈澤民、博古，好像還有王稼祥都去了。當時他們談的是沈澤民所報告的中央對他們活動的動態，商量如何繼續鬥爭，等等。後來我又去過一次，他們也在商量關於宣傳部開會反對他們的問題。[216]
同日[217] 以陳韶玉的名字和秦邦憲聯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說：「李立三同誌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和國際路線不能並容的」。信中雖然也說「三中全會有重大的意義」，但中心內容是指責三中全會犯了一係列錯誤。例如關於敵人進攻紅軍和蘇維埃根據地問題，不僅中央政治局作了「錯誤的分析，而且三中全會決議上竟將國際的正確路線，能夠衝破敵人『圍剿』的和實行革命進攻的正確的策略和辦法，作了機會主義的曲解和修改」；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三中全會「不依照」國際平分一切土地的指示，「還是繼續著過去李立三路線的錯誤，這路線實際上反映著富農的要求，他的結果必然會妨礙土地革命的徹底進行」；在組織上，不加緊赤色工會的組織——特別是僱工工會。三中全會決議「忘了」國際指示中關於「確立階級工會之自由」這極重要的一點，這是代表著「李立三的機會主義路線」；在經濟政策上，三中全會將無產階級在工農民主專政時應有的正確的經濟政策代之以一般的承認自由貿易為原則的政策，「這在客觀上反映著富農和投機商人的要求」；在群眾工作上，不曾指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之間暫時的不平衡，對於過去無條件地發動地方暴動士兵暴動，忽略和放棄農民群眾日常鬥爭等錯誤，沒有加以嚴重的打擊和糾正。並說：「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過去立三同誌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三中全會的最大的缺點就在對於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誌的路線沒有充分的揭露其機會主義的實質，沒有使全黨同誌了解過去領導的差誤而實行迅速的轉變」。他們向中央建議：「請中央以自我批評的精神，馬上用正式的文件，指正這些錯誤，號召全黨堅決執行國際的正確路線」，「要求中央和過去立三同誌的路線要明白地分開」，「並且迅速的糾正目前的各種策略上分析上的錯誤」。[218]
還有的學者說：「共產國際這樣做，並不是要糾正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錯誤，而是要反對『右傾』，以便為徹底貫徹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思想掃清道路。」「所謂『調和主義』隻是一種藉口，問題的表象。實際上，共產國際在批判所謂『調和主義』錯誤時，卻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領導人的人事安排上。直至把王明推上台取代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堅持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的瞿秋白才算了事。這就充分表明了所謂反『調和主義』的實質就是以王明取代瞿秋白。」[205]
同月 勸李初梨寫檢討，並同意到蘇區去。
李初梨回憶說：「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書處發牢騷：立三路線從頭到尾都錯了，為什麽不是路線錯誤？李維漢知道了，把我撤了職。王明聞訊後來看我，勸我趕快寫檢討，埋怨我不該這麽幹。這是中央已決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到蘇區去。他們也同意了，準備去蘇區。」[206]
同月 作《秋夜觀星》詩一首，讚美他和孟慶樹的結合。[207]
秋 由於留蘇學習的中國學生多數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宣布停辦。此後到蘇聯留學的中共黨員和革命青年多數到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大學等院校，其人數已遠不如前，留學的方式也多是分散地派遣或個別前往。[208]
有的人認為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之所以停辦，與1929年的「清黨」是分不開的。李一凡即回憶說：
至於「中大」，也因這場鬥爭而被取消；所有尚在學校的學生全被遣散。李劍如、餘篤三、郭秉元、郭妙根和還有好些工農同誌，由於克拉笑吉姬·伊萬諾夫娜·基爾三諾娃[209]同誌……的堅決力爭，被轉到了列寧學院。其餘的，大都被分別遣送到蘇聯各邊遠地區，或外蒙與新疆。能回祖國內地的，多是王明一夥的「自己人」，如果是「異己分子」而能回到國內，則多方受到排斥、刁難、打擊，如對柳圃青、李小妹等。被送到遠東的周達明［文］和王長熙，後來被格貝屋打成「日本特務」而被槍決；方洛舟和劉希吾死在新西伯利亞市獄中。被送到新疆的俞秀鬆和董亦湘，由於王明（從延安返蘇途經新疆時）的出賣被盛世才殺害。被送到外蒙的一個外號「張和尚」的，當他從外蒙返回莫斯科時帶回所贏得的鑑定之後，據基爾三諾娃同誌告訴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上從沒任何人曾經得到過，簡直像俄羅斯諺語說的「純潔如雪」，可王明和康生硬是拒絕了他的回國請求，以致他的頭髮在幾天裏全白了。此外，還有好些老黨員如方維夏、江浩、錢介磐、李國軒、李仁一……被送往何處，至今下落不明，大概早已物故了。
王明的反黨宗派活動給吾黨所造成的損失與危害，撇開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一切不談，即已有如此者，言之痛恨罔極！[210]
11月13日 沈澤民攜帶國際十月來信抵達上海，他先會見了陳紹禹、秦邦憲等，使陳等先了解到來信內容。[211]
於是，王明立即改變了對六屆三中全會表示擁護的態度，也不肯到蘇區去工作。他把消息到處傳播，造成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報告中說：「一九三○年十月共產國際來信，說中央不對，是調和路線。王明他們就鬧起來了。」[212]
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憶說：「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決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蘇區。王明就離開省委宣傳部，搬到鬥雞橋。國際來信以後，他們就不去蘇區了。」[213]黃理文也證實說：「我碰著王明、博古、陳昌浩，還有一人，在兆豐公園開秘密會議，研究不去蘇區問題。這事是當時博古向我講的。」[214]
但李初梨說給王明傳達信息的不是沈澤民，而是陳昌浩和王盛榮。他回憶說：「過了不多天，王明又來找我，興奮地說：現在可以幹了，從莫斯科回來兩個人，她們是少共國際派回來的，少共國際支持我們。我問他：開除我們黨籍怎麽辦？他胸有成竹地說：少共國際給你恢復。抗日戰爭時才知道這兩個人是陳昌浩和王盛榮。」[215]
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的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說：十月底我到上海，他就談他那時反對立三路線、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這一套，並說秋白同誌非常宗派，因為他們提出意見，就撤銷他們的工作，他已寫信報告國際雲雲。這份材料還說：他們的確是有組織的宗派活動。有一天晚上，王明帶我去他家裏看他那篇文章（即立三路線的理論與實際），當我去不久，即看到沈澤民、博古，好像還有王稼祥都去了。當時他們談的是沈澤民所報告的中央對他們活動的動態，商量如何繼續鬥爭，等等。後來我又去過一次，他們也在商量關於宣傳部開會反對他們的問題。[216]
同日[217] 以陳韶玉的名字和秦邦憲聯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說：「李立三同誌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和國際路線不能並容的」。信中雖然也說「三中全會有重大的意義」，但中心內容是指責三中全會犯了一係列錯誤。例如關於敵人進攻紅軍和蘇維埃根據地問題，不僅中央政治局作了「錯誤的分析，而且三中全會決議上竟將國際的正確路線，能夠衝破敵人『圍剿』的和實行革命進攻的正確的策略和辦法，作了機會主義的曲解和修改」；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三中全會「不依照」國際平分一切土地的指示，「還是繼續著過去李立三路線的錯誤，這路線實際上反映著富農的要求，他的結果必然會妨礙土地革命的徹底進行」；在組織上，不加緊赤色工會的組織——特別是僱工工會。三中全會決議「忘了」國際指示中關於「確立階級工會之自由」這極重要的一點，這是代表著「李立三的機會主義路線」；在經濟政策上，三中全會將無產階級在工農民主專政時應有的正確的經濟政策代之以一般的承認自由貿易為原則的政策，「這在客觀上反映著富農和投機商人的要求」；在群眾工作上，不曾指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之間暫時的不平衡，對於過去無條件地發動地方暴動士兵暴動，忽略和放棄農民群眾日常鬥爭等錯誤，沒有加以嚴重的打擊和糾正。並說：「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過去立三同誌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三中全會的最大的缺點就在對於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誌的路線沒有充分的揭露其機會主義的實質，沒有使全黨同誌了解過去領導的差誤而實行迅速的轉變」。他們向中央建議：「請中央以自我批評的精神，馬上用正式的文件，指正這些錯誤，號召全黨堅決執行國際的正確路線」，「要求中央和過去立三同誌的路線要明白地分開」，「並且迅速的糾正目前的各種策略上分析上的錯誤」。[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