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先鋒主義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西門宗華，在敘述被打成「先鋒主義」的經過時說：「先鋒主義，發源於當年共青團中有過與黨對立、不聽黨指揮的一種錯誤行為。我當時被王明指控為『先鋒主義』的代表人物。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於1927年擔任中山大學團的宣傳部長。團的工作是根據黨的中心工作而自己安排活動日程的。有一次，我召開團的宣傳會議，決定請外麵的蘇聯人來校演講，演講之後搞娛樂活動。當時報告人已請好，娛樂活動也準備好了。這時王明突然來通知，說有黨的活動，叫我們改變計劃。按理，團的活動應該服從黨的決定的，但是由於我當時年輕氣盛，心想我們一切工作都作好了為什麽要改變呢？我們團的總書記是蘇聯人，名叫華根，這個人很老實率直。我就對他說，你去開黨的會議的時候，講王明破壞我們團的活動。我是一句氣語，哪知道華根真的在會議上率直地講了，這一下惱了王明，說我不遵守黨的決定，是先鋒主義……這樣我就被王明以『先鋒主義』這個罪名之一開除團籍。」[184]
所謂「工人反對派」原本是俄共（布）在二十年代初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中出現的一個派別，曾受到列寧的嚴肅批評。王明宗派所謂的「工人反對派」，同聯共黨內存在過的這個派別根本不相幹，不過是借用這個名稱製造一頂新的「反黨」帽子，專門用來對付反對宗派的廣大工人學員（以下用學員一詞，專指工人出身的學生），[185]特別是與王明等人觀點不同的李劍如、餘篤三等人，因為這是中大反支部局派出名的為首者。他們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們經常到大會上發言，公開批判支部局的錯誤行為，而且他們因為是工人出身，成份好，米夫一派不敢過分打擊他們，所以膽子特別大，擁護他們的人很多。[186]開始，王明宗派曾試圖對這批工人出身的學員採取籠絡手段，把他們中的一些人拉過去，但收效甚微。於是，他們對提出批評的工人學員打擊、報復。他們給這些工人學員扣上「工人反對派」的帽子，硬說李劍如、餘篤三等人領頭組織了「反黨派別」，指責他們搞「反黨的派別活動」，還編造謊言說有人在背後煽動不滿，唆使他們反對黨支部局和陳紹禹一夥所謂「布爾什維克」。[187]
同期 在反「先鋒主義」、「工人反對派」和「第二條路線」的鬥爭中，王明宗派進一步開展反對中共代表團特別是瞿秋白的鬥爭。
周恩來在1960年7月作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六大後，中山大學裏以王明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對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內，宗派鬥爭很厲害。六大後，中山大學的宗派鬥爭繼續發展。王明宗派反對中國代表團，實質是反對黨中央，認為中國黨的中央不行了，要換人，到1929、1930年，再加上聯共（布）清黨的影響，就搞得更混亂了，對有一點可疑的就開除，還流放了一部分。」[188]
莊東曉回憶說：王明等人反對瞿秋白，是因為瞿秋白曾批評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動。她說：「秋白同誌早已看穿了王明一夥的派係活動，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但自己拒不參與，而且一再警告他們：不要搞小動作，搞派係，意氣用事，否則必然給黨造成損害。」「秋白同誌目睹王明等的恣意胡為，一次深有感慨的對我和潘家辰同誌（華姐也在側）說：『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裏，作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一切要從大局出發，小我服從大我，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千萬不要鬧派係。鬧起派別成見來，必然意氣用事，混淆是非，後果不堪設想，小則敵我不分，認友為敵，認敵為友，破壞團結；大則流血，人頭落地，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嗬！」「由於王明的善於挑撥離間，無事生非，秋白同誌同米夫之間，也就是中共代表團同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關係愈距愈遠，矛盾愈演愈劇，連史達林一向對秋白同誌的器重也發生了裂痕……」[189]
楊放之回憶說：「大多數學生擁護中共代表團，反對王明教條宗派攻擊中共代表團的活動。王明反對中共代表團，也包括反對與中共代表團觀點一致的學生。王明搞了一個牆報，編輯是博古，不指名地煽動反中共代表團的情緒。」[190]
李一凡回憶說：「他們千方百計地掣肘瞿秋白同誌過問『中大』事務，就造謠說他想當校長。」[191]
毛齊華回憶說：「我們經常聽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後說他（指瞿秋白）也是調和路線。」[192]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陳紹禹宗派攻擊中共代表團時一個重要之點，就是指責代表團支持『中大』內的反黨派別活動，是『第二條路線聯盟』的幕後指揮，誣陷代表團本身陷入了派別鬥爭。這完全是顛倒黑白、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實際上，中共代表團對陳紹禹宗派的鬥爭是堅持原則的，無非就是要求他們放棄派別活動。」「但是，陳紹禹宗派不聽勸阻，依然故我，繼續攻擊中共代表團。由博古、盛忠亮等人編輯的牆報不斷煽動反中共代表團的情緒。牆報上的文章，按不斷提高的『反右傾』的調子，攻擊中共代表團的政治路線，指責所謂『第二條路線聯盟』、『反支部局派』得到代表團支持而推行『右傾路線』。」「不僅如此，陳紹禹一夥人還採用散布流言蜚語、小道消息以至造謠、誣衊等手段攻擊中共代表團。當時在『中大』學習的許多學生至今仍記得陳紹禹等人的不光彩表演。」[193]
所謂「工人反對派」原本是俄共（布）在二十年代初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中出現的一個派別，曾受到列寧的嚴肅批評。王明宗派所謂的「工人反對派」，同聯共黨內存在過的這個派別根本不相幹，不過是借用這個名稱製造一頂新的「反黨」帽子，專門用來對付反對宗派的廣大工人學員（以下用學員一詞，專指工人出身的學生），[185]特別是與王明等人觀點不同的李劍如、餘篤三等人，因為這是中大反支部局派出名的為首者。他們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們經常到大會上發言，公開批判支部局的錯誤行為，而且他們因為是工人出身，成份好，米夫一派不敢過分打擊他們，所以膽子特別大，擁護他們的人很多。[186]開始，王明宗派曾試圖對這批工人出身的學員採取籠絡手段，把他們中的一些人拉過去，但收效甚微。於是，他們對提出批評的工人學員打擊、報復。他們給這些工人學員扣上「工人反對派」的帽子，硬說李劍如、餘篤三等人領頭組織了「反黨派別」，指責他們搞「反黨的派別活動」，還編造謊言說有人在背後煽動不滿，唆使他們反對黨支部局和陳紹禹一夥所謂「布爾什維克」。[187]
同期 在反「先鋒主義」、「工人反對派」和「第二條路線」的鬥爭中，王明宗派進一步開展反對中共代表團特別是瞿秋白的鬥爭。
周恩來在1960年7月作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六大後，中山大學裏以王明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對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內，宗派鬥爭很厲害。六大後，中山大學的宗派鬥爭繼續發展。王明宗派反對中國代表團，實質是反對黨中央，認為中國黨的中央不行了，要換人，到1929、1930年，再加上聯共（布）清黨的影響，就搞得更混亂了，對有一點可疑的就開除，還流放了一部分。」[188]
莊東曉回憶說：王明等人反對瞿秋白，是因為瞿秋白曾批評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動。她說：「秋白同誌早已看穿了王明一夥的派係活動，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但自己拒不參與，而且一再警告他們：不要搞小動作，搞派係，意氣用事，否則必然給黨造成損害。」「秋白同誌目睹王明等的恣意胡為，一次深有感慨的對我和潘家辰同誌（華姐也在側）說：『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裏，作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一切要從大局出發，小我服從大我，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千萬不要鬧派係。鬧起派別成見來，必然意氣用事，混淆是非，後果不堪設想，小則敵我不分，認友為敵，認敵為友，破壞團結；大則流血，人頭落地，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嗬！」「由於王明的善於挑撥離間，無事生非，秋白同誌同米夫之間，也就是中共代表團同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關係愈距愈遠，矛盾愈演愈劇，連史達林一向對秋白同誌的器重也發生了裂痕……」[189]
楊放之回憶說：「大多數學生擁護中共代表團，反對王明教條宗派攻擊中共代表團的活動。王明反對中共代表團，也包括反對與中共代表團觀點一致的學生。王明搞了一個牆報，編輯是博古，不指名地煽動反中共代表團的情緒。」[190]
李一凡回憶說：「他們千方百計地掣肘瞿秋白同誌過問『中大』事務，就造謠說他想當校長。」[191]
毛齊華回憶說：「我們經常聽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後說他（指瞿秋白）也是調和路線。」[192]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陳紹禹宗派攻擊中共代表團時一個重要之點，就是指責代表團支持『中大』內的反黨派別活動，是『第二條路線聯盟』的幕後指揮，誣陷代表團本身陷入了派別鬥爭。這完全是顛倒黑白、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實際上，中共代表團對陳紹禹宗派的鬥爭是堅持原則的，無非就是要求他們放棄派別活動。」「但是，陳紹禹宗派不聽勸阻，依然故我，繼續攻擊中共代表團。由博古、盛忠亮等人編輯的牆報不斷煽動反中共代表團的情緒。牆報上的文章，按不斷提高的『反右傾』的調子，攻擊中共代表團的政治路線，指責所謂『第二條路線聯盟』、『反支部局派』得到代表團支持而推行『右傾路線』。」「不僅如此，陳紹禹一夥人還採用散布流言蜚語、小道消息以至造謠、誣衊等手段攻擊中共代表團。當時在『中大』學習的許多學生至今仍記得陳紹禹等人的不光彩表演。」[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