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修良回憶說：「王明一夥認為馬列主義出在書本裏，並不需要在實踐中去發展馬列主義，說實在的，隻要照搬經典著作就可以號稱馬列主義者，用不著獨立思考、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們更認為馬列主義隻能從蘇聯輸入，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王明一夥自稱為『布爾什維克』，因為他們是馬列主義的輸入者。至於中國黨內的老幹部，因為『缺乏理論』，所以不能成為馬列主義者。這是教條主義的由來，時間也特別長。」[131]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年輕高傲、目空一切的學生陳紹禹（即王明），在新任校長、同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的支持縱容下，逐漸形成了一個宗派小集團，在校內有恃無恐，肆意橫行，打擊所有反對這個宗派的學生群眾，甚至對抗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居然把中山大學變成他們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演練場。在校內，在莫斯科，對這個宗派集團的頑強鬥爭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山大學歷史上這重要一幕對於現代中國的發展有著非同一般的突出意義。」「可以說，陳紹禹宗派到1928年年中已經形成，基本班底也已大體確定。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確切地說，是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黨和行政領導大權已基本上落入受米夫操縱的陳紹禹宗派手中。」[132]孫耀文在這本書中還說：陳紹禹依仗米夫的權勢，不僅讓他的宗派成員掌握了學校支部局，而且一步步地擔任學校的重要行政職務。
當時參加過陳紹禹宗派活動的袁孟超（袁家庸）在回憶中談到過他們私下策劃的情況。他說：「我參加過王明宗派活動的一次人事調整。有一次，在李竹聲家裏開會，我作為年級支部書記參加了會。會是王明召集的。會上說『中大』經過風波之後，要配合米夫，在領導層中把中國同誌結合進去。決定李竹聲任『中大』教務處處長，派王寶禮作『中大』總務處副處長……中大調整班子時王明在這個秘密會上推薦了兩個人，從這點看，王明有小宗派。」[133]陳修良也回憶說，後來，又提拔了一個一年級同學叫王寶禮的去任副校長。他是南京的一個工人，因為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後來又參加王明一夥。他回國後不久即叛黨，在上海馬路上抓捕留蘇同學，作［做］了無恥的叛徒。此人沒有工作能力，不過靠工人出身的牌子混進領導班子，群眾表示反對。後來又任命了李竹聲為副校長。他是王明的同鄉，是王明一夥中的核心人物。1934年任上海中央局書記時叛變革命，出賣了黨的組織，成了大特務。[134]
楊尚昆回憶說：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在中山大學辦學方針上的一個重要錯誤，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上學和組織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對托洛茨基派的鬥爭中，把所有渴望總結大革命的教訓、對史達林諉過陳獨秀不滿的中國黨員一律給予打擊，甚至製造『江浙同鄉會』之類的假案，獨斷專行，排除異己，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最後，竟遷怒中共代表團。教條主義宗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來的。當然，抵製教條宗派的學員，由於政治水平和素質不同，確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舉動，但矛盾的主導方麵，無疑是掌握學校領導權、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他還說：「米夫和王明在學校中培植這個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國黨內安插親信，王明則想藉機在黨內奪取最高權力……但不能因此認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條宗派影響的人都有政治野心。應當說，他們的動機是很複雜的，有的是出於對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於組織紀律的約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論。但是，懷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從真理的王明，將永遠遭受歷史的譴責。」[135]
5月～6月 參加蘇聯歡迎高爾基回國大會，並同史達林談話。
《傳記與回憶》說：1928年高爾基回國後，在蘇聯國家大戲院開了歡迎會。支書別爾曼要紹禹代表大中學生參加歡迎會並講話。布哈林先作報告，然後各界致歡迎詞。紹禹講話後，被請上主席台，恰好坐在波克羅夫斯基[136]和史達林之間，史達林隔壁坐著高爾基。當紹禹致歡迎詞後和高爾基握手時，高爾基說：「非常感動，非常感動！」波克羅夫斯基向史達林說：「請允許給我五個像哥魯別夫（紹禹）這樣的青年研究歷史。」史達林說：「可以。」……散會時，主席團人都從邊門出去。史達林說：「我和你一塊走吧。」從大戲院一直走到克裏姆林宮。路上史達林誇紹禹俄文學得不錯，並問道：「你看陳獨秀這人怎樣？」紹禹：「僅就普通為人說，他也許不算個壞人，生活很樸素，說話也爽直。但從一個共產黨領導人看，那他不行。」史達林：「為什麽？」紹禹：「他對馬列主義懂得的太少了，政治上不行，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了解都是錯的，作風又是家長製，不聽別人意見……等。」史達林：「對的。別人和我說的也和你說的差不多。」史達林還問道：「你是否願意到波克羅夫斯基那去學歷史？」紹禹：「要學幾年？」史達林：「五年。」紹禹：「我想學一二年，就回去參加實際工作。」紹禹回校後，把遇到史達林的情況告訴了米夫。米夫說：「秋白已來。他要你去見他，以便和你商量六大工作。」過了幾天，紹禹到別特尼茨卡亞大街二十五號去，那裏已到有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和鄧穎超、楊之華等同誌。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年輕高傲、目空一切的學生陳紹禹（即王明），在新任校長、同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的支持縱容下，逐漸形成了一個宗派小集團，在校內有恃無恐，肆意橫行，打擊所有反對這個宗派的學生群眾，甚至對抗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居然把中山大學變成他們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演練場。在校內，在莫斯科，對這個宗派集團的頑強鬥爭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山大學歷史上這重要一幕對於現代中國的發展有著非同一般的突出意義。」「可以說，陳紹禹宗派到1928年年中已經形成，基本班底也已大體確定。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確切地說，是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黨和行政領導大權已基本上落入受米夫操縱的陳紹禹宗派手中。」[132]孫耀文在這本書中還說：陳紹禹依仗米夫的權勢，不僅讓他的宗派成員掌握了學校支部局，而且一步步地擔任學校的重要行政職務。
當時參加過陳紹禹宗派活動的袁孟超（袁家庸）在回憶中談到過他們私下策劃的情況。他說：「我參加過王明宗派活動的一次人事調整。有一次，在李竹聲家裏開會，我作為年級支部書記參加了會。會是王明召集的。會上說『中大』經過風波之後，要配合米夫，在領導層中把中國同誌結合進去。決定李竹聲任『中大』教務處處長，派王寶禮作『中大』總務處副處長……中大調整班子時王明在這個秘密會上推薦了兩個人，從這點看，王明有小宗派。」[133]陳修良也回憶說，後來，又提拔了一個一年級同學叫王寶禮的去任副校長。他是南京的一個工人，因為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後來又參加王明一夥。他回國後不久即叛黨，在上海馬路上抓捕留蘇同學，作［做］了無恥的叛徒。此人沒有工作能力，不過靠工人出身的牌子混進領導班子，群眾表示反對。後來又任命了李竹聲為副校長。他是王明的同鄉，是王明一夥中的核心人物。1934年任上海中央局書記時叛變革命，出賣了黨的組織，成了大特務。[134]
楊尚昆回憶說：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在中山大學辦學方針上的一個重要錯誤，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上學和組織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對托洛茨基派的鬥爭中，把所有渴望總結大革命的教訓、對史達林諉過陳獨秀不滿的中國黨員一律給予打擊，甚至製造『江浙同鄉會』之類的假案，獨斷專行，排除異己，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最後，竟遷怒中共代表團。教條主義宗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來的。當然，抵製教條宗派的學員，由於政治水平和素質不同，確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舉動，但矛盾的主導方麵，無疑是掌握學校領導權、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他還說：「米夫和王明在學校中培植這個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國黨內安插親信，王明則想藉機在黨內奪取最高權力……但不能因此認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條宗派影響的人都有政治野心。應當說，他們的動機是很複雜的，有的是出於對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於組織紀律的約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論。但是，懷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從真理的王明，將永遠遭受歷史的譴責。」[135]
5月～6月 參加蘇聯歡迎高爾基回國大會，並同史達林談話。
《傳記與回憶》說：1928年高爾基回國後，在蘇聯國家大戲院開了歡迎會。支書別爾曼要紹禹代表大中學生參加歡迎會並講話。布哈林先作報告，然後各界致歡迎詞。紹禹講話後，被請上主席台，恰好坐在波克羅夫斯基[136]和史達林之間，史達林隔壁坐著高爾基。當紹禹致歡迎詞後和高爾基握手時，高爾基說：「非常感動，非常感動！」波克羅夫斯基向史達林說：「請允許給我五個像哥魯別夫（紹禹）這樣的青年研究歷史。」史達林說：「可以。」……散會時，主席團人都從邊門出去。史達林說：「我和你一塊走吧。」從大戲院一直走到克裏姆林宮。路上史達林誇紹禹俄文學得不錯，並問道：「你看陳獨秀這人怎樣？」紹禹：「僅就普通為人說，他也許不算個壞人，生活很樸素，說話也爽直。但從一個共產黨領導人看，那他不行。」史達林：「為什麽？」紹禹：「他對馬列主義懂得的太少了，政治上不行，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了解都是錯的，作風又是家長製，不聽別人意見……等。」史達林：「對的。別人和我說的也和你說的差不多。」史達林還問道：「你是否願意到波克羅夫斯基那去學歷史？」紹禹：「要學幾年？」史達林：「五年。」紹禹：「我想學一二年，就回去參加實際工作。」紹禹回校後，把遇到史達林的情況告訴了米夫。米夫說：「秋白已來。他要你去見他，以便和你商量六大工作。」過了幾天，紹禹到別特尼茨卡亞大街二十五號去，那裏已到有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和鄧穎超、楊之華等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