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說共產國際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失敗負主要責任，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同時，也應說明，陳獨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識別、不能抵製這條錯誤路線的問題。
在被開除黨籍初期寫的《告全黨同誌書》中，陳獨秀痛心地自責：自己「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史達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
從陳獨秀性格的另一麵看，他原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野馬，若完全不加約束，往往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革命鬥爭是敵我雙方有組織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實力的綜合較量，因此需要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容不得半點自由主義。最了解他的終身至友汪孟鄒曾對鄭超麟說過：共產國際紀律對仲甫兄的約束，不能全盤否定，否則他會亂來。這話是有道理的。上海三暴勝利後，他曾想號召反英，逼蔣反帝，以避免蔣向工人進攻。這年6月，大革命失敗前夕，他也曾同意蔡和森提議，向全黨發出開展反英鬥爭的通告，想以反帝運動挽救革命的失敗。實際上這些都是無理智的拚命主義的念頭。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是不應該有的。
* * *
[1] 鄭超麟：《懷舊集》，第20～21頁。
[2]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3]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 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 斯諾：《西行漫記》，1979年版，第138、139頁。
[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63、467頁。
[7] 斯諾：《西行漫記》，1979年版，第138頁。
[8] 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9] 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0] 參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
[11] 《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328頁。
[12] 《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第213頁。
[13] 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71、85頁。
[15] 《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1頁。
[16]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93～95頁。
[17] 《羅易和多裏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09頁。
[18] 《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4頁。
[19]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35～136頁。
[20] 《瞿秋白文選》第5卷，第393頁。
[21]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第209、337頁。
[22] 《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09頁。
[23]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02頁。
[24] 《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2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5頁。
[26]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22、129頁。
[27]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39、542頁。
[28] 《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49、551頁。
[29]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99頁。
[30]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31]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6頁。
[32] 《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7～46頁。
[33]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19頁。
[34]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52～253頁。
[35]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5～76頁。
在被開除黨籍初期寫的《告全黨同誌書》中，陳獨秀痛心地自責：自己「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史達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
從陳獨秀性格的另一麵看，他原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野馬，若完全不加約束，往往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革命鬥爭是敵我雙方有組織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實力的綜合較量，因此需要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容不得半點自由主義。最了解他的終身至友汪孟鄒曾對鄭超麟說過：共產國際紀律對仲甫兄的約束，不能全盤否定，否則他會亂來。這話是有道理的。上海三暴勝利後，他曾想號召反英，逼蔣反帝，以避免蔣向工人進攻。這年6月，大革命失敗前夕，他也曾同意蔡和森提議，向全黨發出開展反英鬥爭的通告，想以反帝運動挽救革命的失敗。實際上這些都是無理智的拚命主義的念頭。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是不應該有的。
* * *
[1] 鄭超麟：《懷舊集》，第20～21頁。
[2]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3]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 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 斯諾：《西行漫記》，1979年版，第138、139頁。
[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63、467頁。
[7] 斯諾：《西行漫記》，1979年版，第138頁。
[8] 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9] 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0] 參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
[11] 《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328頁。
[12] 《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第213頁。
[13] 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71、85頁。
[15] 《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1頁。
[16]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93～95頁。
[17] 《羅易和多裏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09頁。
[18] 《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4頁。
[19]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35～136頁。
[20] 《瞿秋白文選》第5卷，第393頁。
[21]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第209、337頁。
[22] 《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09頁。
[23]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02頁。
[24] 《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2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5頁。
[26]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22、129頁。
[27]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39、542頁。
[28] 《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49、551頁。
[29]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99頁。
[30]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31]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6頁。
[32] 《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7～46頁。
[33]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19頁。
[34]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252～253頁。
[35]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5～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