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整編工人糾察隊，要調得力者百餘人為幹部，作為糾察隊中心，加緊訓練；其餘複雜分子，實行淘汰。
3.工人收藏的武器，除把剩餘的送交薛嶽外，暫時不能交出去。
4.因受蔣介石操縱，虞洽卿、鈕永建、陳光甫、白崇禧等市政府委員不就職，就取消、再選，補選；政府委員要就職，並通知領事團。
當時中共與蔣介石（26日來到上海）鬥爭的焦點也是這幾個方麵。其結果是：薛嶽部隊被蔣介石輕易調走，代之以投降過來的舊軍閥、反共的周鳳岐部隊。為此，陳獨秀曾主張「我們要趕快以各區黨部分頭召集黨員大會擁護留薛」，並指示「要找商界有力的領袖，與市黨部代表去找蔣說薛在滬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麽辦」？但都無濟於事。陳為此嘆曰：「留薛未見有效。」[34]
3月26日，根據陳獨秀指示，上海區委發動百萬民眾起來擁護市政府，成立市政府。但國民黨方麵主要委員還是不就職，中間派委員就職了也不敢任職，市政府名存實亡。
最後的衝突是解散工人糾察隊。陳獨秀和中共做了最頑強的抵抗，25日晚，陳獨秀針對所傳蔣介石部隊要解散工人糾察隊一事指出：
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將純全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
這充分說明，「三暴」勝利以後的陳獨秀是明確主張與蔣介石決鬥的。他在第二天的中共上海區委會議上，甚至指名「蔣在江西贛州殺工會委員長，打市黨部，打六軍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p.」；南京慘案，英美打死中國一兩千人，「所以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我們把這兩個問題聯合起來看，所以中央已決定準備防禦戰爭」。[35]
但是，如何與蔣決鬥呢？陳獨秀也有顧慮。在3月28日的特委會議上，他說：若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衝突，「太階級性了」，「完全失掉聯合戰線」，即國共合作破裂。為此，他一麵提出搞一個反英運動：「號召反英，要蔣反英，民眾願作後持（援）」；「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這裏所謂的「反英運動」，也如陳所說隻是宣傳、英廠罷工和抵製英貨。陳的設想是蔣必不反英，民眾即可反蔣：「最好要將反英與反蔣聯合一起」，並提出「口號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國兵」。[36]一麵則請示國際。彭述之後來回憶說：在特委會議上，大家「檢討當前極度危險的局勢，一致認為：除了堅決採取行動反蔣外，別無其他出路」。羅亦農、周恩來也是這個主張。周認為：「如果我們採取行動對付蔣介石，薛嶽（他所指揮的一師駐上海閘北）和嚴重（他的軍隊分駐蘇州無錫一帶）可能站在我們方麵來，但舉行軍事行動反對蔣介石，恰好是違反國際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請示外，陳獨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漢，商議重要決定。
可見，雖然陳獨秀和中共明知蔣要反共，卻無製止的有效辦法。先是想靠薛嶽部隊和組建左傾的市政府，說明中共實力的軟弱，最後的所謂「反英運動」也是不切實際的。這三項措施反映出陳內心不可言語的無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的右派軍隊決鬥，沒有勝利的把握。所謂「幸而勝則已，不幸亦可影響全國，斷絕蔣之政治生命」，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所以，中共發動「三暴」及其後的反蔣鬥爭，如當初的巴黎公社，乃是形勢逼出來的壯舉，反蔣而建立上海民主政權，並無任何可能。「三暴」勝利後的中共處於更加危險的位置上。
有學者認為，對這時的陳獨秀，與其說是「右傾」，不如說是「左」傾。實則無所謂「左」與「右」，隻是做了他無可奈何必須做的事情。
辦法也許是有的，如發現蔣介石要動手鎮壓中共和工人糾察隊時，立即轉入地下隱蔽起來，或撤退到農村去。但是，那時的陳獨秀和年輕的共產黨人，在「三暴」勝利後的「頭腦熱昏」之中，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覺悟，二不可能做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拚命中流血犧牲，成了其唯一的命運。
問題在於，當時的莫斯科卻從錯誤的前提出發，做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陳獨秀黨中央請求武裝反蔣的電報發到莫斯科後，3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作出決定，給上海黨中央發去如下電報：「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準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37]這就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逼蔣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蔣的策略完全否定了。
3月31日，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在「收到發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報告，說蔣介石已在上海發動政變，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並打算在這方麵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一麵詢問鮑羅廷「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一麵卻指示中共中央：「（1）在群眾中開展反對政變的運動；（2）暫不進行公開的作戰；（3）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4）揭露右派的政策，團結群眾；（5）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獨裁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38]
3.工人收藏的武器，除把剩餘的送交薛嶽外，暫時不能交出去。
4.因受蔣介石操縱，虞洽卿、鈕永建、陳光甫、白崇禧等市政府委員不就職，就取消、再選，補選；政府委員要就職，並通知領事團。
當時中共與蔣介石（26日來到上海）鬥爭的焦點也是這幾個方麵。其結果是：薛嶽部隊被蔣介石輕易調走，代之以投降過來的舊軍閥、反共的周鳳岐部隊。為此，陳獨秀曾主張「我們要趕快以各區黨部分頭召集黨員大會擁護留薛」，並指示「要找商界有力的領袖，與市黨部代表去找蔣說薛在滬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麽辦」？但都無濟於事。陳為此嘆曰：「留薛未見有效。」[34]
3月26日，根據陳獨秀指示，上海區委發動百萬民眾起來擁護市政府，成立市政府。但國民黨方麵主要委員還是不就職，中間派委員就職了也不敢任職，市政府名存實亡。
最後的衝突是解散工人糾察隊。陳獨秀和中共做了最頑強的抵抗，25日晚，陳獨秀針對所傳蔣介石部隊要解散工人糾察隊一事指出：
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將純全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
這充分說明，「三暴」勝利以後的陳獨秀是明確主張與蔣介石決鬥的。他在第二天的中共上海區委會議上，甚至指名「蔣在江西贛州殺工會委員長，打市黨部，打六軍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p.」；南京慘案，英美打死中國一兩千人，「所以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我們把這兩個問題聯合起來看，所以中央已決定準備防禦戰爭」。[35]
但是，如何與蔣決鬥呢？陳獨秀也有顧慮。在3月28日的特委會議上，他說：若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衝突，「太階級性了」，「完全失掉聯合戰線」，即國共合作破裂。為此，他一麵提出搞一個反英運動：「號召反英，要蔣反英，民眾願作後持（援）」；「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這裏所謂的「反英運動」，也如陳所說隻是宣傳、英廠罷工和抵製英貨。陳的設想是蔣必不反英，民眾即可反蔣：「最好要將反英與反蔣聯合一起」，並提出「口號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國兵」。[36]一麵則請示國際。彭述之後來回憶說：在特委會議上，大家「檢討當前極度危險的局勢，一致認為：除了堅決採取行動反蔣外，別無其他出路」。羅亦農、周恩來也是這個主張。周認為：「如果我們採取行動對付蔣介石，薛嶽（他所指揮的一師駐上海閘北）和嚴重（他的軍隊分駐蘇州無錫一帶）可能站在我們方麵來，但舉行軍事行動反對蔣介石，恰好是違反國際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請示外，陳獨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漢，商議重要決定。
可見，雖然陳獨秀和中共明知蔣要反共，卻無製止的有效辦法。先是想靠薛嶽部隊和組建左傾的市政府，說明中共實力的軟弱，最後的所謂「反英運動」也是不切實際的。這三項措施反映出陳內心不可言語的無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的右派軍隊決鬥，沒有勝利的把握。所謂「幸而勝則已，不幸亦可影響全國，斷絕蔣之政治生命」，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所以，中共發動「三暴」及其後的反蔣鬥爭，如當初的巴黎公社，乃是形勢逼出來的壯舉，反蔣而建立上海民主政權，並無任何可能。「三暴」勝利後的中共處於更加危險的位置上。
有學者認為，對這時的陳獨秀，與其說是「右傾」，不如說是「左」傾。實則無所謂「左」與「右」，隻是做了他無可奈何必須做的事情。
辦法也許是有的，如發現蔣介石要動手鎮壓中共和工人糾察隊時，立即轉入地下隱蔽起來，或撤退到農村去。但是，那時的陳獨秀和年輕的共產黨人，在「三暴」勝利後的「頭腦熱昏」之中，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覺悟，二不可能做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拚命中流血犧牲，成了其唯一的命運。
問題在於，當時的莫斯科卻從錯誤的前提出發，做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陳獨秀黨中央請求武裝反蔣的電報發到莫斯科後，3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作出決定，給上海黨中央發去如下電報：「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準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37]這就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逼蔣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蔣的策略完全否定了。
3月31日，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在「收到發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報告，說蔣介石已在上海發動政變，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並打算在這方麵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一麵詢問鮑羅廷「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一麵卻指示中共中央：「（1）在群眾中開展反對政變的運動；（2）暫不進行公開的作戰；（3）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4）揭露右派的政策，團結群眾；（5）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獨裁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