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莫斯科的這個指示，在阻止中共「拚命主義」上，有其正確的一麵，但它沒有指出如何正確地組織防禦，以保護上海的中共黨員和工人的力量。而對於正處在頭腦發熱的陳獨秀們來說，這是一個對業已開始的蔣介石反共政變示弱和挨宰的政策，與中共中央的政策完全對立。「羅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39]羅還在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明確反對國際指示。他說：「蔣與我們爭鬥的中心問題，為解除上總糾察隊武裝問題，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後的決鬥」；「我們決定不收藏槍械，堅不繳械」，「決不投降與退卻」。他認為與蔣「沒有調和餘地」，「我們不避免衝突」，「我們唯有與蔣奮鬥，我們有實力有群眾，隻要策略應用得好，有勝利的希望」。但是，如何與蔣鬥，他也沒有辦法，隻說「以民眾的力量去鎮壓蔣之反動」，「不取進攻的形勢」。[40]羅的話顯示出中共的無奈。
聯共政治局所以做出以上指示，一是他們最清楚這幾年來他們給蔣介石的援助之巨大與給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給一槍一彈），相差是那樣的懸殊，中共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二是他們對蔣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價值，就是這隻「檸檬」的汁還沒有榨幹淨；三是對陳獨秀揭露蔣介石從南昌開始與敵人的勾結陰謀不相信，這是莫斯科遙控中國革命、不了解中國實情的死穴。因為，就在這個指示做出後第三天（4月3日）史達林的反對派托洛茨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指出中國革命分裂危機「不可避免」，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並讚揚陳獨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是無條件正確的」，呼籲立即建立工人蘇維埃。[41]為此，史達林在4月5日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批駁托洛茨基，竭力為自己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辯護，說蔣「是服從紀律的」，「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為」。會議通過決議，批評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42]
於是，陳獨秀不得不執行「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的指示，與當時乘蘇聯輪船回國到上海的汪精衛簽署《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全黨同誌書》。後來陳獨秀也稱這是個「可恥的宣言」：「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43]
起草《汪陳宣言》
陳獨秀黨中央從準備反蔣到簽署《汪陳宣言》，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莫斯科的指示對這個轉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從當時的檔案看，陳獨秀黨中央及上海區委，在國際指示的影響下，也認為這是必要和正確的。
汪精衛於4月1日到達上海後，周恩來把他安排到一個臨時住處後，向陳獨秀匯報說：「三點水來了，我今天得到俄國同誌通知第一個去看他，此時別人還不知道他站在我們方麵。他問我，他於北伐以前到外國去，如今北伐勝利才回來，國內同誌是否因此對他不滿？我向他解釋，說國內同誌都希望他速回來領導他們。他對於俄國同誌有點不滿意的表示，因為負責送他回國的同誌，無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或從海參崴到上海輪船上，都把他當作囚犯一般看待。」[44]周恩來主張直接把汪送到武漢去，不讓他在上海同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要員見麵。陳同意周的意見。
但是，上海是國民黨的老根據地，汪到上海後如魚得水，處於危險境地的共產黨再不能控製他的行動，更不能限製蔣介石等在上海的國民黨人與汪聯絡。於是，2日、3日兩天，汪精衛與蔣介石、吳稚暉等連日召開秘密會議。吳自認為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摸到了共產黨的底——早晚要推翻國民黨，因此反共最堅決，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軍將領實行清共。此正合蔣意，蔣提出馬上做兩件事：「趕走鮑羅廷」，「分共」。汪精衛顯然沒有忘記三二○事件中被蔣排擠的慘痛教訓，如何在複雜的形勢中自圖發展，因乍回國，既不了解情況，又無實力，需要等待時機再做決定，所以提出「緩兵之計」：暫時容忍，爭取和平解決分共問題。蔣、吳反共，一想爭取汪精衛，二要時間準備，同意了汪的主意。
最後，雙方達成折中協議如下：（1）由汪精衛負責通知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立即製止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2）對武漢中央及政府所發命令，「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不接受」；（3）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暫時取締」，「製裁」；（4）「凡工人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指揮」。[45]
陳獨秀黨中央和上海區委的共產黨人還在夢中，遵照莫斯科指示，力圖挽救危機，於是又落入蔣、汪的圈套。
3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會見汪精衛。汪告訴他們，已經與蔣介石見了麵，在座的還有吳稚暉等人。吳大罵共產黨，蔣則不作聲。陳獨秀說：「吳、蔣二人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汪用吳的話質問陳：「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並要主使工人沖入租界？」陳答「決無此事」。汪又轉達吳稚暉話，稱陳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於是，陳被激起，答以親筆做書麵宣言。當夜，陳寫了很久，即起草《汪陳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誌書》。次日，周恩來拿去給汪簽字，拿回來時一看，汪的名字簽在後麵，前麵留了許多空白，意思是讓陳的名字簽在前麵。「但獨秀拿起筆來把他的名字仍舊簽在汪的名字後麵」。[46]5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上海各大報普遍刊登並宣傳此宣言。
聯共政治局所以做出以上指示，一是他們最清楚這幾年來他們給蔣介石的援助之巨大與給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給一槍一彈），相差是那樣的懸殊，中共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二是他們對蔣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價值，就是這隻「檸檬」的汁還沒有榨幹淨；三是對陳獨秀揭露蔣介石從南昌開始與敵人的勾結陰謀不相信，這是莫斯科遙控中國革命、不了解中國實情的死穴。因為，就在這個指示做出後第三天（4月3日）史達林的反對派托洛茨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指出中國革命分裂危機「不可避免」，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並讚揚陳獨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是無條件正確的」，呼籲立即建立工人蘇維埃。[41]為此，史達林在4月5日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批駁托洛茨基，竭力為自己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辯護，說蔣「是服從紀律的」，「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為」。會議通過決議，批評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42]
於是，陳獨秀不得不執行「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的指示，與當時乘蘇聯輪船回國到上海的汪精衛簽署《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全黨同誌書》。後來陳獨秀也稱這是個「可恥的宣言」：「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43]
起草《汪陳宣言》
陳獨秀黨中央從準備反蔣到簽署《汪陳宣言》，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莫斯科的指示對這個轉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從當時的檔案看，陳獨秀黨中央及上海區委，在國際指示的影響下，也認為這是必要和正確的。
汪精衛於4月1日到達上海後，周恩來把他安排到一個臨時住處後，向陳獨秀匯報說：「三點水來了，我今天得到俄國同誌通知第一個去看他，此時別人還不知道他站在我們方麵。他問我，他於北伐以前到外國去，如今北伐勝利才回來，國內同誌是否因此對他不滿？我向他解釋，說國內同誌都希望他速回來領導他們。他對於俄國同誌有點不滿意的表示，因為負責送他回國的同誌，無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或從海參崴到上海輪船上，都把他當作囚犯一般看待。」[44]周恩來主張直接把汪送到武漢去，不讓他在上海同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要員見麵。陳同意周的意見。
但是，上海是國民黨的老根據地，汪到上海後如魚得水，處於危險境地的共產黨再不能控製他的行動，更不能限製蔣介石等在上海的國民黨人與汪聯絡。於是，2日、3日兩天，汪精衛與蔣介石、吳稚暉等連日召開秘密會議。吳自認為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摸到了共產黨的底——早晚要推翻國民黨，因此反共最堅決，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軍將領實行清共。此正合蔣意，蔣提出馬上做兩件事：「趕走鮑羅廷」，「分共」。汪精衛顯然沒有忘記三二○事件中被蔣排擠的慘痛教訓，如何在複雜的形勢中自圖發展，因乍回國，既不了解情況，又無實力，需要等待時機再做決定，所以提出「緩兵之計」：暫時容忍，爭取和平解決分共問題。蔣、吳反共，一想爭取汪精衛，二要時間準備，同意了汪的主意。
最後，雙方達成折中協議如下：（1）由汪精衛負責通知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立即製止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2）對武漢中央及政府所發命令，「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不接受」；（3）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暫時取締」，「製裁」；（4）「凡工人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指揮」。[45]
陳獨秀黨中央和上海區委的共產黨人還在夢中，遵照莫斯科指示，力圖挽救危機，於是又落入蔣、汪的圈套。
3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會見汪精衛。汪告訴他們，已經與蔣介石見了麵，在座的還有吳稚暉等人。吳大罵共產黨，蔣則不作聲。陳獨秀說：「吳、蔣二人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汪用吳的話質問陳：「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並要主使工人沖入租界？」陳答「決無此事」。汪又轉達吳稚暉話，稱陳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於是，陳被激起，答以親筆做書麵宣言。當夜，陳寫了很久，即起草《汪陳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誌書》。次日，周恩來拿去給汪簽字，拿回來時一看，汪的名字簽在後麵，前麵留了許多空白，意思是讓陳的名字簽在前麵。「但獨秀拿起筆來把他的名字仍舊簽在汪的名字後麵」。[46]5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上海各大報普遍刊登並宣傳此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