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建議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上海民主政府。爭取群眾也好，發展共產黨員和糾察隊也好，都為了在未來的勝利中建立一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的市民政府。3月19日，已是第三次起義前夕，在公布的羅亦農在15日活動分子大會闡明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時透露：「我們在此地可以下一結論是：中國革命的前途，必須是革命的工農與小資產階級聯合，戰勝一切反動勢力，直接取得政權，建立民主獨裁製。此項民主獨裁製之實現，我們完全取得領導的地位絲毫不能退讓，以為革命成功之保障。」可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中共受到國民黨左派領袖的阻礙。因為按照共產黨的目標，未來的上海市民政府「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體」。這樣的市政府就必須有三個特點：一是應以職業為單位直接選舉代表，不勞動的無職業的流氓，不能當選為代表。這一點與（國民黨）資產階級「有很大的衝突」。他們因為看了工人人數之多將來必難製勝，所以主張以區域為單位，以便無業流氓、土豪劣紳都可參加政府。二是代表與民眾應有直接的關係，不像從前的議會選舉，與民眾不發生什麽關係。三是無立法與行政的劃分。革命的民眾應該是隨時自己立法，自己執行。
顯然，按此目標建立起來的市民政府，絕不是西方的資產階級議會製度，而是蘇聯式的蘇維埃。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時勢所限，還是以「民主政府」稱之。
羅亦農詳細解釋了陳獨秀說的「我們要能拿住中小商人，為將來爭鬥時之要具」的含義：「全上海有二百萬人口，其中有七八十萬是中小資產（階級），因此中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意義上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c.p.應領導工人群眾，聯結小資產階級在市民代表會議中合作。這就是工人群眾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製，實際以工人為主體，c.p.去領導。」
於是，為了貫徹陳獨秀黨中央關於大量發展國民黨左派的決定，羅亦農布置關於「國民黨的工作」時，特別強調了「要趕快發展國民黨員。上海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同情於革命，至少十萬到二十五萬以上的人口可以加入國民黨。我們要大大的開放門戶，吸收他們進來，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職員、學生及許多自由職業的群眾」。[22]
國共兩黨的鬥爭，從爭奪革命的領導權，終於發展到爭奪政權。但是從上述陳獨秀的思想看，根本不切合實際。一是他們沒有強大到足以戰勝國民黨的武裝力量；二是他們沒有一支可以掌握政權、管理國家的幹部隊伍。而且要在一兩個月內發展15萬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所利用」的國民黨員），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數量上達到了，素質上根本不可能達到。當時的工農分子多是文盲，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黨員，怎麽可能掌握政權，管理好國家。所以，陳獨秀的這個主張隻能說是「左」得可愛的絕望的掙紮。
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勝利
3月1日，北伐軍到蘇州、鬆江，由於張宗昌為首的直魯聯軍乘孫傳芳敗退來爭奪上海，三千軍隊進入上海。守衛上海、鬆江、蘇州的畢庶澄部隊動搖，並有欲投降北伐軍的消息。當日晚，特委會舉行會議，分析形勢，看到「普通人民非常動搖」，「上海將成無政府狀態」，「兵工廠有兵來接洽，可出賣軍械」，決定加緊準備武裝暴動。陳獨秀最後說：「以後口號要規定原則：一、不要籠統，要切實。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號可定：收回租界，民選政府，市民代表大會政府，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四口號。」[23]
「收回租界」，意味著要用實際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同時，次日，中共上海區委對工人的宣傳大綱又稱：「李寶章已跑，孫傳芳已完全倒台，張宗昌的軍隊也四麵受包圍，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大暴動，奪取武裝」；「帝國主義及軍閥都驚慌，一般人民都讚賞」；「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把孫、張軍閥打倒後，聯合一般被壓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組織上海市政府」。[24]由此可見，陳獨秀為首的中共對革命形勢估計過於樂觀，看不到當時形勢的複雜性。首先，北伐軍打到上海，也有力量拿下上海，用不著讓工人糾察隊去先奪取上海。其次，即使共產黨先拿下上海，接著麵對的就是一路反共殺到上海的蔣介石軍隊，上海工人糾察隊很難與之對抗。所以，這次暴動雖然可歌可泣，但卻是一次沒有勝算的冒險，而受害最大的是共產黨和上海工人群眾。
3月5日，陳獨秀參加上海特委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時機和指揮問題。關於時機，陳獨秀最後歸納為：等待北伐軍「一、鬆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指直魯聯軍）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會議討論了暴動時各區的指揮人，最後由陳獨秀決定。陳還決定：「黨的方麵士炎代理書記。」羅亦農提出整個行動由特委指揮，緊急時由羅亦農、周恩來、何鬆林、陳獨秀處理。趙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從而確定了陳獨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總指揮」的地位。所以可以說，第三次暴動的勝利，是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輝煌的頂峰，以後就風光不再了。
關於暴動勝利後的上海市政府，陳獨秀在會上提出：代表人數至少1000人，工人占一半。工人、學生的負責人，「我們的要先選好。臨時把名單經群眾通過」。會議最後議定了暴動勝利後市政府15名成員名單，其中共產黨員有羅亦農、汪壽華、顧順章、侯紹裘等7人。國民黨員有吳稚暉、鈕永建、楊杏佛、何應欽等。工商等各界有虞洽卿、王曉籟等。[25]關於這個名單，在前一天的特委會上，陳獨秀還提出：「市民政府最後必經過市民公會的選舉，然後打電（報）到武漢國民政府請他批準，事前就用談判的方法，先求一致。」[26]這個名單後來反覆協商，在3月12日舉行的市民代表會議上正式選出市政府成員，擴大到31人。
顯然，按此目標建立起來的市民政府，絕不是西方的資產階級議會製度，而是蘇聯式的蘇維埃。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時勢所限，還是以「民主政府」稱之。
羅亦農詳細解釋了陳獨秀說的「我們要能拿住中小商人，為將來爭鬥時之要具」的含義：「全上海有二百萬人口，其中有七八十萬是中小資產（階級），因此中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意義上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c.p.應領導工人群眾，聯結小資產階級在市民代表會議中合作。這就是工人群眾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製，實際以工人為主體，c.p.去領導。」
於是，為了貫徹陳獨秀黨中央關於大量發展國民黨左派的決定，羅亦農布置關於「國民黨的工作」時，特別強調了「要趕快發展國民黨員。上海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同情於革命，至少十萬到二十五萬以上的人口可以加入國民黨。我們要大大的開放門戶，吸收他們進來，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職員、學生及許多自由職業的群眾」。[22]
國共兩黨的鬥爭，從爭奪革命的領導權，終於發展到爭奪政權。但是從上述陳獨秀的思想看，根本不切合實際。一是他們沒有強大到足以戰勝國民黨的武裝力量；二是他們沒有一支可以掌握政權、管理國家的幹部隊伍。而且要在一兩個月內發展15萬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所利用」的國民黨員），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數量上達到了，素質上根本不可能達到。當時的工農分子多是文盲，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黨員，怎麽可能掌握政權，管理好國家。所以，陳獨秀的這個主張隻能說是「左」得可愛的絕望的掙紮。
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勝利
3月1日，北伐軍到蘇州、鬆江，由於張宗昌為首的直魯聯軍乘孫傳芳敗退來爭奪上海，三千軍隊進入上海。守衛上海、鬆江、蘇州的畢庶澄部隊動搖，並有欲投降北伐軍的消息。當日晚，特委會舉行會議，分析形勢，看到「普通人民非常動搖」，「上海將成無政府狀態」，「兵工廠有兵來接洽，可出賣軍械」，決定加緊準備武裝暴動。陳獨秀最後說：「以後口號要規定原則：一、不要籠統，要切實。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號可定：收回租界，民選政府，市民代表大會政府，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四口號。」[23]
「收回租界」，意味著要用實際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同時，次日，中共上海區委對工人的宣傳大綱又稱：「李寶章已跑，孫傳芳已完全倒台，張宗昌的軍隊也四麵受包圍，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大暴動，奪取武裝」；「帝國主義及軍閥都驚慌，一般人民都讚賞」；「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把孫、張軍閥打倒後，聯合一般被壓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組織上海市政府」。[24]由此可見，陳獨秀為首的中共對革命形勢估計過於樂觀，看不到當時形勢的複雜性。首先，北伐軍打到上海，也有力量拿下上海，用不著讓工人糾察隊去先奪取上海。其次，即使共產黨先拿下上海，接著麵對的就是一路反共殺到上海的蔣介石軍隊，上海工人糾察隊很難與之對抗。所以，這次暴動雖然可歌可泣，但卻是一次沒有勝算的冒險，而受害最大的是共產黨和上海工人群眾。
3月5日，陳獨秀參加上海特委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時機和指揮問題。關於時機，陳獨秀最後歸納為：等待北伐軍「一、鬆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指直魯聯軍）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會議討論了暴動時各區的指揮人，最後由陳獨秀決定。陳還決定：「黨的方麵士炎代理書記。」羅亦農提出整個行動由特委指揮，緊急時由羅亦農、周恩來、何鬆林、陳獨秀處理。趙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從而確定了陳獨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總指揮」的地位。所以可以說，第三次暴動的勝利，是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輝煌的頂峰，以後就風光不再了。
關於暴動勝利後的上海市政府，陳獨秀在會上提出：代表人數至少1000人，工人占一半。工人、學生的負責人，「我們的要先選好。臨時把名單經群眾通過」。會議最後議定了暴動勝利後市政府15名成員名單，其中共產黨員有羅亦農、汪壽華、顧順章、侯紹裘等7人。國民黨員有吳稚暉、鈕永建、楊杏佛、何應欽等。工商等各界有虞洽卿、王曉籟等。[25]關於這個名單，在前一天的特委會上，陳獨秀還提出：「市民政府最後必經過市民公會的選舉，然後打電（報）到武漢國民政府請他批準，事前就用談判的方法，先求一致。」[26]這個名單後來反覆協商，在3月12日舉行的市民代表會議上正式選出市政府成員，擴大到3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