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鈕、楊閱此信後，表示滿意。「吳說從前的確誤會，我們以為c.p.民眾仍有強姦氣，現在我們主張並無不同處。」可見，當時穩定上海的國民黨相當重要，而陳獨秀憑其地位與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別人無法替代。為此中共特委會決定以後仍由陳與他們接洽。
陳獨秀還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是還想收回帝國主義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還無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共更是這樣。更何況帝國主義各國正在向華大量增兵的時候。而2月2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告民眾書竟說：「帝國主義以武力幹涉中國革命，則中國的武裝市民及將來的北伐軍必須進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其實陳獨秀還是講究「策略」的，主要表現在為建立民主政權而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上。當時是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時期，不管政權性質如何，表麵上都是國民黨的政權。那麽，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權不落在國民黨右派特別是蔣介石新右派手中，而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呢？陳獨秀黨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頗費心思，最後決定以發展國民黨員的名義，大量發展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而為了對付像吳稚暉、鈕永建、楊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陳獨秀親自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沒有找到，但在吳稚暉3月15日未刊日記中卻保留了一段精彩的內容：
夜，開會，到羅亦農、汪壽華、侯紹裘、楊杏佛……會內見陳仲甫致餘、惕、杏三人書，錄一段如左：
稚暉、惕生、杏佛先生，頃間思及三事謹陳如左：
上海市產業、文化均有高度之發展，故不得不取漸進方法，發展民眾政權，而同時忽視了黨的領導權也是一個錯誤。惟黨在上海之領導方式，簡單以黨的機關命令行之，已萬萬不夠（因上海民眾已有組織而要求政權了）必須黨之本身在數量上有很大的發展，黨的力量充滿了各方麵，使黨的決議都能夠——在一切民眾會議中充分通過執行，如此才真是以黨治國，以如此方式領導民眾，訓練民眾，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訓政之精義。欲成此種訓政方式（約五十人中有一黨員）方能運用，即在蘇省，亦須如此。然此時上海市即江蘇省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萬，為數太少，馬上取得政權後不是黨不能管理政治，便是黨的獨裁，所以此時省市黨部宜發出緊急命令於各下級黨部，大大的徵集黨員，上海市以五萬為標準，江蘇省以十萬為標準（這是可能的，望稚暉先生勿以為我發瘋，要送我到病院裏去！）此時徵集黨員可以來者不拒，因為現在還在軍閥壓迫之下，不似北伐軍到後投機分子紛紛加入也。[14]
這封信說明陳獨秀一是對上海所謂的左派領袖吳、鈕、楊的絕望：因為從五卅運動、第一及第二次上海工人起義中，陳明顯看到這些所謂的左派和虞洽卿為代表的上海大資產階級，隻知道在打倒北洋軍閥的鬥爭中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力量衰弱而且動搖，根本靠不住。但是從當時革命性質和國共合作的政策出發又不能把他們甩掉，正如羅亦農在2月24日特委會上所說：「國民黨毫無力量，連鈕惕生的命令都毫無效力。」在第二天的特委會上，陳獨秀則說：「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現在對我們隻是說，你們去做好了，沒有一定主張。」[15]在3月11日的特委會上，羅亦農也說：「楊杏佛現在對於市黨部很橫行，所有市黨部決議案任意更改，現在群眾很反對他，我們決不去抬他在群眾中的威望。」[16]麵對這種情況怎麽辦呢？3月8日，趙世炎在上海區委會議上說：「與國民黨左派的組織問題，要使左派有群眾，而且這個群眾是受我們的影響的。」[17]這就是通過大量發展國民黨員，吸收左派群眾。這些群眾，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次日，陳獨秀就明確指出：「在這次運動中，我們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許多領袖人才，將來上海的局麵，必為右派與民眾鬥爭劇烈之地，我們要能拿住中小商人，為將來爭鬥時之要具。」[18]
幾十年後中共老資格的黨史專家胡繩在總結國共鬥爭的根本規律時，也說過類似的話：「現在講這段歷史（指1919～1949年——引者）的書，主要講國民黨和共產黨，講它們間的矛盾和鬥爭；論階級，這是兩極，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其實，在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這就是中間勢力」；「國民黨的人隻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是第三種人占大多數。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19]
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大量國民黨左派黨員，另一個考慮是大力發展共產黨和糾察隊，把非工人出身的先進分子視為共產黨的外圍，培養其加入共產黨，如3月15日羅亦農在活動分子會議上所說：在大力發展國民黨同時，「自然隨帶可以發展c.p.與c.y.的組織」；「黨的內部工作，要加緊嚴密各級黨部的組織，最主要的為發展黨員的工作。從上月二十三日到現在，隻發展一千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此為提高黨的威權最主要的工作」。[20]
其實，這個原則對於工人也是適用的。如趙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區委召開的活動分子大會上所說：「在產業工人方麵，則要以全體工人加入國民黨，工人群眾不能同時有兩個黨，但現在事實上工會不能不加入國民黨，因此工人加入國民黨，可以廣大的加入，隻是一個名義上的關係。」當時上海有國民黨員7000餘人，但一有號召即能立刻行動的僅有2000人，其中一半為共產黨員。這個數字對於進行第三次起義是遠遠不夠的。在3月11日的特委會上，周恩來說：「軍事組織，自衛團可擴充到一千人，預備把他們都加入黨（指共產黨——引者），將來分配到糾察隊裏麵去做核心。」[21]
陳獨秀還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是還想收回帝國主義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還無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共更是這樣。更何況帝國主義各國正在向華大量增兵的時候。而2月2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告民眾書竟說：「帝國主義以武力幹涉中國革命，則中國的武裝市民及將來的北伐軍必須進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其實陳獨秀還是講究「策略」的，主要表現在為建立民主政權而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上。當時是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時期，不管政權性質如何，表麵上都是國民黨的政權。那麽，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權不落在國民黨右派特別是蔣介石新右派手中，而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呢？陳獨秀黨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頗費心思，最後決定以發展國民黨員的名義，大量發展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而為了對付像吳稚暉、鈕永建、楊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陳獨秀親自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沒有找到，但在吳稚暉3月15日未刊日記中卻保留了一段精彩的內容：
夜，開會，到羅亦農、汪壽華、侯紹裘、楊杏佛……會內見陳仲甫致餘、惕、杏三人書，錄一段如左：
稚暉、惕生、杏佛先生，頃間思及三事謹陳如左：
上海市產業、文化均有高度之發展，故不得不取漸進方法，發展民眾政權，而同時忽視了黨的領導權也是一個錯誤。惟黨在上海之領導方式，簡單以黨的機關命令行之，已萬萬不夠（因上海民眾已有組織而要求政權了）必須黨之本身在數量上有很大的發展，黨的力量充滿了各方麵，使黨的決議都能夠——在一切民眾會議中充分通過執行，如此才真是以黨治國，以如此方式領導民眾，訓練民眾，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訓政之精義。欲成此種訓政方式（約五十人中有一黨員）方能運用，即在蘇省，亦須如此。然此時上海市即江蘇省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萬，為數太少，馬上取得政權後不是黨不能管理政治，便是黨的獨裁，所以此時省市黨部宜發出緊急命令於各下級黨部，大大的徵集黨員，上海市以五萬為標準，江蘇省以十萬為標準（這是可能的，望稚暉先生勿以為我發瘋，要送我到病院裏去！）此時徵集黨員可以來者不拒，因為現在還在軍閥壓迫之下，不似北伐軍到後投機分子紛紛加入也。[14]
這封信說明陳獨秀一是對上海所謂的左派領袖吳、鈕、楊的絕望：因為從五卅運動、第一及第二次上海工人起義中，陳明顯看到這些所謂的左派和虞洽卿為代表的上海大資產階級，隻知道在打倒北洋軍閥的鬥爭中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力量衰弱而且動搖，根本靠不住。但是從當時革命性質和國共合作的政策出發又不能把他們甩掉，正如羅亦農在2月24日特委會上所說：「國民黨毫無力量，連鈕惕生的命令都毫無效力。」在第二天的特委會上，陳獨秀則說：「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現在對我們隻是說，你們去做好了，沒有一定主張。」[15]在3月11日的特委會上，羅亦農也說：「楊杏佛現在對於市黨部很橫行，所有市黨部決議案任意更改，現在群眾很反對他，我們決不去抬他在群眾中的威望。」[16]麵對這種情況怎麽辦呢？3月8日，趙世炎在上海區委會議上說：「與國民黨左派的組織問題，要使左派有群眾，而且這個群眾是受我們的影響的。」[17]這就是通過大量發展國民黨員，吸收左派群眾。這些群眾，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次日，陳獨秀就明確指出：「在這次運動中，我們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許多領袖人才，將來上海的局麵，必為右派與民眾鬥爭劇烈之地，我們要能拿住中小商人，為將來爭鬥時之要具。」[18]
幾十年後中共老資格的黨史專家胡繩在總結國共鬥爭的根本規律時，也說過類似的話：「現在講這段歷史（指1919～1949年——引者）的書，主要講國民黨和共產黨，講它們間的矛盾和鬥爭；論階級，這是兩極，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其實，在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這就是中間勢力」；「國民黨的人隻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是第三種人占大多數。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19]
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大量國民黨左派黨員，另一個考慮是大力發展共產黨和糾察隊，把非工人出身的先進分子視為共產黨的外圍，培養其加入共產黨，如3月15日羅亦農在活動分子會議上所說：在大力發展國民黨同時，「自然隨帶可以發展c.p.與c.y.的組織」；「黨的內部工作，要加緊嚴密各級黨部的組織，最主要的為發展黨員的工作。從上月二十三日到現在，隻發展一千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此為提高黨的威權最主要的工作」。[20]
其實，這個原則對於工人也是適用的。如趙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區委召開的活動分子大會上所說：「在產業工人方麵，則要以全體工人加入國民黨，工人群眾不能同時有兩個黨，但現在事實上工會不能不加入國民黨，因此工人加入國民黨，可以廣大的加入，隻是一個名義上的關係。」當時上海有國民黨員7000餘人，但一有號召即能立刻行動的僅有2000人，其中一半為共產黨員。這個數字對於進行第三次起義是遠遠不夠的。在3月11日的特委會上，周恩來說：「軍事組織，自衛團可擴充到一千人，預備把他們都加入黨（指共產黨——引者），將來分配到糾察隊裏麵去做核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