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三大結束後，兩人署名共同簽發了一係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於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第十四號（關於一致戮力申討賣國殃民的直係軍閥吳佩孚）、第十五號（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號（關於揭露江浙軍閥戰爭的反動性質）、第二十一號（關於加強黨內組織工作）等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文件，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1924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原由陳獨秀兼）以後，他與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文件。
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麵，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正如二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的致共產國際報告中所述：「目前黨內存在的一些困難已經在這次會議上獲得解決。」但在有些問題上，二人與共產國際的認識有差距。在革命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與陳獨秀密切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積極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打擊右派的破壞活動；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係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澤東又受陳獨秀黨中央的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是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實際上，在陳獨秀和孫中山的指導下，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又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所有這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占有重要的一頁。
與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行為進行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以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對態度，進行種種阻撓活動。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他們就進行公開的分裂活動，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係列反蘇反共決議。而以中派麵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多篇信文，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指出：「我們在國民黨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極困難，各地同誌應有不斷的注意與努力。」接著，在列數右派種種錯誤後指示：「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一）應由我們所指導的各團體或國民黨黨部，對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不滿於右派的意見」；「（二）我們同誌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入國民黨」；「（四）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裏，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五）各地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麵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麵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此會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不可與國民黨團體混合，尤不可受國民黨支配……協會內萬不能容留右傾觀念的分子在內」。[75]
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較正確時，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對於「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是十分堅定而明確的。遵照這個方針，1925年10月，毛澤東在廣州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時，配合陳獨秀對戴季陶反共小冊子的批判，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決定，指出戴書隻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鑑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正是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才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對付資產階級的兩麵性，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麵，取得了豐富的經驗。這為他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麵的一個總結。以往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自己在陳獨秀指導下工作的經驗。這時期的二人關係是互幫互助的，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
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麵，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正如二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的致共產國際報告中所述：「目前黨內存在的一些困難已經在這次會議上獲得解決。」但在有些問題上，二人與共產國際的認識有差距。在革命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與陳獨秀密切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積極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打擊右派的破壞活動；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係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澤東又受陳獨秀黨中央的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是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實際上，在陳獨秀和孫中山的指導下，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又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所有這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占有重要的一頁。
與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行為進行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以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對態度，進行種種阻撓活動。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他們就進行公開的分裂活動，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係列反蘇反共決議。而以中派麵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多篇信文，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指出：「我們在國民黨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極困難，各地同誌應有不斷的注意與努力。」接著，在列數右派種種錯誤後指示：「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一）應由我們所指導的各團體或國民黨黨部，對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不滿於右派的意見」；「（二）我們同誌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入國民黨」；「（四）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裏，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五）各地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麵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麵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此會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不可與國民黨團體混合，尤不可受國民黨支配……協會內萬不能容留右傾觀念的分子在內」。[75]
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較正確時，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對於「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是十分堅定而明確的。遵照這個方針，1925年10月，毛澤東在廣州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時，配合陳獨秀對戴季陶反共小冊子的批判，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決定，指出戴書隻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鑑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正是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才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對付資產階級的兩麵性，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麵，取得了豐富的經驗。這為他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麵的一個總結。以往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自己在陳獨秀指導下工作的經驗。這時期的二人關係是互幫互助的，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