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孫中山 馬林被撤
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講話和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年、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起到了如陳所說的「督戰者」的作用。
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占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隻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76]
因此，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製其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
這時，共產國際主要從蘇俄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中共中央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盡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俄的北洋政府。
這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也是同中有異：陳獨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出發的。因此他後來反對北伐戰爭，又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建立武裝割據。這種差異長期以來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隻是教條主義地看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以後的歷史也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的立場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他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說理充分，態度誠懇，甚至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
他指出：我們一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因此，「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77]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係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係、奉係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係，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隻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麵，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麵，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黨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78]
陳獨秀如此懇切、如此苦口婆心的規勸，充分顯示了一個誠實的政治家的高尚風度。
忠於馬克思主義依靠工農革命戰略思想的馬林，也不滿孫中山國民黨繼續推行「依靠軍閥倒軍閥」的路線，為此，他在1923年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坦率地承認在中共機關報《前鋒》上，「嚴厲批評了國民黨」，並且認為國民黨會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79]他在同一天給越飛、達夫謙和季諾維也夫的信和6月8日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中，又指出張作霖隻是利用孫中山以在與直係曹錕的上海談判中謀取「副總統」的位置，而孫中山任命伍朝樞為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長，是為了「避免招惹港英當局」。[80]
7月21日，馬林給廖仲愷的信中，對國民黨的綱領、領導體製到策略路線上的錯誤，更是全麵地進行了坦率的批評。
關於綱領，馬林批評國民黨不反帝。國民黨「認為不用觸動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中國，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一切事務。」因此，「國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世界大戰、1919年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召開時的運動、京漢路大罷工的大屠殺、抵製日貨運動）採取了既不領導也不參與的態度。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各封建軍閥為伍」。
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講話和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年、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起到了如陳所說的「督戰者」的作用。
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占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隻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76]
因此，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製其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
這時，共產國際主要從蘇俄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中共中央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盡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俄的北洋政府。
這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也是同中有異：陳獨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出發的。因此他後來反對北伐戰爭，又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建立武裝割據。這種差異長期以來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隻是教條主義地看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以後的歷史也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的立場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他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說理充分，態度誠懇，甚至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
他指出：我們一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因此，「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77]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係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係、奉係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係，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隻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麵，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麵，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黨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78]
陳獨秀如此懇切、如此苦口婆心的規勸，充分顯示了一個誠實的政治家的高尚風度。
忠於馬克思主義依靠工農革命戰略思想的馬林，也不滿孫中山國民黨繼續推行「依靠軍閥倒軍閥」的路線，為此，他在1923年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坦率地承認在中共機關報《前鋒》上，「嚴厲批評了國民黨」，並且認為國民黨會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79]他在同一天給越飛、達夫謙和季諾維也夫的信和6月8日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中，又指出張作霖隻是利用孫中山以在與直係曹錕的上海談判中謀取「副總統」的位置，而孫中山任命伍朝樞為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長，是為了「避免招惹港英當局」。[80]
7月21日，馬林給廖仲愷的信中，對國民黨的綱領、領導體製到策略路線上的錯誤，更是全麵地進行了坦率的批評。
關於綱領，馬林批評國民黨不反帝。國民黨「認為不用觸動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中國，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一切事務。」因此，「國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世界大戰、1919年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召開時的運動、京漢路大罷工的大屠殺、抵製日貨運動）採取了既不領導也不參與的態度。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各封建軍閥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