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說明：由於中共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建立的，所以採用了俄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模式，排除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的影響，這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產物。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與主張和平過渡的第二國際的鬥爭中，占了絕對的優勢，而且與中國客觀存在的崇拜暴力革命的救亡思潮相適應。
由於黨的創建者們還不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走俄國人的路」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如何進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如何達到共產主義，必然要經過許多曲折和難以想像的困難和犧牲。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陳獨秀沒有出席，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因為上海發起組臨時負責人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組織及共產國際的聯絡。由於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陳獨秀在擔任發起組領導人之後，再次正式被選舉為領袖，而且是缺席被選，說明陳在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也說明共產國際仍然對陳獨秀有極高評價，雖然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1919年就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4月21日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還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所以，這是歷史的選擇。後來有人因以後的變故，說一大選舉陳為領袖是「錯誤的選擇」，這顯然是對歷史的無知和偏見。
人在創造歷史的重大事件中，往往不知其重大意義而不介意。1920年，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1921年7月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次中共的成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13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近代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為直到19年後的延安時期，在曾參加一大的毛澤東、董必武親自主持下，決定黨的生日紀念時，竟然也都忘了一大開會的日期，於是，隻好大約地定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不僅陳獨秀、李大釗沒有把一大當一回事，連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是如此。他在當時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和14年後中共已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他的在華工作的回憶中，都沒有把這一被後人視為開天闢地的大事件看得多麽重要，甚至沒有積極的評價，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3]當時隻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此前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程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為什麽會這樣？從新公布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看，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無須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了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著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麵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這也是維經斯基和馬林來華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他們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給馬林的任務隻是對中共的工作順便過問一下，遠東局甚至沒有給他什麽指示，更沒有給他成立共產黨的指示。他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什麽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它指示是由於沒有什麽指示可給，因為隻有伊爾庫茨克局了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孫中山——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隻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
由於黨的創建者們還不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走俄國人的路」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如何進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如何達到共產主義，必然要經過許多曲折和難以想像的困難和犧牲。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陳獨秀沒有出席，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因為上海發起組臨時負責人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組織及共產國際的聯絡。由於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陳獨秀在擔任發起組領導人之後，再次正式被選舉為領袖，而且是缺席被選，說明陳在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也說明共產國際仍然對陳獨秀有極高評價，雖然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1919年就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4月21日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還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所以，這是歷史的選擇。後來有人因以後的變故，說一大選舉陳為領袖是「錯誤的選擇」，這顯然是對歷史的無知和偏見。
人在創造歷史的重大事件中，往往不知其重大意義而不介意。1920年，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1921年7月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次中共的成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13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近代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為直到19年後的延安時期，在曾參加一大的毛澤東、董必武親自主持下，決定黨的生日紀念時，竟然也都忘了一大開會的日期，於是，隻好大約地定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不僅陳獨秀、李大釗沒有把一大當一回事，連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是如此。他在當時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和14年後中共已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他的在華工作的回憶中，都沒有把這一被後人視為開天闢地的大事件看得多麽重要，甚至沒有積極的評價，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3]當時隻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此前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程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為什麽會這樣？從新公布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看，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無須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了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著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麵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這也是維經斯基和馬林來華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他們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給馬林的任務隻是對中共的工作順便過問一下，遠東局甚至沒有給他什麽指示，更沒有給他成立共產黨的指示。他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什麽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它指示是由於沒有什麽指示可給，因為隻有伊爾庫茨克局了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孫中山——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隻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