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蘇報》1903年6月4日。
[63] 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辛亥革命資料叢刊》（一），第386頁。
[64]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第135頁。
[65] 爛柯山人（章士釗）：《雙枰記》，《甲寅》第1卷第4期。
[66] 孤桐（章士釗）：《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第17頁。
[67] 章士釗：《初出湘》，《文史雜誌》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68] 戈公振：《中國報刊史》，三聯書店，1955，第155頁。
[69]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中華書局，1957，第97頁。
[70] 蔣幀吾：《同盟會時代上海革命黨人的活動》，《逸經》第1卷第26期，1937年。
[71] 《江蘇》第6期，第145頁。
[72] 《警鍾日報》1904年4月15日。署名由己。
[73] 《警鍾日報》1904年5月7日。署名由己。
[74]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嶽麓書社出版社，1978，第98頁。
[75] 柳亞子：《曼殊全集》（5），北新書局，1929，第9、10、77頁。
[76] 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北新書局，1928，第284、285頁。
[77] 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第283頁。
[78] 孤桐：《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第17頁
[79] 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北新書局，1928，第283頁。
[80]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81] 汪孟鄒：《亞東簡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
[82]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83] 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84] 《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上的題詞》，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第200頁。
[85] 三愛：《瓜分中國》，《安徽俗話報》第1期，1904年3月31日。本節所引陳文，均署名「三愛」，以下不再贅述。
[86] 《安徽俗話報》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87] 《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88] 《安徽俗話報》第2期，1904年4月30日。
[89] 《婦女的裝扮》，《安徽俗話報》第12期，1904年9月24日。
[90] 《論戲曲》，《安徽俗話報》第11期，1904年9月11日。
[91] 《國語教育》，《安徽俗話報》第3期，1904年5月15日。
[92] 《王陽明先生訓蒙大意的解釋》（一）（二），《安徽俗話報》第14、16期，1904年10月23日、11月21日。
[93]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94] 李正西等：《朱蘊山》，黃山書社，1988，第11頁。
[95] 《瓜分中國》，《安徽俗話報》第1期，1904年3月31日。
二 在中國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信仰無政府主義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誌士中，特別是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許多人信仰無政府主義，在革命手段上，主張實行暗殺的個人恐怖。為此，上海的軍國民教育會曾成立「暗殺團」秘密組織，主要活動是練習射擊、製造炸藥等。主持者楊篤生、何海樵等，開始是六人，後來逐漸擴大，蔡元培、章士釗、黃興、陳天華、張繼、蔡鍔、劉光漢、熊成基等人都參加。當然，從表麵上看，當時的革命派經過組織和宣傳，從1903年開始，進入暴力革命的行動階段。行動分為兩種方式：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方，主要從事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發動；另一方即以上的熱衷於暗殺活動。但是，二者實際上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即隻有少數人想純粹靠暗殺進行革命，多數人隻是把它作為引發起義的一種手段，為此在1903年7月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改組方案中，明確規定革命分「鼓吹，暗殺，起義」三步進行。其目標是「欲先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1]所以，應該把這些從事暗殺活動的人視為革命分工的產物，而不應該把他們看作「不願意做艱苦革命工作、不相信人民群眾」，幻想殺幾個滿族權貴，就可使革命成功的「犯急性病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實際上，很難分清誰是暗殺派，誰是起義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張起義，又參與暗殺。後來，為了響應黃興為首的華興會擬在1904年11月16日趁慈禧太後萬壽節之日發動長沙起義，又以上海暗殺團為基礎，吸收各省重要同誌，組成愛國協會，作為華興會的外圍組織，以暗殺為主，楊篤生、章士釗分任正副會長。陳獨秀在1904～1905年也一度受此影響，甚至在1904年秋主編《安徽俗話報》期間，加入過暗殺團，並與蔡元培共事過一段時間。陳獨秀後來在哀悼蔡元培逝世時說：「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士釗）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孓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2]蔡元培也說：「上海別樹愛國協會，招適內層誌士，如蔡孑民、陳獨秀、蔡鬆坡等。在上述秘密計事處，由楊篤生監誓加盟。」[3]
[63] 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辛亥革命資料叢刊》（一），第386頁。
[64]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第135頁。
[65] 爛柯山人（章士釗）：《雙枰記》，《甲寅》第1卷第4期。
[66] 孤桐（章士釗）：《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第17頁。
[67] 章士釗：《初出湘》，《文史雜誌》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68] 戈公振：《中國報刊史》，三聯書店，1955，第155頁。
[69]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中華書局，1957，第97頁。
[70] 蔣幀吾：《同盟會時代上海革命黨人的活動》，《逸經》第1卷第26期，1937年。
[71] 《江蘇》第6期，第145頁。
[72] 《警鍾日報》1904年4月15日。署名由己。
[73] 《警鍾日報》1904年5月7日。署名由己。
[74]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嶽麓書社出版社，1978，第98頁。
[75] 柳亞子：《曼殊全集》（5），北新書局，1929，第9、10、77頁。
[76] 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北新書局，1928，第284、285頁。
[77] 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第283頁。
[78] 孤桐：《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第17頁
[79] 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北新書局，1928，第283頁。
[80]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81] 汪孟鄒：《亞東簡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
[82]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83] 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84] 《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上的題詞》，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第200頁。
[85] 三愛：《瓜分中國》，《安徽俗話報》第1期，1904年3月31日。本節所引陳文，均署名「三愛」，以下不再贅述。
[86] 《安徽俗話報》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87] 《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88] 《安徽俗話報》第2期，1904年4月30日。
[89] 《婦女的裝扮》，《安徽俗話報》第12期，1904年9月24日。
[90] 《論戲曲》，《安徽俗話報》第11期，1904年9月11日。
[91] 《國語教育》，《安徽俗話報》第3期，1904年5月15日。
[92] 《王陽明先生訓蒙大意的解釋》（一）（二），《安徽俗話報》第14、16期，1904年10月23日、11月21日。
[93]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94] 李正西等：《朱蘊山》，黃山書社，1988，第11頁。
[95] 《瓜分中國》，《安徽俗話報》第1期，1904年3月31日。
二 在中國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信仰無政府主義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誌士中，特別是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許多人信仰無政府主義，在革命手段上，主張實行暗殺的個人恐怖。為此，上海的軍國民教育會曾成立「暗殺團」秘密組織，主要活動是練習射擊、製造炸藥等。主持者楊篤生、何海樵等，開始是六人，後來逐漸擴大，蔡元培、章士釗、黃興、陳天華、張繼、蔡鍔、劉光漢、熊成基等人都參加。當然，從表麵上看，當時的革命派經過組織和宣傳，從1903年開始，進入暴力革命的行動階段。行動分為兩種方式：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方，主要從事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發動；另一方即以上的熱衷於暗殺活動。但是，二者實際上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即隻有少數人想純粹靠暗殺進行革命，多數人隻是把它作為引發起義的一種手段，為此在1903年7月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改組方案中，明確規定革命分「鼓吹，暗殺，起義」三步進行。其目標是「欲先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1]所以，應該把這些從事暗殺活動的人視為革命分工的產物，而不應該把他們看作「不願意做艱苦革命工作、不相信人民群眾」，幻想殺幾個滿族權貴，就可使革命成功的「犯急性病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實際上，很難分清誰是暗殺派，誰是起義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張起義，又參與暗殺。後來，為了響應黃興為首的華興會擬在1904年11月16日趁慈禧太後萬壽節之日發動長沙起義，又以上海暗殺團為基礎，吸收各省重要同誌，組成愛國協會，作為華興會的外圍組織，以暗殺為主，楊篤生、章士釗分任正副會長。陳獨秀在1904～1905年也一度受此影響，甚至在1904年秋主編《安徽俗話報》期間，加入過暗殺團，並與蔡元培共事過一段時間。陳獨秀後來在哀悼蔡元培逝世時說：「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士釗）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孓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2]蔡元培也說：「上海別樹愛國協會，招適內層誌士，如蔡孑民、陳獨秀、蔡鬆坡等。在上述秘密計事處，由楊篤生監誓加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