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團成立後,首先把暗殺目標定為頑固派元首慈禧太後。為此,楊篤生親率何海樵等六人潛入北京,伺機行刺,但終無下手機會,因經費不支而放棄。上海愛國協會的暗殺團分會成立後,決定分地區活動:北方以北京為中心,楊篤生、何海樵、張繼負責;南方以上海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釗、陶成章負責;中江以安徽為中心,由陳獨秀負責,成員有劉光漢、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鄭贊丞、宋玉琳等,加入者必須「歃血為盟」。據柏文蔚說: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光漢還在安徽公學內為此組織了黃氏學校,「專門從事暗殺工作」。[4]


    於是,暗殺事件頻頻發生,但又每每失敗。其中與陳獨秀有關的是吳樾謀炸清廷出國五大臣事件。


    吳樾是安徽桐城人,他謀炸清廷五大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因此史家常常提及。但是,由於此事策劃極其秘密,主人公又決心犧牲自己保護同誌,所以事件真相極少有人知道。事後,清廷派人偵查,企圖株連他人,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據雲現在諸生(指吳生前所在保定高等師範學堂的師生——引者)並無與吳樾親故知交,自屬可信……至監督以下各員,於吳樾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覺,實因該犯匪貌似安分,並無異常言動……知人實難,其情可原。」[5]


    但也正因為如此,一般史家在撰述此事件時資料匱乏,給人印象似乎這僅是吳樾個人行動,一個孤立的事件。[6]其實不然,它是同盟會前身之一軍國民教育會的有計劃、有組織的革命行動,直接參與策劃的是楊篤生、趙聲。陳獨秀也有所介入。


    吳樾於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師範學堂,因與陳獨秀少年時的好朋友張嘯岑同窗,又得到陳1902~1903年在安慶的革命活動消息,對陳獨秀十分敬仰。他先與陳獨秀、潘贊化建立通信聯繫,1903年8月回家度假時,還特意轉道上海,拜訪陳獨秀於《國民日日報》社。二人議論國勢大計,十分投機,建立起更深的友誼。據與其同行的同學馬鴻亮說,吳「排滿思想於此澎湃而蓬勃」[7],回去後,在保定創辦「兩江公學」與《直隸白話報》,自兼教員、主筆,積極宣傳革命。據吳樾自述,第二年得知萬福華、吳暘穀刺殺鐵良未遂後,他便萌生了暗殺鐵良的念頭,還典當了衣物,購買了日本手槍,急於行動。[8]這種情緒可能被陳獨秀察覺,所以陳乘潘贊化考察北洋警察來到保定的機會,進行指導。[9]張嘯岑說:潘下榻於兩江公學,「朝夕聚談,每至夜分。孟霞(即吳樾)、嘯岑、進化(即贊化)三人交換南北同人對於時局的看法,且商討革命工作的如何組織,如何進行」。潘就轉達陳獨秀的意見,「指示主要的是:要努力喚醒廣大群眾,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須推翻清室的腐敗統治。同人等進行革命,要能謹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氣而不急躁」。[10]


    陳獨秀的這個意見,實際上表明他主張側重於發動群眾革命,不要急於進行個人的暗殺行動。但是,吳樾恰恰認為當時由於孫中山革命派策劃的多次起義的失敗,中國還不是「革命時代」,而先要有一個「暗殺時代」,並根據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說:「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於暗殺,以布其種子者」;在俄國,「十九世紀下半期,為虛無黨之暗殺時代,二十世紀上半期,則為虛無黨之革命時代」;在中國「今日為我同誌諸君之暗殺時代,他年則為我漢族之革命時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種今日之因……時哉不可失,時乎不再來,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此日正其時矣」。他還是一個極端的仇滿主義者。他自問自答說:「我中國之人,與滿洲之人,為同族乎?曰:否。中國乃漢族也,滿族是通古斯族耳。又問之曰:滿洲人之為我中國之君主,既二百有六十餘年,則現土地之為滿洲所據,我國權之為滿洲所奪,我子女為滿洲所奴,不亦二有六十餘年乎……不排滿則不得復我土地,不排滿則不得還我利權,不排滿則不得歸我子女……欲思排外,則不得不先排滿;欲先排滿,則不得不出以革命。」[11]吳樾這種把革命簡單歸結為「排滿」的觀點,陳獨秀也是不能苟同的。


    潘贊化還向他們通報了趙聲要來保定洽談的消息。趙與陳獨秀認識於1902年南京陸師學堂。此後二人關係密切。1904~1905年期間,趙經常到蕪湖,與陳及柏文蔚等聯絡。這次趙赴保定活動,顯然也是陳獨秀他們的安排。[12]立誌於軍事行動推翻清朝統治的趙聲,早已潛入軍界。這次他以考察北洋新軍的名義來到保定,與吳樾「聚首一日夜,彼此各抒己見,無不誌同道合」。[13]於是,趙就發展吳加入了「少年中國強學會」。趙尤為吳爭當革命先鋒、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所感動。離保定後,即贈吳詩四首:


    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尚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太行青。


    雙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懷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


    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為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攫國民魂。」


    臨行握手莫谘嗟,小別千年一剎那;再見卻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14]


    該詩激越悲壯,義薄雲天,吳樾讀之,激動不已,淚流滿麵,更加堅定了獻身的決心。他在給趙聲回信時自謙地表示:暗殺容易,起義艱難,「某(指自己)為其易,君為其難……蓋易者不過頃刻之苦,此後尚可盡樂於餘生;而難者艱險為備,責任為巨,一日不達其目的,即一日不得辭其難」。他囑望趙聲,「勿出於私而忘其公」,「異日提大軍北上,而為某興問罪之師也」。[15]這說明趙的革命思想更接近於陳獨秀,主張以發動起義為主,但是,並不絕對排斥暗殺論者,反而樂助其成,因為二者的目標畢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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