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具有如此特殊的內容、特殊的風格，很快使它聲名鵲起，發行僅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鎮江、揚州、武昌、長沙、南昌等，均有代派處，「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93]特別在安徽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產生強烈影響，著名革命者吳樾、朱蘊山等，都從《安徽俗話報》中接觸到「新學」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從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94]
同時，也必須指出，文化知識是在繼承中發展的，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中表現出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正如他在十八歲時能寫出那樣知識廣博的《揚子江形勢論略》是參考了許多別人的研究和著作一樣，也是參考了當時幾家白話報的，並且在思想和內容上受到它們深深的影響。因為《安徽俗話報》的出現，已是中國白話運動的中期。白話運動是1898年維新派人士裘廷梁提出「白話為維新之本」的口號以後出現的。那以後，白話文書刊大量湧現，單就白話報而言，據香港學者陳萬雄統計，到1904年，就已有40多種。這個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是1897年、1898年，這兩年出了8份白話報。第二個高潮是1903年、1904年，由拒俄運動引發的，共出了28份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就是在這個高潮的後期誕生的。所以，陳獨秀在辦報緣故中說明：白話報「現在已經出了好幾種」，上海的中國白話報以及杭州、紹興、寧波、潮州、蘇州等地的白話報，「我都看見過」；「我就想起我們安徽省，地麵著實很大，念書的人也不見多，還是沒有這種俗話報……我因為這個緣故，就約了幾位頂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錢來，在我們安徽省，來開辦這種俗話報」。
在他看到的幾種白話報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分別是1901年6月和10月創刊的《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還有上海寧波同鄉會馬裕藻（幼漁）等人1903年11月創刊的《寧波白話報》和12月林獬等人在上海創辦的《中國白話報》。這幾份報紙，都帶有強烈的反帝愛國色彩，敘述當時國家被瓜分的危亡形勢，揭露帝國主義以經濟侵略為先導，然後以派兵來華保護其在華經濟利益為藉口，侵占中國土地的侵略手法。上引的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的觀點甚至有些用詞都與他們十分相近；有的報紙如《蘇州白話報》（該報在安慶設有代售處，並與和陳獨秀有直接關係的勵學社關係密切）首先提出「國破家亡」四字相連之語和百姓趕快猛醒救亡的呼喊。
各報對於民間惡俗，也都痛加批判，與安徽不同的是，各地的惡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對象也都有差異，如《寧波俗話報》主要批判寧波流行的賽會風、厚葬風和賭博風。各報也都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人力，宣傳科學知識：「鬼是斷然沒有的」，「凡事都靠人力，沒有人力，徒然倚仗鬼力是萬萬沒有用的」。對於教育也都極為重視，甚至有教育救國論者，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課程上也主張重視體操和唱歌，並進行家庭、交際、自立、人格、公德、國家等全麵的教育。更有意思的是馬幼漁也在《寧波白話報》上寫了一篇《論戲曲宜改良》的文章，並指出戲曲是「開人智識的一件最快最要緊的東西」，並指出改良的宗旨有三：一明國恥，二作民氣，三是描摹社會上的現狀。所有這些觀點和主張，都比陳獨秀《安徽俗話報》上的相關內容早一些時候或前後刊出，明顯有相互影響、異曲同工之妙。
比較而言，在內容安排上，反覆宣傳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急形勢，「歷史故事新編」和利用小說宣傳政治主張，乃是《安徽俗話報》的先導。
還有，《寧波白話報》和《中國白話報》都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但並不引導人民去進行反帝鬥爭，前者鼓吹「實業救國」，後者主張「排滿革命」。陳獨秀《安徽俗話報》 在譴責帝國主義侵略、宣傳中國危亡形勢，以及主張暫時無法與帝國主義對抗（中國「老弱殘兵，打土匪也有些費事，若是外國兵馬一湧而來，那裏抵擋得住」[95]）這幾點上，基本上與他們相同，但主張「改善國民性」以救國，則與他們有別，即在中國衰亡原因的觀點上有分歧：不是中國經濟太弱，也不是滿族統治所致。
過去傳統的「左」傾觀念，都把陳獨秀等這批白話報運動的主張批判為「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數排滿派除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如此來探索中國衰弱的原因，並提出種種救國方案，滿腔熱情地敢於如此公開地宣傳，表現了一種先知先覺的品性，是十分可貴的，而且像陳獨秀這樣的人還都是20多歲的青年人，更何況他們的觀點和意見並非全無道理，難道能要求他們像過去的太平天國、義和團那樣，發動人民去與帝國主義及清政府硬拚嗎？或像後來的共產黨那樣進行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嗎？
* * *
[1] 張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第2～6頁。
[2] 孤桐：《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第5頁。
[3] 《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4] 《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5] 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91頁。
同時，也必須指出，文化知識是在繼承中發展的，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中表現出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正如他在十八歲時能寫出那樣知識廣博的《揚子江形勢論略》是參考了許多別人的研究和著作一樣，也是參考了當時幾家白話報的，並且在思想和內容上受到它們深深的影響。因為《安徽俗話報》的出現，已是中國白話運動的中期。白話運動是1898年維新派人士裘廷梁提出「白話為維新之本」的口號以後出現的。那以後，白話文書刊大量湧現，單就白話報而言，據香港學者陳萬雄統計，到1904年，就已有40多種。這個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是1897年、1898年，這兩年出了8份白話報。第二個高潮是1903年、1904年，由拒俄運動引發的，共出了28份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就是在這個高潮的後期誕生的。所以，陳獨秀在辦報緣故中說明：白話報「現在已經出了好幾種」，上海的中國白話報以及杭州、紹興、寧波、潮州、蘇州等地的白話報，「我都看見過」；「我就想起我們安徽省，地麵著實很大，念書的人也不見多，還是沒有這種俗話報……我因為這個緣故，就約了幾位頂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錢來，在我們安徽省，來開辦這種俗話報」。
在他看到的幾種白話報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分別是1901年6月和10月創刊的《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還有上海寧波同鄉會馬裕藻（幼漁）等人1903年11月創刊的《寧波白話報》和12月林獬等人在上海創辦的《中國白話報》。這幾份報紙，都帶有強烈的反帝愛國色彩，敘述當時國家被瓜分的危亡形勢，揭露帝國主義以經濟侵略為先導，然後以派兵來華保護其在華經濟利益為藉口，侵占中國土地的侵略手法。上引的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的觀點甚至有些用詞都與他們十分相近；有的報紙如《蘇州白話報》（該報在安慶設有代售處，並與和陳獨秀有直接關係的勵學社關係密切）首先提出「國破家亡」四字相連之語和百姓趕快猛醒救亡的呼喊。
各報對於民間惡俗，也都痛加批判，與安徽不同的是，各地的惡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對象也都有差異，如《寧波俗話報》主要批判寧波流行的賽會風、厚葬風和賭博風。各報也都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人力，宣傳科學知識：「鬼是斷然沒有的」，「凡事都靠人力，沒有人力，徒然倚仗鬼力是萬萬沒有用的」。對於教育也都極為重視，甚至有教育救國論者，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課程上也主張重視體操和唱歌，並進行家庭、交際、自立、人格、公德、國家等全麵的教育。更有意思的是馬幼漁也在《寧波白話報》上寫了一篇《論戲曲宜改良》的文章，並指出戲曲是「開人智識的一件最快最要緊的東西」，並指出改良的宗旨有三：一明國恥，二作民氣，三是描摹社會上的現狀。所有這些觀點和主張，都比陳獨秀《安徽俗話報》上的相關內容早一些時候或前後刊出，明顯有相互影響、異曲同工之妙。
比較而言，在內容安排上，反覆宣傳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急形勢，「歷史故事新編」和利用小說宣傳政治主張，乃是《安徽俗話報》的先導。
還有，《寧波白話報》和《中國白話報》都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但並不引導人民去進行反帝鬥爭，前者鼓吹「實業救國」，後者主張「排滿革命」。陳獨秀《安徽俗話報》 在譴責帝國主義侵略、宣傳中國危亡形勢，以及主張暫時無法與帝國主義對抗（中國「老弱殘兵，打土匪也有些費事，若是外國兵馬一湧而來，那裏抵擋得住」[95]）這幾點上，基本上與他們相同，但主張「改善國民性」以救國，則與他們有別，即在中國衰亡原因的觀點上有分歧：不是中國經濟太弱，也不是滿族統治所致。
過去傳統的「左」傾觀念，都把陳獨秀等這批白話報運動的主張批判為「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數排滿派除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如此來探索中國衰弱的原因，並提出種種救國方案，滿腔熱情地敢於如此公開地宣傳，表現了一種先知先覺的品性，是十分可貴的，而且像陳獨秀這樣的人還都是20多歲的青年人，更何況他們的觀點和意見並非全無道理，難道能要求他們像過去的太平天國、義和團那樣，發動人民去與帝國主義及清政府硬拚嗎？或像後來的共產黨那樣進行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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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第2～6頁。
[2] 孤桐：《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第5頁。
[3] 《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4] 《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5] 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