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胡適日記，1928年9月3日、12月4日，傅斯年信收入1928年8月胡適日記。
[58] 本段與下段均見胡適日記，1928年12月14日。
[59] 參見胡適日記，1929年3—7月。
[60] 《胡適與王寵惠往來信函》（1929年3月26日、5月21日），《書信選》上冊，第508—509、513頁；《談話錄》，第139頁。
[61] 胡適日記，1929年4月1日及所附剪報。
[62] 胡適日記，1929年4月21、26日。
[63] 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就是在舊稿的基礎上改寫的，從胡適日記中可看到一些關於孫中山「知難行易」的讀書筆記，從稿紙和所用的筆看，大概是在美國介紹孫氏學說所寫，那時並無批判的意思，則對孫的批評部分很可能是1929年後加的，故胡適批孫其實也不過像他論吳稚暉一樣是「借刀殺人」。
[64] 胡適日記，1929年5月6、13日。
[65] 《胡適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書信選》上冊，第542頁。
[66] 胡適日記，1929年6月19日、7月2日。
[67] 《書信選》中冊，第516頁。
[68] 《胡適致吳稚暉》（1928年3月6日），《書信選》上冊，第468—469頁。
[69] 史達林語引自其《論中國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寧史達林論中國》，上海解放社，1950，第148頁，胡適的批語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所藏該書該頁。
[70] 《胡適歸國後之言論》，《晨報》1927年6月30日。
[71] 《陳光甫致梁士詒》（約1927年3月），《檔案與史料》1987年1期，第66頁；英子：《不要殺了》。
[72] 《湯爾和致胡適》（1929年9月29日）、《江紹原致胡適》（1929年10月13日）、《史濟行致胡適》（1929年8月30日），《書信選》上冊，第545、547、540頁。
[73] 張岱年：《論胡適》，耿雲誌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211頁。
[74] 胡適日記，1929年7月2日。
[75] 張振之等：《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1集，上海光明書局，我所見的是1930年的再版，承鄒重華先生代覓，謹致謝忱。
[76] 胡適日記存《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收入新月書店1930年版的《人權論集》。
[77] 胡適：《中國與民主》，收在胡適日記，1915年8月18日。
[78] 胡適日記，1928年6月15日。
[79] 蔣介石1928年8月7日的講話，《盛京時報》1928年8月18日。
[80] 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第9頁。
[81] 胡適：《人權論集·小序》，第1—2頁。
[82] 胡適：《〈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序》，見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的《淮南王書》。
[83] 《申報》1930年11月15日，轉引自易竹賢《胡適傳》，第332頁。
[84] 胡適日記，1928年4月4日。
[85] 《胡適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安徽史學》1990年第1期，第77頁。
[86] 胡適：《雙十節的感想》，《獨立評論》第122號，1934年10月14日，第2—4頁；胡適對「戡亂動員令」的評論見南京《和平日報》1947年7月7日，轉引自賈祖麟《胡適》，第261頁。
第十二章 餘論：《自由中國》與中國自由主義
如前所述，胡適其實一直不那麽欣賞國民黨的統治，在努力維護中央政府的同時，仍盡量爭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國民黨退居台灣之初，胡適滯留美國，尚存觀望之心。但由於美國真心接納胡適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國士人的臉麵，故即使餓飯，也不願「到洋衙門去看人臉色」。[1]不過，胡適要維持這一點，也就不得不於1958年到台灣就任中研院院長之職了。
但是台灣也有許多人不歡迎胡適。從政治上言，胡適和一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國民黨朋友於1949年辦了一份《自由中國》的刊物；其初衷本是為反共，因為在那時已沒有什麽中間道路可走。但自由主義的宗旨卻與國民黨的思想也相牴觸，特別是初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處處都想加強控製，包括思想的控製，而一份見解獨立的自由主義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個地方的一個「異軍」；即使其不反國民黨，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況這些人還總想讓國民黨從思想到行為都有較大的改變，結果不能不成為一份反國民黨的刊物，終為國民黨所鎮壓，實非創辦人始料所及。
到胡適抵台灣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特別是其總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總政治部方麵對一直扮演該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適，暗中是很不歡迎的。另外，就是在讀書人中間，也不是沒有不欣賞胡適的人。在當地的思想文化界，許多人已在艱苦的條件下靠奮鬥闖出一點名位，現在突然一位大菩薩從天而降，又要來做士林領袖，他們當然不見得歡迎。同時，也真有那麽一部分民族主義傾向甚強的人，他們根本認為胡適太西化，未必愛國，而西化又是中國這麽多年的艱難遭遇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胡適到台灣時就發現，一本專門攻擊他、名為《胡適與國運》的書已出版。而且這書顯然不是沒有影響。胡適初回台灣時，許多人確實認其為不愛國之半洋人。如後來胡適頗欣賞的記者李青來，也是在經常採訪胡適之後，「才明白了真正愛國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漸對胡尊敬起來。[2]
[58] 本段與下段均見胡適日記，1928年12月14日。
[59] 參見胡適日記，1929年3—7月。
[60] 《胡適與王寵惠往來信函》（1929年3月26日、5月21日），《書信選》上冊，第508—509、513頁；《談話錄》，第139頁。
[61] 胡適日記，1929年4月1日及所附剪報。
[62] 胡適日記，1929年4月21、26日。
[63] 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就是在舊稿的基礎上改寫的，從胡適日記中可看到一些關於孫中山「知難行易」的讀書筆記，從稿紙和所用的筆看，大概是在美國介紹孫氏學說所寫，那時並無批判的意思，則對孫的批評部分很可能是1929年後加的，故胡適批孫其實也不過像他論吳稚暉一樣是「借刀殺人」。
[64] 胡適日記，1929年5月6、13日。
[65] 《胡適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書信選》上冊，第542頁。
[66] 胡適日記，1929年6月19日、7月2日。
[67] 《書信選》中冊，第516頁。
[68] 《胡適致吳稚暉》（1928年3月6日），《書信選》上冊，第468—469頁。
[69] 史達林語引自其《論中國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寧史達林論中國》，上海解放社，1950，第148頁，胡適的批語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所藏該書該頁。
[70] 《胡適歸國後之言論》，《晨報》1927年6月30日。
[71] 《陳光甫致梁士詒》（約1927年3月），《檔案與史料》1987年1期，第66頁；英子：《不要殺了》。
[72] 《湯爾和致胡適》（1929年9月29日）、《江紹原致胡適》（1929年10月13日）、《史濟行致胡適》（1929年8月30日），《書信選》上冊，第545、547、540頁。
[73] 張岱年：《論胡適》，耿雲誌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211頁。
[74] 胡適日記，1929年7月2日。
[75] 張振之等：《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1集，上海光明書局，我所見的是1930年的再版，承鄒重華先生代覓，謹致謝忱。
[76] 胡適日記存《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收入新月書店1930年版的《人權論集》。
[77] 胡適：《中國與民主》，收在胡適日記，1915年8月18日。
[78] 胡適日記，1928年6月15日。
[79] 蔣介石1928年8月7日的講話，《盛京時報》1928年8月18日。
[80] 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第9頁。
[81] 胡適：《人權論集·小序》，第1—2頁。
[82] 胡適：《〈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序》，見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的《淮南王書》。
[83] 《申報》1930年11月15日，轉引自易竹賢《胡適傳》，第332頁。
[84] 胡適日記，1928年4月4日。
[85] 《胡適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安徽史學》1990年第1期，第77頁。
[86] 胡適：《雙十節的感想》，《獨立評論》第122號，1934年10月14日，第2—4頁；胡適對「戡亂動員令」的評論見南京《和平日報》1947年7月7日，轉引自賈祖麟《胡適》，第261頁。
第十二章 餘論：《自由中國》與中國自由主義
如前所述，胡適其實一直不那麽欣賞國民黨的統治，在努力維護中央政府的同時，仍盡量爭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國民黨退居台灣之初，胡適滯留美國，尚存觀望之心。但由於美國真心接納胡適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國士人的臉麵，故即使餓飯，也不願「到洋衙門去看人臉色」。[1]不過，胡適要維持這一點，也就不得不於1958年到台灣就任中研院院長之職了。
但是台灣也有許多人不歡迎胡適。從政治上言，胡適和一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國民黨朋友於1949年辦了一份《自由中國》的刊物；其初衷本是為反共，因為在那時已沒有什麽中間道路可走。但自由主義的宗旨卻與國民黨的思想也相牴觸，特別是初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處處都想加強控製，包括思想的控製，而一份見解獨立的自由主義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個地方的一個「異軍」；即使其不反國民黨，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況這些人還總想讓國民黨從思想到行為都有較大的改變，結果不能不成為一份反國民黨的刊物，終為國民黨所鎮壓，實非創辦人始料所及。
到胡適抵台灣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特別是其總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總政治部方麵對一直扮演該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適，暗中是很不歡迎的。另外，就是在讀書人中間，也不是沒有不欣賞胡適的人。在當地的思想文化界，許多人已在艱苦的條件下靠奮鬥闖出一點名位，現在突然一位大菩薩從天而降，又要來做士林領袖，他們當然不見得歡迎。同時，也真有那麽一部分民族主義傾向甚強的人，他們根本認為胡適太西化，未必愛國，而西化又是中國這麽多年的艱難遭遇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胡適到台灣時就發現，一本專門攻擊他、名為《胡適與國運》的書已出版。而且這書顯然不是沒有影響。胡適初回台灣時，許多人確實認其為不愛國之半洋人。如後來胡適頗欣賞的記者李青來，也是在經常採訪胡適之後，「才明白了真正愛國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漸對胡尊敬起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