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馮友蘭語轉引自餘先生文；參見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第330—331頁。
[42] 參見羅素為此書寫的書評，載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適1923年11月4日的日記中剪貼有全文。
[43] 轉引自陳源為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寫的《西瀅跋語》（1927年3月），《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4頁。
[44] 《年譜》，第198頁；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卷四，第161—162頁；胡適日記，1914年2月9日。
[45] 柳詒徵：《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3—537頁。
[46] 胡適日記，1922年2月26日。
[47] 《口述自傳》，第94—97頁。
[48]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19頁；《口述自傳》，第116頁注29、第20頁注8。
[49] 夏道平：《談自由，念胡適》，《世界日報》1990年12月16日之《世界周刊》；吳森：《杜威思想與中國文化》，收在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50] 參見daniel t.rodgers，contested truths：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basic books，1987），pp.190—192，杜威的話引在該書第191頁。
[51]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1922年9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257—270頁。
[52] 《口述自傳》，第93頁。美國學者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也有相似看法。賈氏關於胡適的名著，有兩個中譯本：《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書名直譯，作者音譯為格雷德，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和《胡適評傳》（書名轉譯，南海出版公司，1992），都有小錯而尚可。本書所用為後者，簡作《胡適》，參見第42、99頁。
[53] 胡適日記，1914年1月25日、7月7日所附他1917年3月補記；《口述自傳》，第91—92頁。
[54] 賈祖麟：《胡適》，第97頁；《口述自傳》，第92頁。
[55] 胡適日記，1915年8月21日。
[56] 《口述自傳》，第117—123頁。
[57] 《口述自傳》，第12頁、第20頁注8。
[58] 胡適發現，在一部康德占40頁的西方哲學史中，竟然未提赫氏之名，大呼「決不能使我心服」，好在洋人也不很在乎胡適是否心服。參見其《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1922年9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頁；存疑主義見第36—41頁。
[59] 馮友蘭：《三鬆堂自序》，第221頁；《口述自傳》，第252頁。
[60]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69頁。今日西人治漢學者中文程度漸深，可以預期馮氏的「貞元六書」將來在西方的影響還會增大。因為那裏麵恰多「舉一反三」式的概念化內容，其出發點或視角又常與西人相接近，加點材料並再事發揮就可做成文章。這是題外話了。
[61] 《口述自傳》，第117頁。
[62] 《口述自傳》，第124—126頁。
[63] 《口述自傳》，第97頁。
[64] 本段與下段，胡適日記，1921年6月30日、1917年3月27日。
[65] 《口述自傳》，第214頁；《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頁。
[66] 胡適日記，1922年2月26日；唐德剛：《胡適雜憶》，第105頁。
[67] 參見《口述自傳》，第181頁；唐德剛《胡適雜憶》，第69頁。
[68] 隨著胡適影響的擴大，章太炎到北伐前後也越來越不容忍胡適及其方法了。
第八章 議政：有計劃的政治
一般人都認為近代中國人的思想關懷有一個從製造到政製再到文化的發展模式。胡適的隻講科學，不講和少講「技術」和實業，即著眼在文化層麵；反過來，強調文化也為不講這些內容（包括政治）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到了文化講不下去，不得不「展緩判斷」時，就隻有兩個方向：一是進一步講全盤西化或本位化，其實都是文化已講到頭的表徵；二是回過頭來講政治，再由政治退回去講實業（梁啓超在20年代即是如此）。這兩者都不能很成功時，就進一步提示「坐而言」的階段已到頭，不得不讓位於「起而行」者，而後者更多是邊緣知識青年。胡適在將要談政治時，中國的政治恰在發生劇變。知識人的邊緣化與社會演變中邊緣知識青年的興起結合起來，中國政治的意味就將全然不同。
一 並非不得已
「在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從外國回來後，在上海的新旅社裏發下一願，決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1]這話胡適不止一次說過，也曾廣為人所引用，當然是可信的。但這話在什麽背景下產生及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他的真意，恐怕還都值得分析。胡適在即將離美的那幾個月，自稱主要在「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在他告別朋友並總結其在美學習經歷的一首詩中，曾說他從農科轉到哲學是要從此「講學複議政」。這話他以前轉係時並不曾說，應更多代表事後總結之意，大約就是他此時所想的建設事業的一個註腳了。[2]
胡適自己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並舉他留學經歷為證。的確，他在留學時的日記中每以「覘國者」自居，而其所覘之「國」，其範圍又不僅是政治，包括文化、社會風俗、教育等許多方麵。但當他以「覘國者」自居時，政治無疑是其最關心者。胡適在《非留學篇》中更明言：「留學生不獨有求學之責，亦有觀風問政之責。」這就是他常以「覘國者」自居之真意。而且此意到老不衰，晚歲客居紐約時，與胡適交往密切的唐德剛先生發現，胡適及其同輩朋友很少談論學問，「他們所談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3]
[42] 參見羅素為此書寫的書評，載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適1923年11月4日的日記中剪貼有全文。
[43] 轉引自陳源為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寫的《西瀅跋語》（1927年3月），《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4頁。
[44] 《年譜》，第198頁；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卷四，第161—162頁；胡適日記，1914年2月9日。
[45] 柳詒徵：《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3—537頁。
[46] 胡適日記，1922年2月26日。
[47] 《口述自傳》，第94—97頁。
[48]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19頁；《口述自傳》，第116頁注29、第20頁注8。
[49] 夏道平：《談自由，念胡適》，《世界日報》1990年12月16日之《世界周刊》；吳森：《杜威思想與中國文化》，收在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50] 參見daniel t.rodgers，contested truths：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basic books，1987），pp.190—192，杜威的話引在該書第191頁。
[51]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1922年9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257—270頁。
[52] 《口述自傳》，第93頁。美國學者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也有相似看法。賈氏關於胡適的名著，有兩個中譯本：《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書名直譯，作者音譯為格雷德，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和《胡適評傳》（書名轉譯，南海出版公司，1992），都有小錯而尚可。本書所用為後者，簡作《胡適》，參見第42、99頁。
[53] 胡適日記，1914年1月25日、7月7日所附他1917年3月補記；《口述自傳》，第91—92頁。
[54] 賈祖麟：《胡適》，第97頁；《口述自傳》，第92頁。
[55] 胡適日記，1915年8月21日。
[56] 《口述自傳》，第117—123頁。
[57] 《口述自傳》，第12頁、第20頁注8。
[58] 胡適發現，在一部康德占40頁的西方哲學史中，竟然未提赫氏之名，大呼「決不能使我心服」，好在洋人也不很在乎胡適是否心服。參見其《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1922年9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頁；存疑主義見第36—41頁。
[59] 馮友蘭：《三鬆堂自序》，第221頁；《口述自傳》，第252頁。
[60]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69頁。今日西人治漢學者中文程度漸深，可以預期馮氏的「貞元六書」將來在西方的影響還會增大。因為那裏麵恰多「舉一反三」式的概念化內容，其出發點或視角又常與西人相接近，加點材料並再事發揮就可做成文章。這是題外話了。
[61] 《口述自傳》，第117頁。
[62] 《口述自傳》，第124—126頁。
[63] 《口述自傳》，第97頁。
[64] 本段與下段，胡適日記，1921年6月30日、1917年3月27日。
[65] 《口述自傳》，第214頁；《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頁。
[66] 胡適日記，1922年2月26日；唐德剛：《胡適雜憶》，第105頁。
[67] 參見《口述自傳》，第181頁；唐德剛《胡適雜憶》，第69頁。
[68] 隨著胡適影響的擴大，章太炎到北伐前後也越來越不容忍胡適及其方法了。
第八章 議政：有計劃的政治
一般人都認為近代中國人的思想關懷有一個從製造到政製再到文化的發展模式。胡適的隻講科學，不講和少講「技術」和實業，即著眼在文化層麵；反過來，強調文化也為不講這些內容（包括政治）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到了文化講不下去，不得不「展緩判斷」時，就隻有兩個方向：一是進一步講全盤西化或本位化，其實都是文化已講到頭的表徵；二是回過頭來講政治，再由政治退回去講實業（梁啓超在20年代即是如此）。這兩者都不能很成功時，就進一步提示「坐而言」的階段已到頭，不得不讓位於「起而行」者，而後者更多是邊緣知識青年。胡適在將要談政治時，中國的政治恰在發生劇變。知識人的邊緣化與社會演變中邊緣知識青年的興起結合起來，中國政治的意味就將全然不同。
一 並非不得已
「在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從外國回來後，在上海的新旅社裏發下一願，決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1]這話胡適不止一次說過，也曾廣為人所引用，當然是可信的。但這話在什麽背景下產生及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他的真意，恐怕還都值得分析。胡適在即將離美的那幾個月，自稱主要在「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在他告別朋友並總結其在美學習經歷的一首詩中，曾說他從農科轉到哲學是要從此「講學複議政」。這話他以前轉係時並不曾說，應更多代表事後總結之意，大約就是他此時所想的建設事業的一個註腳了。[2]
胡適自己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並舉他留學經歷為證。的確，他在留學時的日記中每以「覘國者」自居，而其所覘之「國」，其範圍又不僅是政治，包括文化、社會風俗、教育等許多方麵。但當他以「覘國者」自居時，政治無疑是其最關心者。胡適在《非留學篇》中更明言：「留學生不獨有求學之責，亦有觀風問政之責。」這就是他常以「覘國者」自居之真意。而且此意到老不衰，晚歲客居紐約時，與胡適交往密切的唐德剛先生發現，胡適及其同輩朋友很少談論學問，「他們所談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