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此期間所受影響還包括恰在他到上海兩個月後開始出版的《時報》，特別是陳景韓（冷血）在《時報》上寫的短評。他在1930—1931年間寫中英文自傳時，對《時報》著墨不多，其實這一影響的意義頗大，不應忽視（此點李敖先生已注意到）。胡適在十年前就已說過，他在上海的六年間，「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並將許多《時報》的文章「剪下來分粘成小冊子」。以廣泛收集資料見長的李敖以為，這樣的注意搜集資料分類保存，「對一個小孩子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好習慣，一個有益處的訓練」。信然。胡適後來在史學上能頗有貢獻，與這個少小養成的好習慣是分不開的。但是《時報》的重要遠不止此。該報的出現恰值日俄戰爭初起，「全國的人心的震動」之時，在別的報紙不能適應新形勢的情形下，《時報》卻「能夠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所以「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這種帶典範轉移性質的新事物對求「新學」的邊緣知識青年有特殊的吸引力。胡適當年離開梅溪學堂是因為上海道袁樹勛在處理周有生案時喪失國權，曾寫信罵過他，故不願接受上海道的考試。那件事就主要是受《時報》的影響。[59]
但是在別的學校都頗能「革命」的胡適一進革命黨人充斥的中國公學，就真是名副其實的小巫見大巫了。胡適比一般中公學生年紀小很多，他自己說是「還留著一條辮子，不夠革命」。馬君武曾在1928年胡適任中公校長時指著胡適對中公的同學說：「那時候用紅頭繩子所係的小辮子，蹺蹺的，就是現在你們的校長小時候的象徵。」但這條辮子，越來越「革命」的胡適在公學期間卻始終未剪去。一個原因是「同學們認為我年歲小，也不強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勵我做學問」。認為胡適還能做學問而不強求他剪辮，是二十多年後胡的大同學之一的但懋辛（怒剛）告訴他的，或者有點倒著放電影的意味。據楊亮工的回憶，則隻有因胡年紀小而不忍拉他下水的意思。[60]可知當時許多人恐怕也真是被「逼迫」而剪去辮子的。但就胡適個人言，剪辮子而要別人逼迫，確實是不夠「革命」。胡適能認同於革命事業，幾次與學校當局對著幹，卻不肯剪去辮子，正是他先天有造反氣質、後天卻又努力收斂的寫照。
中國公學階段的少年胡適，在思想和學理上已從主要輸入變為也能輸出了，主要是參與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持了革命黨的刊物《競業旬報》。該報起初是要把「振興教育、提倡民氣、改良社會、主張自治」這樣的宗旨「傳布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以胡適在中公的年少，又能做文章，自然最適合此刊物的撰述工作。故同人初請胡適加盟，或多因其年少，但對胡一生的影響，卻的確不小。而且胡適這個小大人似乎很有些將此報辦成針對所有國民的意思。到胡適自己寫該報宗旨時，已是「眼見那時勢的危險，國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憐」，才不得已來辦此報，希望「我們的同胞」要做到他希望的五條要求。處處提的是同胞、國民，顯然已不隻是為「小學校之青年國民」說法了。胡適提的五條宗旨是：革除從前種種惡習慣；革除從前種種野蠻思想；要愛我們的祖國；要講道德；要有獨立精神。這些觀念，除愛國胡適後來較少掛在口上以外，其餘都是胡適一直強調的。故胡自稱他的不少思想在此報紙中已可見「重要的出發點」，是很確實的。[61]
胡適後來認為，《競業旬報》時的寫作給了他「一個絕好的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使他「可以把在家鄉和學校得著的一點點知識和見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敘述出來」。這是他繼在家鄉講故事之後的又一次做「係統表達」的機會，而且他是非常認真對待這一機會的。胡適在1915年慨嘆道，他已「六七年不作著意文字矣」。可知《競業旬報》時的文字皆是「著意文字」。到他四十歲時重新翻看《競業旬報》後，不無自豪地說，他少年時的這些文字，「總算是自己獨立想過幾年的結果，比起現今一班在幾個抽象名詞裏翻筋鬥的少年人們，我還不感覺慚愧。」不過，那時的胡適所本的還是文以載道的觀念。正如他回憶的，他在十六七歲時刊於該報之小說《真如島》中，曾「自言不作無關世道之文字」，尚未能像留學時也將文學本身的優美視為重要價值。而且，那段時期的作文還給了胡適「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為他日後「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一個開路的工人」打下了基礎。[62]
如果說中國公學在教育上給胡適的不是太多，那段經歷卻給了胡適不少處世的經驗和教訓。中公的放任，使胡適較能往「率性」一麵發展，那時他和他的許多同學，正是處於「狂奴」的境地。胡適在中公的同學，也曾做過他英文班學生的楊杏佛，後來在贈別胡適的詞中記他初來美國見到胡適，不免「暗驚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場」。胡適贈別楊的詞也說：「春申江上，兩個狂奴。萬裏相逢，殷勤問字，不似黃壚舊酒徒。」兩個「狂奴」而兼「酒徒」，那時的日子似乎也還過得瀟灑。其實，正如少年胡適有時不免「強作愁」一樣，「狂奴」的意思，大概也有點「強作樂」的意味。而「酒徒」恐怕就是真的愁在其中了。胡適留學時在日記中曾提起，「在上海時，悲觀之念正盛」。那一方麵是因為家境日壞，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前途可憂。在這種情形下，如胡適自述：「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他就在這「狂奴」兼「酒徒」之中領略了十裏洋場風氣的另一個側麵。[63]
但是在別的學校都頗能「革命」的胡適一進革命黨人充斥的中國公學，就真是名副其實的小巫見大巫了。胡適比一般中公學生年紀小很多，他自己說是「還留著一條辮子，不夠革命」。馬君武曾在1928年胡適任中公校長時指著胡適對中公的同學說：「那時候用紅頭繩子所係的小辮子，蹺蹺的，就是現在你們的校長小時候的象徵。」但這條辮子，越來越「革命」的胡適在公學期間卻始終未剪去。一個原因是「同學們認為我年歲小，也不強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勵我做學問」。認為胡適還能做學問而不強求他剪辮，是二十多年後胡的大同學之一的但懋辛（怒剛）告訴他的，或者有點倒著放電影的意味。據楊亮工的回憶，則隻有因胡年紀小而不忍拉他下水的意思。[60]可知當時許多人恐怕也真是被「逼迫」而剪去辮子的。但就胡適個人言，剪辮子而要別人逼迫，確實是不夠「革命」。胡適能認同於革命事業，幾次與學校當局對著幹，卻不肯剪去辮子，正是他先天有造反氣質、後天卻又努力收斂的寫照。
中國公學階段的少年胡適，在思想和學理上已從主要輸入變為也能輸出了，主要是參與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持了革命黨的刊物《競業旬報》。該報起初是要把「振興教育、提倡民氣、改良社會、主張自治」這樣的宗旨「傳布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以胡適在中公的年少，又能做文章，自然最適合此刊物的撰述工作。故同人初請胡適加盟，或多因其年少，但對胡一生的影響，卻的確不小。而且胡適這個小大人似乎很有些將此報辦成針對所有國民的意思。到胡適自己寫該報宗旨時，已是「眼見那時勢的危險，國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憐」，才不得已來辦此報，希望「我們的同胞」要做到他希望的五條要求。處處提的是同胞、國民，顯然已不隻是為「小學校之青年國民」說法了。胡適提的五條宗旨是：革除從前種種惡習慣；革除從前種種野蠻思想；要愛我們的祖國；要講道德；要有獨立精神。這些觀念，除愛國胡適後來較少掛在口上以外，其餘都是胡適一直強調的。故胡自稱他的不少思想在此報紙中已可見「重要的出發點」，是很確實的。[61]
胡適後來認為，《競業旬報》時的寫作給了他「一個絕好的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使他「可以把在家鄉和學校得著的一點點知識和見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敘述出來」。這是他繼在家鄉講故事之後的又一次做「係統表達」的機會，而且他是非常認真對待這一機會的。胡適在1915年慨嘆道，他已「六七年不作著意文字矣」。可知《競業旬報》時的文字皆是「著意文字」。到他四十歲時重新翻看《競業旬報》後，不無自豪地說，他少年時的這些文字，「總算是自己獨立想過幾年的結果，比起現今一班在幾個抽象名詞裏翻筋鬥的少年人們，我還不感覺慚愧。」不過，那時的胡適所本的還是文以載道的觀念。正如他回憶的，他在十六七歲時刊於該報之小說《真如島》中，曾「自言不作無關世道之文字」，尚未能像留學時也將文學本身的優美視為重要價值。而且，那段時期的作文還給了胡適「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為他日後「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一個開路的工人」打下了基礎。[62]
如果說中國公學在教育上給胡適的不是太多，那段經歷卻給了胡適不少處世的經驗和教訓。中公的放任，使胡適較能往「率性」一麵發展，那時他和他的許多同學，正是處於「狂奴」的境地。胡適在中公的同學，也曾做過他英文班學生的楊杏佛，後來在贈別胡適的詞中記他初來美國見到胡適，不免「暗驚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場」。胡適贈別楊的詞也說：「春申江上，兩個狂奴。萬裏相逢，殷勤問字，不似黃壚舊酒徒。」兩個「狂奴」而兼「酒徒」，那時的日子似乎也還過得瀟灑。其實，正如少年胡適有時不免「強作愁」一樣，「狂奴」的意思，大概也有點「強作樂」的意味。而「酒徒」恐怕就是真的愁在其中了。胡適留學時在日記中曾提起，「在上海時，悲觀之念正盛」。那一方麵是因為家境日壞，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前途可憂。在這種情形下，如胡適自述：「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他就在這「狂奴」兼「酒徒」之中領略了十裏洋場風氣的另一個側麵。[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