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這裏麵應有相當部分是胡適把自己後來的認知放在梁頭上了。其中有些不僅不是梁的原始意思，恐怕也不是上海讀書時的少年胡適當下能領會出的。這一點胡適自己已說得很明白。他在《四十自述》裏寫到這一節時，無意中說出「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梁的文章］，還感覺到他的魔力」。可知一向認真的胡適在寫自傳時又將梁氏的文字讀了一通，那時寫下的感受就有二十五年後才得出者，已不完全是少年胡適的感受了。而英文本中那些附加的詞義界定，顯然又是胡適在對不同的人說不盡相同的話。
胡適稱，《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在英文本中，胡適則說這些文章「猛烈地撼動了我以為中國的古文明已經自足，除船堅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學習這樣一種美夢」。胡適在別處似乎並未提到他還曾經懷有這樣一種夢想。如果確有其夢，則至少在績溪時的小胡適，其思想倒很像後來陳寅恪自詡的，是在「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如是，則安徽績溪與上海的那一段距離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約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考慮到績溪所在的徽州素稱商業發達之地，而胡家自己就在上海有店鋪，信息的流通應無大妨礙，我們對清季中國城鄉的差別，特別是思想觀念的差別，恐怕還應做進一步的仔細探討。
同樣，胡適認為梁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成名之後的胡適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開風氣作用，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這也隻能是四十歲的成年胡適的評價，而絕非少年胡適的見解。但梁也隻是開風氣，不少具體的「整理工作」隻在列出的綱目下注一個「闕」字。胡適自稱他當時即有了為梁補做這缺了的幾章的「野心」。這個說法，也隻能存疑。因為當時胡的主要精力在學英文，而出國留學首選的科目是農學，與此野心頗不相符。但胡適治學極受此文的影響是無疑的。觀梁氏「論諸家學說」一章始缺而後隻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而墨子正是胡適在此段時間裏認真讀的諸子之一，後來更成了他之所長，則胡適讀此文深得啟發，是可以確定的（墨子可說是梁胡二人之緣。梁氏後來讀了胡適的著作，乃重操舊業，再治墨子，並與胡互有論辯）。
胡適在接觸《新民叢報》後不久，到了澄衷學堂之時，就通過國文教員楊千裏而受到嚴復的影響。楊千裏曾要學生買吳汝綸刪節的嚴譯《天演論》作讀本，第一次看此書的少年胡適讀後感覺「高興得很」。楊先生曾出作文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胡適的作文頗得嚴復提倡的「競爭」意旨，他說：「國魂喪盡兵魂空，兵不能競也；政治、學術西來是仿，學不能競也；國債壘壘，人為債主，而我為借債者，財不能競也。以劣敗之地位資格，處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鐵與他族角逐，又不能折衝樽俎戰勝廟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漸漬以底於滅亡，亦難矣。嗚呼！吾國民其有聞而投袂奮興者乎？」楊頗欣賞這個學生的文章，他的評語說：胡適「富於思考力，善為演繹文，故能推闡無遺」。[57]可知胡適善於將其思想表達得係統化的特點在那時已經顯露。而作文不留餘地，無餘音繞樑之意境，是小胡適不曾受過「開筆」訓練的結果，後來卻正應了時代的需要。
胡適在此文章中所表達的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麵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應予特別的注意。他說：「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胡適自己名字中的「適」字，也是二哥從「適者生存」中取出的）而當時人讀《天演論》，側重的恰「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這裏的「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就是民族競爭的思想。胡適後來酒醉後罵租界的巡捕是「外國奴才」，他自己說那時主要靠「下意識」在起作用，正是他民族主義意識的表露。[58]胡適也是那些在民族危機下「投袂奮興」的人中的一個，他後來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讀書人的觀念，認為民族競爭最終是落實在「學戰」之上，故在這方麵下功夫也最深（詳後）。
《天演論》在中國的傳播，很能提示清季的「西學」或「新學」的含義本是極廣泛的。對不同層次的讀者，同一本書或同一個詞的意義可以是很不一樣的。嚴復是當時中國最諳西學者，他在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述成《天演論》時，已對原著進行了刪節。赫胥黎主張以人倫準則約束人的自然發展這一重要觀念就已被嚴大量刪去。但如胡適所指出的，由於「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啓超的影響大」。吳汝綸的節本再刪之，不免又有見仁見智的取捨，而「太古雅」一點仍未變（吳是桐城正宗，刪去的很可能還是不那麽古雅的部分）。最大多數的追隨者——包括讀者和根本未讀的聽眾——真正接受的，實隻剩那幾句化約到最簡單的口號了。而且，讀者或聽眾大抵是各取所需。梁啓超曾說嚴譯諸書「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暗示這是晚清西學運動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這一點姑不論。但一般人所關懷的，恰是「時勢」；他們從嚴譯之書中想要看到的，也正是與時勢不遠者。故從接收者一邊看，不論嚴復所譯為新籍舊籍，大多數人所想看和看到的，隻是對時勢的解釋而已。可以想見，即使讀者所抱的關懷都是時勢，讀不同本子的讀者所得的「天演」觀念仍是不甚一樣的，當他們都使用「天演」觀念進行思想對話時，實際上彼此所說所指，還真未必一致。
胡適稱，《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在英文本中，胡適則說這些文章「猛烈地撼動了我以為中國的古文明已經自足，除船堅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學習這樣一種美夢」。胡適在別處似乎並未提到他還曾經懷有這樣一種夢想。如果確有其夢，則至少在績溪時的小胡適，其思想倒很像後來陳寅恪自詡的，是在「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如是，則安徽績溪與上海的那一段距離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約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考慮到績溪所在的徽州素稱商業發達之地，而胡家自己就在上海有店鋪，信息的流通應無大妨礙，我們對清季中國城鄉的差別，特別是思想觀念的差別，恐怕還應做進一步的仔細探討。
同樣，胡適認為梁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成名之後的胡適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開風氣作用，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這也隻能是四十歲的成年胡適的評價，而絕非少年胡適的見解。但梁也隻是開風氣，不少具體的「整理工作」隻在列出的綱目下注一個「闕」字。胡適自稱他當時即有了為梁補做這缺了的幾章的「野心」。這個說法，也隻能存疑。因為當時胡的主要精力在學英文，而出國留學首選的科目是農學，與此野心頗不相符。但胡適治學極受此文的影響是無疑的。觀梁氏「論諸家學說」一章始缺而後隻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而墨子正是胡適在此段時間裏認真讀的諸子之一，後來更成了他之所長，則胡適讀此文深得啟發，是可以確定的（墨子可說是梁胡二人之緣。梁氏後來讀了胡適的著作，乃重操舊業，再治墨子，並與胡互有論辯）。
胡適在接觸《新民叢報》後不久，到了澄衷學堂之時，就通過國文教員楊千裏而受到嚴復的影響。楊千裏曾要學生買吳汝綸刪節的嚴譯《天演論》作讀本，第一次看此書的少年胡適讀後感覺「高興得很」。楊先生曾出作文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胡適的作文頗得嚴復提倡的「競爭」意旨，他說：「國魂喪盡兵魂空，兵不能競也；政治、學術西來是仿，學不能競也；國債壘壘，人為債主，而我為借債者，財不能競也。以劣敗之地位資格，處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鐵與他族角逐，又不能折衝樽俎戰勝廟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漸漬以底於滅亡，亦難矣。嗚呼！吾國民其有聞而投袂奮興者乎？」楊頗欣賞這個學生的文章，他的評語說：胡適「富於思考力，善為演繹文，故能推闡無遺」。[57]可知胡適善於將其思想表達得係統化的特點在那時已經顯露。而作文不留餘地，無餘音繞樑之意境，是小胡適不曾受過「開筆」訓練的結果，後來卻正應了時代的需要。
胡適在此文章中所表達的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麵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應予特別的注意。他說：「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胡適自己名字中的「適」字，也是二哥從「適者生存」中取出的）而當時人讀《天演論》，側重的恰「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這裏的「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就是民族競爭的思想。胡適後來酒醉後罵租界的巡捕是「外國奴才」，他自己說那時主要靠「下意識」在起作用，正是他民族主義意識的表露。[58]胡適也是那些在民族危機下「投袂奮興」的人中的一個，他後來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讀書人的觀念，認為民族競爭最終是落實在「學戰」之上，故在這方麵下功夫也最深（詳後）。
《天演論》在中國的傳播，很能提示清季的「西學」或「新學」的含義本是極廣泛的。對不同層次的讀者，同一本書或同一個詞的意義可以是很不一樣的。嚴復是當時中國最諳西學者，他在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述成《天演論》時，已對原著進行了刪節。赫胥黎主張以人倫準則約束人的自然發展這一重要觀念就已被嚴大量刪去。但如胡適所指出的，由於「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啓超的影響大」。吳汝綸的節本再刪之，不免又有見仁見智的取捨，而「太古雅」一點仍未變（吳是桐城正宗，刪去的很可能還是不那麽古雅的部分）。最大多數的追隨者——包括讀者和根本未讀的聽眾——真正接受的，實隻剩那幾句化約到最簡單的口號了。而且，讀者或聽眾大抵是各取所需。梁啓超曾說嚴譯諸書「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暗示這是晚清西學運動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這一點姑不論。但一般人所關懷的，恰是「時勢」；他們從嚴譯之書中想要看到的，也正是與時勢不遠者。故從接收者一邊看，不論嚴復所譯為新籍舊籍，大多數人所想看和看到的，隻是對時勢的解釋而已。可以想見，即使讀者所抱的關懷都是時勢，讀不同本子的讀者所得的「天演」觀念仍是不甚一樣的，當他們都使用「天演」觀念進行思想對話時，實際上彼此所說所指，還真未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