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講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通常傾向於將其說成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其實若細察時人之意，恐怕其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學為用」之上。而且，不僅梁啓超、張之洞等人是如此，就是那些以西學比附中學之人，許多也是為了「投合吾國好古之心，而翼其說之行」。[33]蓋主張變法之人，不過要學習西方，並無廢棄中學之意。惟守舊之人對此不甚了解。張之洞將體用之關係講明，正可釋反對派之心結。實際上，如果沒有學習西方的時代需要，中學為體恐怕根本就不會成為士人所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體西用」這一體係之中，「中體」雖置於「西用」（有無引號是否需要統一？［統一加引號］）之前；但從其產生的歷史看，「中體」實在「西用」之後。
具體言之，《勸學篇》中講「西學為用」的篇幅即多於講「中學為體」者。張氏並在序中明言，中學也以「致用為要」。可知全篇都重在一個「用」字上。再參之以1902年張之洞與劉坤一合奏的「變法三疏」，其目的和重心就昭然若揭了。言用而必言西，實已暗示中學至少在當下已無多大用處。更重要的是，張氏又發揮其旨意說，如今言西學，「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在往西走的路上又進了一大步。中學既以致用為要，西學復以西政為要，則「中體西用」這一體係之中的「中體」實已被「西用」挖了牆腳。張氏所欲堅持者，唯中國文化之基本價值觀念也。其餘一切，大約均可不同程度地「西化」。
問題在於，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價值觀念之上的。要將其用之於中國而又要不改變中國的基本價值觀念，這是一個極難處理的問題。嚴復已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902年駁斥「中體西用」這一提法時指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34]嚴復此時之意，頗接近後來的「全盤西化」，此不詳論。從根本上看，這是一個文化體係究竟是否可分的問題。
從魏源到梁啓超那許多中國士人都傾向於認為文化體係是可分的，故有可能接受或採納異文化的某些部分並整合進自己的文化之中。從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以來，許多中國士人一直在尋找一個中西文化之間的會接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這一觀念的典型表達。而且，文化可分論也是中國士人藉以避開認同問題的實際理論依據。中國士人可以接受許多西方東西而不覺十分於心不安，仍能保持其中國認同，就是有文化可分論作基礎。清季士人講西學源出中國也好，講「中體西用」也好，多半都是在保持中國認同的基礎上，為引進西方文化找依據。
但是，19世紀的西方傳教士基本是主張文化體係是完整不可分的（這當然與基督教一神獨尊的排他性相關聯）。他們以為，對異文化要麽整體接受，要麽全盤拒斥，沒有什麽中間立場。即其所謂：「欲求吾道之興，必先求彼教之毀。」[35]因此，對中國士人來說，學習西方頗有點不歸路的意味。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近代中國人學西方真可說是「邯鄲學步，反失其故」。而之所以失了自己的「故」，原因固然甚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人所堅持的文化整體論。要學習異文化，必同時摒棄己文化。兩者不能妥協，也就談不上什麽會接了。
馮友蘭說：「清末人本以為西洋人是野蠻底，其所以能蠻橫者，純靠其有蠻力。對於有蠻力者之蠻橫，亦隻可以蠻力應付之……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部分是由於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36]但是，中國人既然開始注重力而擱置自以為所長的理，實際上已開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方式。其早年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是覺得與「夷人」不可以理喻，不得不講求力，還是降而求其次的意思。到同治年間辦洋務求自強，主張「破華夷之界」，雖仍未離師夷長技的思路，實已無降格之意，而漸有拔高中國自己之心。彼時反對師事西方的葉德輝，乃不得不反對「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37]葉氏所反對者，雖然未必就是其對立麵所直接提倡者，但葉既感有必要提出反對之，大約已漸有類似的認知出現。後來一些中國人自認野蠻，正是以強弱分夷夏的結果。
這裏仍有西潮的影響。中國傳統本崇讓不崇爭，《春秋穀梁傳》（定公元年）說：「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老子主張「不爭」，墨子講究「不鬥」，思路相近。許多人心裏未必真喜歡讓，但表麵上仍不得不崇之，蓋世風使然也。這正是赫胥黎所強調而嚴復所不譯的後天倫理作用。西潮入侵，國人由重理轉而重力。過去受壓抑的法家耕戰思想被重新「發現」，進而引發出商戰以至學戰思想，[38]「爭」漸具正麵價值。這是後來「物競」思想流行的土壤，隻是還缺乏係統的表達。《天演論》能風行於世，正在其不僅解答了中國何以敗——因劣，而且提出了解決的路徑——即爭。國人已先有爭的意識在，自能不脛而走。要言之，爭的觀念因西潮而顯，亦由西潮為之正名。美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其關於中國近代的新著封麵上以中文大書一「爭」字，[39]蓋有所得焉。尚爭而不尚讓，正是中國近代與前近代的一個重要區別。
到嚴復譯述《天演論》，特別是他把進化論化約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簡單公式並得到廣為傳播時，已經注重力並且尊西的許多中國士人很快被說服就不足為奇了。甲午兵戰失敗，士人紛紛尋因。《天演論》一出，簡明而係統化，而人皆以為言其所欲言。蓋重力尊西尚爭的傾向已為嚴復版進化論的風行準備了語境。有此理論，強力就成了最好的說服手段。一旦勝者是因為其文化優越這樣一種觀念在士人心中樹立起來，失敗者的傳統自然像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國屢被戰敗，則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國人以前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歷史上兩個從人變成神的關羽和嶽飛以及一個半人半神的諸葛亮都不是成功者。如今則承認敗即是劣，可知其價值觀念已完全轉到西方一邊了。西方在改變中國人思想方式一點上已基本成功。
具體言之，《勸學篇》中講「西學為用」的篇幅即多於講「中學為體」者。張氏並在序中明言，中學也以「致用為要」。可知全篇都重在一個「用」字上。再參之以1902年張之洞與劉坤一合奏的「變法三疏」，其目的和重心就昭然若揭了。言用而必言西，實已暗示中學至少在當下已無多大用處。更重要的是，張氏又發揮其旨意說，如今言西學，「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在往西走的路上又進了一大步。中學既以致用為要，西學復以西政為要，則「中體西用」這一體係之中的「中體」實已被「西用」挖了牆腳。張氏所欲堅持者，唯中國文化之基本價值觀念也。其餘一切，大約均可不同程度地「西化」。
問題在於，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價值觀念之上的。要將其用之於中國而又要不改變中國的基本價值觀念，這是一個極難處理的問題。嚴復已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902年駁斥「中體西用」這一提法時指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34]嚴復此時之意，頗接近後來的「全盤西化」，此不詳論。從根本上看，這是一個文化體係究竟是否可分的問題。
從魏源到梁啓超那許多中國士人都傾向於認為文化體係是可分的，故有可能接受或採納異文化的某些部分並整合進自己的文化之中。從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以來，許多中國士人一直在尋找一個中西文化之間的會接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這一觀念的典型表達。而且，文化可分論也是中國士人藉以避開認同問題的實際理論依據。中國士人可以接受許多西方東西而不覺十分於心不安，仍能保持其中國認同，就是有文化可分論作基礎。清季士人講西學源出中國也好，講「中體西用」也好，多半都是在保持中國認同的基礎上，為引進西方文化找依據。
但是，19世紀的西方傳教士基本是主張文化體係是完整不可分的（這當然與基督教一神獨尊的排他性相關聯）。他們以為，對異文化要麽整體接受，要麽全盤拒斥，沒有什麽中間立場。即其所謂：「欲求吾道之興，必先求彼教之毀。」[35]因此，對中國士人來說，學習西方頗有點不歸路的意味。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近代中國人學西方真可說是「邯鄲學步，反失其故」。而之所以失了自己的「故」，原因固然甚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人所堅持的文化整體論。要學習異文化，必同時摒棄己文化。兩者不能妥協，也就談不上什麽會接了。
馮友蘭說：「清末人本以為西洋人是野蠻底，其所以能蠻橫者，純靠其有蠻力。對於有蠻力者之蠻橫，亦隻可以蠻力應付之……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部分是由於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36]但是，中國人既然開始注重力而擱置自以為所長的理，實際上已開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方式。其早年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是覺得與「夷人」不可以理喻，不得不講求力，還是降而求其次的意思。到同治年間辦洋務求自強，主張「破華夷之界」，雖仍未離師夷長技的思路，實已無降格之意，而漸有拔高中國自己之心。彼時反對師事西方的葉德輝，乃不得不反對「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37]葉氏所反對者，雖然未必就是其對立麵所直接提倡者，但葉既感有必要提出反對之，大約已漸有類似的認知出現。後來一些中國人自認野蠻，正是以強弱分夷夏的結果。
這裏仍有西潮的影響。中國傳統本崇讓不崇爭，《春秋穀梁傳》（定公元年）說：「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老子主張「不爭」，墨子講究「不鬥」，思路相近。許多人心裏未必真喜歡讓，但表麵上仍不得不崇之，蓋世風使然也。這正是赫胥黎所強調而嚴復所不譯的後天倫理作用。西潮入侵，國人由重理轉而重力。過去受壓抑的法家耕戰思想被重新「發現」，進而引發出商戰以至學戰思想，[38]「爭」漸具正麵價值。這是後來「物競」思想流行的土壤，隻是還缺乏係統的表達。《天演論》能風行於世，正在其不僅解答了中國何以敗——因劣，而且提出了解決的路徑——即爭。國人已先有爭的意識在，自能不脛而走。要言之，爭的觀念因西潮而顯，亦由西潮為之正名。美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其關於中國近代的新著封麵上以中文大書一「爭」字，[39]蓋有所得焉。尚爭而不尚讓，正是中國近代與前近代的一個重要區別。
到嚴復譯述《天演論》，特別是他把進化論化約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簡單公式並得到廣為傳播時，已經注重力並且尊西的許多中國士人很快被說服就不足為奇了。甲午兵戰失敗，士人紛紛尋因。《天演論》一出，簡明而係統化，而人皆以為言其所欲言。蓋重力尊西尚爭的傾向已為嚴復版進化論的風行準備了語境。有此理論，強力就成了最好的說服手段。一旦勝者是因為其文化優越這樣一種觀念在士人心中樹立起來，失敗者的傳統自然像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國屢被戰敗，則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國人以前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歷史上兩個從人變成神的關羽和嶽飛以及一個半人半神的諸葛亮都不是成功者。如今則承認敗即是劣，可知其價值觀念已完全轉到西方一邊了。西方在改變中國人思想方式一點上已基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