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人一旦主動學習西方，西方文化優越性的確立就隻是時間問題了。從「夷務」到「洋務」再到「時務」，由貶義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國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1891年，康有為已指出當時士人「稍知西學，則尊奉太過，而化為西人」。[40]到1898年，熱心傳教事業的立德（archibald little）已肯定地寫道：「西方思想方式［在中國］取得控製地位的日子一定會來到。」[41]若比較立德的滿懷信心與1869年時楊格菲的猶疑，中國思想界的變化之大就可見一斑了。
的確，問題並不在康有為所說的知多少西學。因為太平天國以還，出將入相影響朝政最大的幾位漢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以及後來的維新變法諸人，均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而且越走越遠。在這種情形下，「喬木世臣、篤故舊紳，亦相率襲取口頭皮毛，求見容悅」。[42]如此流風所播，到20世紀初，「國粹學派」的鄧實已形容當時知識界的風氣是「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故餘英時師判定：「西方理論代表普遍真理的觀念」在1905—1911年間已「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了。[43]
中國士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敢於將重心放在後者之上，是基於中學可以為體而文化體係可分的信念。但由於未能認識到文化競爭的嚴重性，就順著「西學為用」的路徑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國人承認自己文化低劣，則為了自救，除了學習西方之外別無選擇。在這種情形下，自以為「野蠻」，主張為重建新中國新文化而破壞自己的傳統，都是順理成章的發展。到1895年，嚴復就認定所有中國學問既不能致中國於富強，也不能救中國於危亡，故通通可說是「無用」，皆應暫時「束之高閣」。[44]一句話，中學已不能為體。
四 中學不能為體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據說主要為陶希聖所撰）中說：「中國人本為不甘心做奴隸而學西洋的文化，然而結果卻因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這正是在「西學為用」之後，中學卻不能為體這個詭論現象的具體寫照。嚴復在甲午之後主張把無用的中國學問「束之高閣」，已道出了中學不能為體的消息。不過，嚴復這樣的「先知先覺者」，起初尚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思想界。隨著中國在義和團一役的再次慘敗，嚴氏的觀念不久即成為士人的共識。
1903年，一個湖南留日學生自問：「中國有何種學問適用於目前，而能救我四萬萬同胞急切之大禍也？」這一問十分有力，而答案是否定的。故他斷定：「惟遊學外洋者，為今日救吾國惟一之方針。」而且，據此人的看法，中國學問不僅不能救亡，實際上中國麵臨亡國亡種的危局，正「守舊主義鄙棄西學者之一方針之所釀成」。[45]這個看法在當時有相當的代表性。
這也是中西學戰的結果。章太炎注意到，西人慾絕中國種性，必先廢其國學。初僅傳教士鼓動之。後留學生接受了西人觀念，以為中國科學不如西方，遂謂「一切禮俗文史皆可廢」。[46]的確，帝國主義侵略所至，總要爭奪被侵略國的文化控製權。其主要的方式，就是貶低打壓本土文化。在此文化競爭中，一般而言，被侵略各國的人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回向傳統尋找思想資源和昔日的光榮以增強自信心。[47]康有為革新孔子，雖然已攙和了不少西洋內容，到底還是在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但中學不能為體之後的中國人則反是，他們回向傳統看到的更多是問題和毛病。
結果，不僅中國學問是無用有害，中國風俗也變得野蠻起來。1904年，一位署名陳王的作者在討論中國婚禮之弊時，先略述西方婚俗，斷言已「足征其風俗之至則，人倫之樂事」。再「返而觀之中國之社會」，所見則是「婦姑勃溪矣，兄弟鬩牆矣，而大好之家庭，自此終無寧歲」。他進而總結出六條中國婚禮的通弊，下結論曰：「世界皆入於文明，人類悉至於自由，獨我中國，猶堅持其野蠻主義、墨守其腐敗風俗，以自表異於諸文明國之外。遂使神明之裔瀕於淪亡，衣冠之族儕於蠻貉。」[48]
論者顯然是先存西文明中野蠻之定見，據西例以反觀中國家庭。其實，中國婚姻固不尚自由選擇，而家庭之穩固則遠過於西方。論者本不知西，而敢下斷語，足見中西文野之殊，已成為時人固定認知。認知一變，再據此義檢討所有中國製度風俗，自無不野蠻腐敗，「儕於蠻貉」固亦宜焉。惟彼時人所用之「野蠻」，實亦與「文明」相對應，要皆新入之西詞，已不盡是中文原始之意。其價值判斷的強烈，猶遠過於中文原始之意。
孔子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章太炎指出，這也可反推而言之曰：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傳統範圍本來博大，要找什麽通常就能找到什麽。關鍵還是人的主觀取向在起作用。且中國傳統本有一種「反求諸己」的取向。用今日的話說，就是有了問題先做自我批評。故我們若看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思想言論，凡說及中國的弊病，均下筆順暢，出口成章；到說及救弊治病之法，則又多婉轉羞澀，常常不知所雲。到辛亥革命之前，據太炎的觀察，反求諸己的取向已造成「糜爛不可收拾」之局麵。[49]中學不能為體已是顯而易見了。
的確，問題並不在康有為所說的知多少西學。因為太平天國以還，出將入相影響朝政最大的幾位漢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以及後來的維新變法諸人，均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而且越走越遠。在這種情形下，「喬木世臣、篤故舊紳，亦相率襲取口頭皮毛，求見容悅」。[42]如此流風所播，到20世紀初，「國粹學派」的鄧實已形容當時知識界的風氣是「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故餘英時師判定：「西方理論代表普遍真理的觀念」在1905—1911年間已「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了。[43]
中國士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敢於將重心放在後者之上，是基於中學可以為體而文化體係可分的信念。但由於未能認識到文化競爭的嚴重性，就順著「西學為用」的路徑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國人承認自己文化低劣，則為了自救，除了學習西方之外別無選擇。在這種情形下，自以為「野蠻」，主張為重建新中國新文化而破壞自己的傳統，都是順理成章的發展。到1895年，嚴復就認定所有中國學問既不能致中國於富強，也不能救中國於危亡，故通通可說是「無用」，皆應暫時「束之高閣」。[44]一句話，中學已不能為體。
四 中學不能為體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據說主要為陶希聖所撰）中說：「中國人本為不甘心做奴隸而學西洋的文化，然而結果卻因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這正是在「西學為用」之後，中學卻不能為體這個詭論現象的具體寫照。嚴復在甲午之後主張把無用的中國學問「束之高閣」，已道出了中學不能為體的消息。不過，嚴復這樣的「先知先覺者」，起初尚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思想界。隨著中國在義和團一役的再次慘敗，嚴氏的觀念不久即成為士人的共識。
1903年，一個湖南留日學生自問：「中國有何種學問適用於目前，而能救我四萬萬同胞急切之大禍也？」這一問十分有力，而答案是否定的。故他斷定：「惟遊學外洋者，為今日救吾國惟一之方針。」而且，據此人的看法，中國學問不僅不能救亡，實際上中國麵臨亡國亡種的危局，正「守舊主義鄙棄西學者之一方針之所釀成」。[45]這個看法在當時有相當的代表性。
這也是中西學戰的結果。章太炎注意到，西人慾絕中國種性，必先廢其國學。初僅傳教士鼓動之。後留學生接受了西人觀念，以為中國科學不如西方，遂謂「一切禮俗文史皆可廢」。[46]的確，帝國主義侵略所至，總要爭奪被侵略國的文化控製權。其主要的方式，就是貶低打壓本土文化。在此文化競爭中，一般而言，被侵略各國的人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回向傳統尋找思想資源和昔日的光榮以增強自信心。[47]康有為革新孔子，雖然已攙和了不少西洋內容，到底還是在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但中學不能為體之後的中國人則反是，他們回向傳統看到的更多是問題和毛病。
結果，不僅中國學問是無用有害，中國風俗也變得野蠻起來。1904年，一位署名陳王的作者在討論中國婚禮之弊時，先略述西方婚俗，斷言已「足征其風俗之至則，人倫之樂事」。再「返而觀之中國之社會」，所見則是「婦姑勃溪矣，兄弟鬩牆矣，而大好之家庭，自此終無寧歲」。他進而總結出六條中國婚禮的通弊，下結論曰：「世界皆入於文明，人類悉至於自由，獨我中國，猶堅持其野蠻主義、墨守其腐敗風俗，以自表異於諸文明國之外。遂使神明之裔瀕於淪亡，衣冠之族儕於蠻貉。」[48]
論者顯然是先存西文明中野蠻之定見，據西例以反觀中國家庭。其實，中國婚姻固不尚自由選擇，而家庭之穩固則遠過於西方。論者本不知西，而敢下斷語，足見中西文野之殊，已成為時人固定認知。認知一變，再據此義檢討所有中國製度風俗，自無不野蠻腐敗，「儕於蠻貉」固亦宜焉。惟彼時人所用之「野蠻」，實亦與「文明」相對應，要皆新入之西詞，已不盡是中文原始之意。其價值判斷的強烈，猶遠過於中文原始之意。
孔子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章太炎指出，這也可反推而言之曰：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傳統範圍本來博大，要找什麽通常就能找到什麽。關鍵還是人的主觀取向在起作用。且中國傳統本有一種「反求諸己」的取向。用今日的話說，就是有了問題先做自我批評。故我們若看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思想言論，凡說及中國的弊病，均下筆順暢，出口成章；到說及救弊治病之法，則又多婉轉羞澀，常常不知所雲。到辛亥革命之前，據太炎的觀察，反求諸己的取向已造成「糜爛不可收拾」之局麵。[49]中學不能為體已是顯而易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