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衝擊與中國的問題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首先，西潮衝擊下中國抵抗的無力恰有助於使中國士人認識到中國自身既存的問題和不足；其次，西潮入侵也給中國帶來不少新問題；再次，因西潮入侵引起的新問題常常也起到掩蓋中國自身既存問題的作用；最後，西潮本身確也給中國帶來許多可借鑑的思想資源以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也就是說，西潮的衝擊既暴露了也掩蓋了中國自身的問題，既給中國增添了新問題也提供了一些解決中國問題的資源。[18]但是，西潮進入中國既採取了入侵的方式，這個方式本身就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士人接受這些新來的思想資源。蔣夢麟說：「如來佛是騎著白象來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19]這個形象的表達正提示了中國士人在接受西方思想資源時何以總有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躊躇。
一般的看法，中國在近代因落後而挨打，故思變求變，向西方尋求真理。這基本是不錯的。但尋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國，就很值得研究了。這顯然是中國士人在西潮衝擊下信心大失的明證。林毓生先生曾提出，中國士人有一種從先秦即存在的傳統，即「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20]但這恰不能解釋一般所謂中國士人對西方的認識是從器物到政製，最後才到思想文化這一過程。實際上，「器物-政製-文化」這一遞進關係並不符合中國傳統的認識方式。中國人固然有社會習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認同的看法（如「被髮左衽」說），但元、清兩朝異族入主，其失敗之慘烈遠在清季之上，卻無人主張蒙古人或滿人的政製、文化要高於漢人。而士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過在沿海被打敗，就對中國文化信心大失？這裏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誘導。蓋器物與政製與文化分不開正是西人的思想，並被其用來說服了中國人。故西人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方式這一點尤其值得探討。
二 誰改變誰的思想方式
19世紀之前，不僅中國士人自認中國為世界文化中心，就是17、18世紀來華之天主教耶穌會士在歐洲造成的印象，也認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21]但是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使西人的自信心與日俱增，故19世紀來華之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就遠沒有耶穌會士那樣高，而且隨著其自信心的增強，可以說是與日俱減。在19世紀30年代，他們尚認為中國文化典籍至少在量上不僅超過任何非開化民族，而且超過希臘和羅馬。到19世紀50年代，他們隻承認中國文化優於周邊國家許多，卻已遠遜於任何基督教國家了。[22]到19世紀中葉，中西雙方已都認為自己的文化優於對方。
英國傳教士楊格菲（griffith john）於1869年指出：
難道我們不比他們［按指中國人］優越許多嗎？難道我們不是更具男子氣，更有智慧，更有技藝，更通人情，更加文明，不，難道我們不是在每一方麵都比他們更高貴嗎？根據我們的思想方式，答案是肯定的。但根據他們的思想方式，答案是斷然否定的。而且，要我們改變對此事的看法與要他們改變看法幾乎是同樣困難的。[23]
因此，問題最終還是在於到底是誰能使對方改變其思想方式。
但中西之間有一個根本的文化差異：處於中西文化之爭前沿的西方傳教士的最終目的是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故對於異教徒始終有傳播福音以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強烈使命感。但中國儒生對非華夏文化的「夷狄」，則主要是採取「修文德以來之」的方式。若「夷狄」本身無「變夏」的願望，中國儒生一般並不覺得有努力使其「變夏」的責任感，更不用說使命感了。
中國傳統行為準則的一個要點即《禮記》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要別人先表示了「向學」的願望且肯拜師，然後才鼓勵教誨之。主動向人輸出知識，即是「好為人師」，這樣的行為是不被提倡的。這一準則同樣適用於中外關係。中國對於傾慕華夏文化的「四夷」固表欣賞且予鼓勵，亦可向之傳播中國學問。但「夷狄」若不行夏禮而用夷禮，通常亦聽任之。至於對不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輸出中國文化。西方傳教士既然是騎在炮彈上飛到中國來，則中國人之不欲讓其了解中國文化正在情理之中。19世紀中西接觸之初，不僅中國書籍嚴禁出口給西人，就是中國語言文字也是不準教授給西人的。因此，西方傳教士遠比中國儒生更熱衷於使對方改變其思想方式。中西文化之爭是以自覺而帶進攻性的西方向防禦性的中國挑戰為開端的。中國士人自覺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文化競爭，已是在西方發動一係列進攻之後了。
中西文化競爭的第一步就是要證明自身的文化優於對方。中國士人既然是競爭中被動的一方，一開始並未感到有必要證明其文化的優越。且中國人視經典文獻為華夏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典籍的優劣是很難靠自身證明的。但有備而來的西人在聲稱其文化優越的同時，尚攜有近代工藝技術為證明的手段。早期的中西衝突多在沿海，航海和海防恰又是中國工藝技術最為薄弱之處，乃進一步加強了西強中弱的認知。[24]
的確，強勢本身也是一種說服的手段。船堅炮利的力量不僅在於其軍事的效率，而且在於其體現船炮製造者本身的優越性。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有意識地使用當時最先進，也是英國第一艘鐵甲艦「復仇神」號（the nemesis），就是要向中國人顯示其最新的近代技術。這一著顯然達到了目的。「船堅炮利」給中國人的印象極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基本上成為中國思想言說中西方「長技」的代名詞。[25]
一般的看法，中國在近代因落後而挨打，故思變求變，向西方尋求真理。這基本是不錯的。但尋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國，就很值得研究了。這顯然是中國士人在西潮衝擊下信心大失的明證。林毓生先生曾提出，中國士人有一種從先秦即存在的傳統，即「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20]但這恰不能解釋一般所謂中國士人對西方的認識是從器物到政製，最後才到思想文化這一過程。實際上，「器物-政製-文化」這一遞進關係並不符合中國傳統的認識方式。中國人固然有社會習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認同的看法（如「被髮左衽」說），但元、清兩朝異族入主，其失敗之慘烈遠在清季之上，卻無人主張蒙古人或滿人的政製、文化要高於漢人。而士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過在沿海被打敗，就對中國文化信心大失？這裏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誘導。蓋器物與政製與文化分不開正是西人的思想，並被其用來說服了中國人。故西人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方式這一點尤其值得探討。
二 誰改變誰的思想方式
19世紀之前，不僅中國士人自認中國為世界文化中心，就是17、18世紀來華之天主教耶穌會士在歐洲造成的印象，也認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21]但是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使西人的自信心與日俱增，故19世紀來華之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就遠沒有耶穌會士那樣高，而且隨著其自信心的增強，可以說是與日俱減。在19世紀30年代，他們尚認為中國文化典籍至少在量上不僅超過任何非開化民族，而且超過希臘和羅馬。到19世紀50年代，他們隻承認中國文化優於周邊國家許多，卻已遠遜於任何基督教國家了。[22]到19世紀中葉，中西雙方已都認為自己的文化優於對方。
英國傳教士楊格菲（griffith john）於1869年指出：
難道我們不比他們［按指中國人］優越許多嗎？難道我們不是更具男子氣，更有智慧，更有技藝，更通人情，更加文明，不，難道我們不是在每一方麵都比他們更高貴嗎？根據我們的思想方式，答案是肯定的。但根據他們的思想方式，答案是斷然否定的。而且，要我們改變對此事的看法與要他們改變看法幾乎是同樣困難的。[23]
因此，問題最終還是在於到底是誰能使對方改變其思想方式。
但中西之間有一個根本的文化差異：處於中西文化之爭前沿的西方傳教士的最終目的是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故對於異教徒始終有傳播福音以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強烈使命感。但中國儒生對非華夏文化的「夷狄」，則主要是採取「修文德以來之」的方式。若「夷狄」本身無「變夏」的願望，中國儒生一般並不覺得有努力使其「變夏」的責任感，更不用說使命感了。
中國傳統行為準則的一個要點即《禮記》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要別人先表示了「向學」的願望且肯拜師，然後才鼓勵教誨之。主動向人輸出知識，即是「好為人師」，這樣的行為是不被提倡的。這一準則同樣適用於中外關係。中國對於傾慕華夏文化的「四夷」固表欣賞且予鼓勵，亦可向之傳播中國學問。但「夷狄」若不行夏禮而用夷禮，通常亦聽任之。至於對不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輸出中國文化。西方傳教士既然是騎在炮彈上飛到中國來，則中國人之不欲讓其了解中國文化正在情理之中。19世紀中西接觸之初，不僅中國書籍嚴禁出口給西人，就是中國語言文字也是不準教授給西人的。因此，西方傳教士遠比中國儒生更熱衷於使對方改變其思想方式。中西文化之爭是以自覺而帶進攻性的西方向防禦性的中國挑戰為開端的。中國士人自覺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文化競爭，已是在西方發動一係列進攻之後了。
中西文化競爭的第一步就是要證明自身的文化優於對方。中國士人既然是競爭中被動的一方，一開始並未感到有必要證明其文化的優越。且中國人視經典文獻為華夏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典籍的優劣是很難靠自身證明的。但有備而來的西人在聲稱其文化優越的同時，尚攜有近代工藝技術為證明的手段。早期的中西衝突多在沿海，航海和海防恰又是中國工藝技術最為薄弱之處，乃進一步加強了西強中弱的認知。[24]
的確，強勢本身也是一種說服的手段。船堅炮利的力量不僅在於其軍事的效率，而且在於其體現船炮製造者本身的優越性。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有意識地使用當時最先進，也是英國第一艘鐵甲艦「復仇神」號（the nemesis），就是要向中國人顯示其最新的近代技術。這一著顯然達到了目的。「船堅炮利」給中國人的印象極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基本上成為中國思想言說中西方「長技」的代名詞。[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