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膠著的複雜有時也造成一種角色的倒置。民初的一個詭論性現象是中國人拚命反傳統，有些外國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國的文化傳統。從溥儀的老師莊士敦到哲學大師羅素，在這一點上都相通。提倡西化的胡適在1926年就尖銳地批評西方「既要我們現代化，又要我們不放棄［傳統的］美妙事物」。胡適本人也認為中國傳統有可取處，他反對的主要是由西人來提倡保護中國傳統。但是這樣一種角色的倒置確實表現了民初中國思想界的混亂和中西之間那種扯不清的糾葛。[11]
更具提示性的是，即使是清季以維護國粹為目的所謂「國粹學派」（以《國粹學報》為主要喉舌）和稍後出現的「學衡派」（即常在《學衡》上刊發文字之人，其目的與「國粹學派」頗類似），雖然都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也都在西潮的影響之下。餘英時師已指出，「國粹學派」的劉師培等人，「直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份為中國的『國粹』」。[12]特別是「學衡派」，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還超過大多數鼓吹「全盤西化」者。如《學衡》主將吳宓，就自認他本人不是在傳接中國文化的傳統，而是「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吸收其中心精神」。[13]這是近代中國「在傳統之外變」的典型例證。這兩個所謂的「學派」是否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還可商榷，這裏無法詳論。但這類人也受西潮影響如此之深，更進一步揭示了中國在近代中西文化競爭中的失敗。
如果說「國粹學派」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分為中國的「國粹」是一種時人對西方自覺或不自覺的主動認同，對民國以後的人來說，這樣的認同或者已無必要，或者意義已不相同。從廣義的權勢觀看，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的確立即意味著此時「西方」已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既定組成部分。這一權勢雖然不如不平等條約那樣明顯，但以對中國人思想的發展演變而言，其影響的深遠恐怕還在不平等條約之上。君不見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有些人在講到中國的人文傳統時，所說的仍然幾乎全是西洋的東西，就可見此影響有多麽深遠了。[14]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西向知識人將舶來品當作自己的傳統，和今人將某些西方觀念當作中國人文精神這些現象，未必就體現了他們對國情的誤解。對於生在鴉片和人力車隨處可見的時代而又不是事事都要考證的人來說，這些東西確實是他們所見的「中國」的一部分。吳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強調他是在「繼承西洋之道統」而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就是因為彼時兩者已經有些難於區別了。對於更晚的中國人來說，那些由西向知識人所傳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學」以及由吳宓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保存下來的「中國文化」，又何嚐不是傳統的一部分呢。概言之，19世紀的「西潮」其實已成為20世紀的「中國」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國傳統」，實應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內。
這也說明，我們對西潮衝擊中國的研究還遠不夠深入。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潮衝擊-中國反應」這一研究近代中國的典範（paradigm）在美國早已被費氏的弟子或再傳弟子視為過時。前些年新興的取向是要「在中國發現歷史」，亦即重視中國的內在發展。[15]這是美國漢學界的一大進步，當然是很不錯的。的確，像西方、中國、思想這一類詞彙的涵蓋麵實在是太廣。即使限定在近代思想史的範圍內，近代西方和中國各自都是變化萬千，而思想的演變是與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中西雙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發展的內在理路。倘若把視點集中到中國，也應記住衝擊中國的西方是個變量；而西潮入侵中國之時，中國本身的傳統也在變（當然雙方也都有許多——或者是更多——不變的層麵）。如果僅注意西潮衝擊帶來的變化，而忽視不變的一麵，或忽視西方和中國文化傳統自身演變的內在理路，必然是片麵的。
但是，不可否認，「西潮衝擊-中國反應」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是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不可迴避的一大主題。用這一典範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為這一典範被用得太濫就轉而以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當。特別是在「西潮」已成「中國」之一部以後，所謂近代中國的內在發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則近代中國士人對許多「中國內在問題」（且不說西潮造成的中國問題）的反應多少也可說是對「西潮衝擊」的某種「中國反應」。故費正清的「西潮衝擊-中國反應」這一研究典範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發展。
當然，強調西潮衝擊的影響，並不是說中國本身沒有問題。中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16]到晚清早已是問題重重了。17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激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來重分配的調整甚於生產的發展，較難處理因人口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另外，龔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已提到中國文化的重心已由京師轉移到山林（龔自珍《尊隱篇》）。而文化重心的傾移顯然為外來文化的入據正統提供了條件。經學家俞樾是主張以興教化、勸農桑為中國自強之路的。他以為，照此做上數年，則「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即使有外患，也不怕守之不固。但俞氏也指出，當時的現象，恰是「官與民漠不相習」。[17]這正是清廷的一大難題，而且絕非數年可以解決。除了傳統的「上下之隔」，清廷尚麵臨滿漢矛盾這一更難處理的問題。這些都在19世紀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時。
更具提示性的是，即使是清季以維護國粹為目的所謂「國粹學派」（以《國粹學報》為主要喉舌）和稍後出現的「學衡派」（即常在《學衡》上刊發文字之人，其目的與「國粹學派」頗類似），雖然都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也都在西潮的影響之下。餘英時師已指出，「國粹學派」的劉師培等人，「直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份為中國的『國粹』」。[12]特別是「學衡派」，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還超過大多數鼓吹「全盤西化」者。如《學衡》主將吳宓，就自認他本人不是在傳接中國文化的傳統，而是「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吸收其中心精神」。[13]這是近代中國「在傳統之外變」的典型例證。這兩個所謂的「學派」是否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還可商榷，這裏無法詳論。但這類人也受西潮影響如此之深，更進一步揭示了中國在近代中西文化競爭中的失敗。
如果說「國粹學派」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分為中國的「國粹」是一種時人對西方自覺或不自覺的主動認同，對民國以後的人來說，這樣的認同或者已無必要，或者意義已不相同。從廣義的權勢觀看，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的確立即意味著此時「西方」已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既定組成部分。這一權勢雖然不如不平等條約那樣明顯，但以對中國人思想的發展演變而言，其影響的深遠恐怕還在不平等條約之上。君不見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有些人在講到中國的人文傳統時，所說的仍然幾乎全是西洋的東西，就可見此影響有多麽深遠了。[14]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西向知識人將舶來品當作自己的傳統，和今人將某些西方觀念當作中國人文精神這些現象，未必就體現了他們對國情的誤解。對於生在鴉片和人力車隨處可見的時代而又不是事事都要考證的人來說，這些東西確實是他們所見的「中國」的一部分。吳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強調他是在「繼承西洋之道統」而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就是因為彼時兩者已經有些難於區別了。對於更晚的中國人來說，那些由西向知識人所傳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學」以及由吳宓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保存下來的「中國文化」，又何嚐不是傳統的一部分呢。概言之，19世紀的「西潮」其實已成為20世紀的「中國」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國傳統」，實應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內。
這也說明，我們對西潮衝擊中國的研究還遠不夠深入。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潮衝擊-中國反應」這一研究近代中國的典範（paradigm）在美國早已被費氏的弟子或再傳弟子視為過時。前些年新興的取向是要「在中國發現歷史」，亦即重視中國的內在發展。[15]這是美國漢學界的一大進步，當然是很不錯的。的確，像西方、中國、思想這一類詞彙的涵蓋麵實在是太廣。即使限定在近代思想史的範圍內，近代西方和中國各自都是變化萬千，而思想的演變是與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中西雙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發展的內在理路。倘若把視點集中到中國，也應記住衝擊中國的西方是個變量；而西潮入侵中國之時，中國本身的傳統也在變（當然雙方也都有許多——或者是更多——不變的層麵）。如果僅注意西潮衝擊帶來的變化，而忽視不變的一麵，或忽視西方和中國文化傳統自身演變的內在理路，必然是片麵的。
但是，不可否認，「西潮衝擊-中國反應」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是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不可迴避的一大主題。用這一典範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為這一典範被用得太濫就轉而以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當。特別是在「西潮」已成「中國」之一部以後，所謂近代中國的內在發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則近代中國士人對許多「中國內在問題」（且不說西潮造成的中國問題）的反應多少也可說是對「西潮衝擊」的某種「中國反應」。故費正清的「西潮衝擊-中國反應」這一研究典範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發展。
當然，強調西潮衝擊的影響，並不是說中國本身沒有問題。中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16]到晚清早已是問題重重了。17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激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來重分配的調整甚於生產的發展，較難處理因人口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另外，龔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已提到中國文化的重心已由京師轉移到山林（龔自珍《尊隱篇》）。而文化重心的傾移顯然為外來文化的入據正統提供了條件。經學家俞樾是主張以興教化、勸農桑為中國自強之路的。他以為，照此做上數年，則「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即使有外患，也不怕守之不固。但俞氏也指出，當時的現象，恰是「官與民漠不相習」。[17]這正是清廷的一大難題，而且絕非數年可以解決。除了傳統的「上下之隔」，清廷尚麵臨滿漢矛盾這一更難處理的問題。這些都在19世紀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