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老師既出任叢書主編，立刻強調叢書的學術性（實際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學人也隻有寫出「學術著作」才有用）。但新的問題很快就產生出來了：一方麵叢書主編與一些作者希望強調叢書的學術性，我自己便深知寫「通俗讀物」需要特定的才能，並非人人能做（中年學人特別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僅不具備寫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確實沒有這麽多時間；若非學術叢書，自然不敢參加）。但在另一方麵，學術水準似非「五個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獲獎為目的，顯然需要優先考慮其他的方麵。編撰方的一部分人與出版方對此叢書的認知，其實已有較大的不同，而這一點不幸始終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後加入者，所以隻出席了最後一次編作者與出版方的討論會。在那次會上隗老師仍強調這是一套學術叢書，而出版社則再次提出希望盡量「通俗」的意見；部分作者則以為，學術著作寫得好，也未必就影響銷路。對這套叢書的定位，各方其實都在各自表述，不過都比較婉轉。對各書「體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釋及使用多少注釋）是否要一致，也出現了不同意見。後經主編裁定，研究取向和「體例」由各書作者自定。
這是一個頗具今日中國文化特色的妥協結局：各方都覺得自己的觀點已說明白，並據此操作。結果是主編者按其所理解的編（包括寫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寫，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設想的那樣出。後來其中某書曾引起一些爭議，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對叢書的認知和定位去撰寫，有的可能是在提高與普及之間走鋼絲，有的也許根本就按「通俗讀物」的方式在寫。實際的情形是，這既非一套學術叢書，也不是一套通俗讀物（拙作即尚未達到通俗讀物應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隻能就各書論各書。
因為出版社以通俗讀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給各書撰寫的時間相當短（出版社對學術研究所需的時間當然了解，若全無積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隻有通俗讀物才可能在他們要求的短期內完成）。叢書交稿時，隗老師因其主持的重點項目已占去大部分時間，實無餘力在短期內全部審閱各書，乃採取抽查方式。由於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參與者，且所居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當然也盡量考慮了所謂「可讀性」，仍基本是按照「學術著作」的要求寫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確認了自己所編的就是一套學術著作）。
叢書很快就出版了，由於各書體例不一，遵照隗老師的指示，這套書以單本的形式申請省社科獎。《胡適傳》被四川省歷史學會作為唯一的一等獎候選者上報，但在上一級評審時引起了爭議。據說有人提出，研究胡適這樣「落後」的人物，應對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該書不僅未批判，甚至沒有與胡適「劃清界限」。結果討論時從一等獎降到二等獎，再降到三等獎。此時隗老師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絕接受。
那情形，是另一位參與的前輩評委告訴我的，並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隗老師的「拍案而起」。那位評委自己也很詫異，以隗老師向不與上級作對的一貫風格，何以能有那樣的表現！的確，對那個年齡的學者來說，為一個剛出道的學者而冒與上級不保持一致的風險，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師的作為雖然維持了學者和省歷史學會的尊嚴，但也直接斷送了那套叢書獲「五個一工程」獎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連申報都難，遑論獲獎）。我想，出版社和策劃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後有內部人士告訴我，其實先已內定，就是三等獎也不可能。據說隗老師拍案之後，有人念了一張紙條，表揚該書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筆也異常好；同時申明學術研究本無禁區，但這樣研究胡適，不宜由政府來承認雲雲（因為那是政府獎）。結果，那一年的省社科獎，歷史學科的一等獎竟然空缺，這在當年是相當罕見的。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參與各方，從不同評委到主事者，其實也都盡量以其覺得合適的方式，表述了對學術的不同態度。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體會不到，也不過就在十多年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還有那樣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沒注意到，像我這樣連楊奎鬆兄都以為屬於「另類」（在奎鬆兄那裏並非貶義）的學者，其實屢屢獲得隗老師的指導和支持。如今隗老師已駕歸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師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麵所說與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師的形象是否一致，這卻是我的親身經歷，也是我記憶中的隗老師。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沒有隗瀛濤老師的鼓勵，要將我對胡適的一些看法較為係統地整理並表述出來就教於學界，恐怕還會是相當久遠的事。當時勉強成書，或有辱師教，現在也隻能自己承擔責任了。
二 人物與時代
盡管中國史書以紀傳體著稱於世，本書的傳主胡適卻一則說他「深深的感覺中國缺乏傳記的文學」，再則說「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甚至「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1]他的意思或許是中國過去的傳記不夠「文學」，曾自撰《四十自述》以為文學性傳記的嚐試。卻不十分成功——僅其中第一章類似「小說式的文字」，從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遂「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略帶諷刺意味的是，「還有許多朋友寫信」給他，說後寫的「比前一章更動人」。[2]
我是後加入者，所以隻出席了最後一次編作者與出版方的討論會。在那次會上隗老師仍強調這是一套學術叢書，而出版社則再次提出希望盡量「通俗」的意見；部分作者則以為，學術著作寫得好，也未必就影響銷路。對這套叢書的定位，各方其實都在各自表述，不過都比較婉轉。對各書「體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釋及使用多少注釋）是否要一致，也出現了不同意見。後經主編裁定，研究取向和「體例」由各書作者自定。
這是一個頗具今日中國文化特色的妥協結局：各方都覺得自己的觀點已說明白，並據此操作。結果是主編者按其所理解的編（包括寫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寫，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設想的那樣出。後來其中某書曾引起一些爭議，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對叢書的認知和定位去撰寫，有的可能是在提高與普及之間走鋼絲，有的也許根本就按「通俗讀物」的方式在寫。實際的情形是，這既非一套學術叢書，也不是一套通俗讀物（拙作即尚未達到通俗讀物應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隻能就各書論各書。
因為出版社以通俗讀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給各書撰寫的時間相當短（出版社對學術研究所需的時間當然了解，若全無積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隻有通俗讀物才可能在他們要求的短期內完成）。叢書交稿時，隗老師因其主持的重點項目已占去大部分時間，實無餘力在短期內全部審閱各書，乃採取抽查方式。由於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參與者，且所居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當然也盡量考慮了所謂「可讀性」，仍基本是按照「學術著作」的要求寫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確認了自己所編的就是一套學術著作）。
叢書很快就出版了，由於各書體例不一，遵照隗老師的指示，這套書以單本的形式申請省社科獎。《胡適傳》被四川省歷史學會作為唯一的一等獎候選者上報，但在上一級評審時引起了爭議。據說有人提出，研究胡適這樣「落後」的人物，應對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該書不僅未批判，甚至沒有與胡適「劃清界限」。結果討論時從一等獎降到二等獎，再降到三等獎。此時隗老師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絕接受。
那情形，是另一位參與的前輩評委告訴我的，並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隗老師的「拍案而起」。那位評委自己也很詫異，以隗老師向不與上級作對的一貫風格，何以能有那樣的表現！的確，對那個年齡的學者來說，為一個剛出道的學者而冒與上級不保持一致的風險，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師的作為雖然維持了學者和省歷史學會的尊嚴，但也直接斷送了那套叢書獲「五個一工程」獎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連申報都難，遑論獲獎）。我想，出版社和策劃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後有內部人士告訴我，其實先已內定，就是三等獎也不可能。據說隗老師拍案之後，有人念了一張紙條，表揚該書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筆也異常好；同時申明學術研究本無禁區，但這樣研究胡適，不宜由政府來承認雲雲（因為那是政府獎）。結果，那一年的省社科獎，歷史學科的一等獎竟然空缺，這在當年是相當罕見的。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參與各方，從不同評委到主事者，其實也都盡量以其覺得合適的方式，表述了對學術的不同態度。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體會不到，也不過就在十多年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還有那樣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沒注意到，像我這樣連楊奎鬆兄都以為屬於「另類」（在奎鬆兄那裏並非貶義）的學者，其實屢屢獲得隗老師的指導和支持。如今隗老師已駕歸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師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麵所說與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師的形象是否一致，這卻是我的親身經歷，也是我記憶中的隗老師。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沒有隗瀛濤老師的鼓勵，要將我對胡適的一些看法較為係統地整理並表述出來就教於學界，恐怕還會是相當久遠的事。當時勉強成書，或有辱師教，現在也隻能自己承擔責任了。
二 人物與時代
盡管中國史書以紀傳體著稱於世，本書的傳主胡適卻一則說他「深深的感覺中國缺乏傳記的文學」，再則說「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甚至「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1]他的意思或許是中國過去的傳記不夠「文學」，曾自撰《四十自述》以為文學性傳記的嚐試。卻不十分成功——僅其中第一章類似「小說式的文字」，從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遂「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略帶諷刺意味的是，「還有許多朋友寫信」給他，說後寫的「比前一章更動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