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印度cdma450招標中，兩家相互拆台，最後不得不以在價格上「比誰低」來分勝負，雙方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2005年，在尼泊爾的投標中，兩家打得不可開交，最後中興以390萬美元的價格獲得了100萬線gsm網絡建設合同，可真是降到了血本以下。這樣打打殺殺，何時才有個終結？
近年來，藉助印度電信網絡升級改造之機，中興、華為以價格優勢不斷攻城略地，到2008年兩家公司在印度的銷售額均已超過10億美元，合計拿下了印度電信設備市場份額的1/3。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一直將中國當成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對手，中興、華為在印度的擴張顯然讓印度感到了壓力。
隨後，印度拿起了西方要常用的「反傾銷」大棒向兩家企業砸來。
2009年12月8日，印度海關對原產於中國的同步數字傳輸設備（sdh）徵收臨時反傾銷稅。稅率以產品進口價格（cif）計算，其中對上海貝爾徵收的反傾銷稅為29％，華為為50％，中興更被課以236％的重稅。
讓人關注的是，印度對中興、華為認定的傾銷幅度差別巨大，前者為236％，後者為50％，華為的應訴結果明顯好於中興。二者都沒有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且同屬深圳企業，在勞動力成本和管理水平上又基本相當，但稅率相差如此之大，奧妙何在？
原來，華為中興一貫實行的價格對壘被印度利用了。
根據案卷資料顯示的信息，印度調查機構認為中興沒有配合或者較好地配合調查工作，而華為配合得很好。調查機構要求應訴企業提供相關資料配合調查，中興對部分資料以涉及重要商業秘密為由沒有提供公開版本，隻提供了保密版本，而對於同樣性質的資料華為提供了公開版本。
作為應訴企業中最重要的兩家，中興和華為之間顯然沒有默契配合，而這一點恰好被國外調查機構所利用，對包括中興在內的中國廠商認定較高的傾銷幅度。這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中興、華為之間存在緊張的競爭關係。
中興、華為之間的價格戰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亞、非、拉美都是雙方血拚的戰場。曾經一位從國外歸來的中興人這樣描述中興、華為的關係：「打得一塌糊塗，從價格戰已經升級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現在外國運營商都學聰明了，每逢招標就叫上華為、中興，作為壓價的棋子。」
多年來，中興、華為的血拚不僅傷了自己，也影響到國家的產業利益。消息人士透露，商務部以及深圳貿工部已經與各廠商密切溝通，醞釀統一措施以應對，其中重要工作就是協調中興、華為的關係。
華為和中興的競爭是「同城競爭」，關於「同城競爭」和打壓事件，在中國企業中屢見不鮮，格蘭仕與美的，萬家樂和萬和，海爾和海信，美菱和榮事達等都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不惜代價，不擇手段，欲除之而後快。但這並不是好事，對對手像狼似的兇狠，對自己也無裨益。同在一城，和平相處，實現共贏才是正道。
幾千年前，希臘半島的雅典和斯巴達，誰都看不慣誰，雙方不斷交戰，嚴重的內耗大傷元氣，結果「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希臘被馬其頓人征服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在一個城市裏，同為兄弟，競爭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是要團結互助。兩兄弟何不一致對外，共同開拓出一片天地來呢？
第二節 揚帆出海，馳騁世界顯霸氣
想當年，「巨大中華」憑藉在萬門交換機上的群體突圍，將長期在中國「橫行無阻」的「七國八製」幾乎全部「趕」出了中國。事隔數年，當移動和數據通信成為通信業的主流時，曾經在交換機技術上實力更強的「巨大」已不再巨大。倒是完全屬於外行介入、沒有科班背景的「中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開始在國際上塑造著中國通信業的領先形象，而且它們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固定網絡領域，在移動、數據、光通信、3g、ngn等現在或未來的主流領域，它們都有自己的出色表現。
中國加入wto以後，國際化愈加成為中國企業發展中無法繞過的門檻。而華為提早將國際化作為戰略重點，還有其他因素的考慮。從華為所在的電信設備市場來看，進入21世紀之後，雖然移動通信與寬帶網絡市場仍有較快的增長，但中國電信設備市場的總體發展速度已明顯放緩，電信運營商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從1996～2000年24.9％，快速下降到2000～2002年的2.1％。華為、上海貝爾（阿爾卡特控股之前）、中興3家公司作為國內的主要設備供應商，占據了傳統電信設備市場的一半以上。特別是華為，其主打產品交換機、接入網、光網絡、智能網、接入伺服器等的國內市場份額都已超過30％。同時大家也清楚地認識到，隨著市場增量的減小，在傳統產品市場上，收入與利潤的增長已變得異常困難，因此，這些廠家必須在戰略上做出調整，以維持自身的持續發展。
早在1994年，當華為自主開發的數字程控交換機剛剛取得一定的市場地位時，任正非就預感到未來中國市場競爭的慘烈以及參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意義。果然在1995年，中國通信市場競爭格局發生巨變。一方麵，國際市場萎縮直接威脅到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拓展；另一方麵，由於國際市場需求緊縮，導致國際通信設備巨頭把剛起步的中國市場作為其攫取的目標，以此來彌補它們的頹勢，這勢必給華為等國內企業造成很大的競爭壓力。事實上，在2000年後，國外通信企業已經開始啟用比以前殘酷得多的價格競爭來與華為等企業爭奪國內地盤。
近年來，藉助印度電信網絡升級改造之機，中興、華為以價格優勢不斷攻城略地，到2008年兩家公司在印度的銷售額均已超過10億美元，合計拿下了印度電信設備市場份額的1/3。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一直將中國當成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對手，中興、華為在印度的擴張顯然讓印度感到了壓力。
隨後，印度拿起了西方要常用的「反傾銷」大棒向兩家企業砸來。
2009年12月8日，印度海關對原產於中國的同步數字傳輸設備（sdh）徵收臨時反傾銷稅。稅率以產品進口價格（cif）計算，其中對上海貝爾徵收的反傾銷稅為29％，華為為50％，中興更被課以236％的重稅。
讓人關注的是，印度對中興、華為認定的傾銷幅度差別巨大，前者為236％，後者為50％，華為的應訴結果明顯好於中興。二者都沒有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且同屬深圳企業，在勞動力成本和管理水平上又基本相當，但稅率相差如此之大，奧妙何在？
原來，華為中興一貫實行的價格對壘被印度利用了。
根據案卷資料顯示的信息，印度調查機構認為中興沒有配合或者較好地配合調查工作，而華為配合得很好。調查機構要求應訴企業提供相關資料配合調查，中興對部分資料以涉及重要商業秘密為由沒有提供公開版本，隻提供了保密版本，而對於同樣性質的資料華為提供了公開版本。
作為應訴企業中最重要的兩家，中興和華為之間顯然沒有默契配合，而這一點恰好被國外調查機構所利用，對包括中興在內的中國廠商認定較高的傾銷幅度。這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中興、華為之間存在緊張的競爭關係。
中興、華為之間的價格戰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亞、非、拉美都是雙方血拚的戰場。曾經一位從國外歸來的中興人這樣描述中興、華為的關係：「打得一塌糊塗，從價格戰已經升級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現在外國運營商都學聰明了，每逢招標就叫上華為、中興，作為壓價的棋子。」
多年來，中興、華為的血拚不僅傷了自己，也影響到國家的產業利益。消息人士透露，商務部以及深圳貿工部已經與各廠商密切溝通，醞釀統一措施以應對，其中重要工作就是協調中興、華為的關係。
華為和中興的競爭是「同城競爭」，關於「同城競爭」和打壓事件，在中國企業中屢見不鮮，格蘭仕與美的，萬家樂和萬和，海爾和海信，美菱和榮事達等都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不惜代價，不擇手段，欲除之而後快。但這並不是好事，對對手像狼似的兇狠，對自己也無裨益。同在一城，和平相處，實現共贏才是正道。
幾千年前，希臘半島的雅典和斯巴達，誰都看不慣誰，雙方不斷交戰，嚴重的內耗大傷元氣，結果「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希臘被馬其頓人征服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在一個城市裏，同為兄弟，競爭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是要團結互助。兩兄弟何不一致對外，共同開拓出一片天地來呢？
第二節 揚帆出海，馳騁世界顯霸氣
想當年，「巨大中華」憑藉在萬門交換機上的群體突圍，將長期在中國「橫行無阻」的「七國八製」幾乎全部「趕」出了中國。事隔數年，當移動和數據通信成為通信業的主流時，曾經在交換機技術上實力更強的「巨大」已不再巨大。倒是完全屬於外行介入、沒有科班背景的「中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開始在國際上塑造著中國通信業的領先形象，而且它們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固定網絡領域，在移動、數據、光通信、3g、ngn等現在或未來的主流領域，它們都有自己的出色表現。
中國加入wto以後，國際化愈加成為中國企業發展中無法繞過的門檻。而華為提早將國際化作為戰略重點，還有其他因素的考慮。從華為所在的電信設備市場來看，進入21世紀之後，雖然移動通信與寬帶網絡市場仍有較快的增長，但中國電信設備市場的總體發展速度已明顯放緩，電信運營商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從1996～2000年24.9％，快速下降到2000～2002年的2.1％。華為、上海貝爾（阿爾卡特控股之前）、中興3家公司作為國內的主要設備供應商，占據了傳統電信設備市場的一半以上。特別是華為，其主打產品交換機、接入網、光網絡、智能網、接入伺服器等的國內市場份額都已超過30％。同時大家也清楚地認識到，隨著市場增量的減小，在傳統產品市場上，收入與利潤的增長已變得異常困難，因此，這些廠家必須在戰略上做出調整，以維持自身的持續發展。
早在1994年，當華為自主開發的數字程控交換機剛剛取得一定的市場地位時，任正非就預感到未來中國市場競爭的慘烈以及參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意義。果然在1995年，中國通信市場競爭格局發生巨變。一方麵，國際市場萎縮直接威脅到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拓展；另一方麵，由於國際市場需求緊縮，導致國際通信設備巨頭把剛起步的中國市場作為其攫取的目標，以此來彌補它們的頹勢，這勢必給華為等國內企業造成很大的競爭壓力。事實上，在2000年後，國外通信企業已經開始啟用比以前殘酷得多的價格競爭來與華為等企業爭奪國內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