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謂"張鵬"，現已查明，他是順治十八年（1661）辛醜科進士，居諫垣，官做到吏部左侍郎，位躋卿貳，卒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而河博報告中所"傳"的"張鵬題詩"竟然稱尹繼善是"望山師"，他自己是俞瀚的"知音"（尹俞兩人都是幹隆人！）從張鵬中進士到尹繼善作宰相，足足相去一百年。捏造冊頁中有張鵬題詩的馬腳，到此暴露無遺了（註：尹繼善初次被命為協辦大學士，事在幹隆十三年十月，旋因督陝，解。再次任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事在幹隆二十九年四月。經有關同誌親向商丘調查，得知"傳"此張鵬四詩的郝心佛先生（隻有他一人"見過""記得"這四首詩的全部文字！）本人是會作詩的，而且所作詩中的格律病與風格語調，都和所謂"張鵬詩"一致。事情的奧秘就在於此。）。
不必再多列舉，隻此已足說明，原冊頁的失散，是在1963年以後，其時原物已歸河南省博物館收藏了；而且，北京的一大批專家當時所以對原冊頁的繪畫和題詞略無異議者，正因為全部冊頁都是陸繪尹題，根本不發生什麽"題記後加"的問題--當時隻有過像主是"俞雪芹"之說（註：到現在，誰也提不出俞瀚恰好也號"雪芹"的證據，有關他的記載否定了這一點。而且，今已考明，俞瀚根本未曾被尹繼善用為幕席，隻不過在尹處住過一個短時期、作抽豐過客而已；尹詩集中也絕無與俞唱和痕跡。這一切都反證了"俞雪芹"說。），也就是誰都承認題記是原有的，"雪芹先生"是題記中的主名！
如上所證，結論隻有一個，這就是：--
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報告的一切，根本不能成立。陸繪雪芹像，根據許許多多的書畫、文物專家的鑑定都認為這是很道地的幹隆時人的手筆。冊頁原是完整之物，今竟散落，隻剩一頁，原故不明。
據此，本書第二十六章的論述是正確的，經過了這一番離奇的周折，它的重要性更加明顯了。
寫到此處，我不禁嘆息：整個的曹雪芹研究工作，就是這樣曲折艱難、出人意外的。真不容易啊！而此際恰好又值寒冬深夜，重讀1979年12月的"後記"，復又為之慨然。
又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新近出現的一件檔案，是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為曹頫案情而"移會"（行文轉達）內務府的，內容說明了幾個要點：
一、曹寅早先接受過趙世顯的八千兩一筆款項，這時也要追繳，著落到曹頫身上。
二、但曹頫此時已獲罪、抄家、枷號、家產人口（奴僕）掃數奉雍正之命"賞與"了繼任織造隋赫德（此事早經敘論過，見拙著《紅樓夢新證》），故無論京中或南方，都無"可追"之人了。
三、隋赫德因見曹寅之妻實在可憐，請得雍正同意，將賞他的家產人口中留給了她家一小點，庶可度命（此情我們亦早經知悉）。現在得知，這次"特恩"是給了她一處住宅，計房十七間半，奴僕"三對"。住房是在崇文門外蒜市口。北京的十七間半，約計當是一處小四合院。
四、當時南京負責追查此案的是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曹頫獲罪的表麵原由是"騷擾驛站"（此事在《新證》也已有敘論），當然是雍正欲加之罪、藉故發作的一個小"由頭"，真正緣故還是政治黨爭所牽涉的下層人員的問題。其來龍去脈，《新證》已備加引述。（一些研究者強調曹家獲罪是純經濟原因，未免太天真了。）
我在此特別向讀者說明的卻在於另外兩點：
一是曹雪芹旗籍，這件檔案又一次證明：該管曹家的官署是內務府和正白旗滿洲都統。這就是說：曹家從最早就是正白旗滿洲旗分內的內務府包衣人。據清代官書所載，曹家歸旗的最早一代人曹錫遠就是"正白旗包衣人"，從來也沒有變改旗籍的事。（至於有人根據此件新出檔案反而強調主張曹家仍是"漢軍"，那純係對歷史製度的誤解。）
二是曹雪芹自幼家遭巨變之後，第一步流落，就是遷居到了北京的崇文門外的蒜市口。此事極關重要。因為這實際是我們第一次得知的雪芹居處的一個確切地點，--而且他竟是被摒於內城之外了！
不但如此，本文記敘過的畫家齊白石傳述的那件雪芹佚聞--貧困寄居臥佛寺，也發生了新的意義：臥佛寺，即在崇文門外，從蒜市往北往東一點，沒有多遠就到了臥佛寺。過去，我雖然基本上相信齊先生的傳聞，但有一個懷疑未能解決，即內府旗人，不應（不許可）居在外城。現在則知道，既然雪芹從小一到北京，就是被安排在"崇外"蒜市口的，就住外城，那麽他此後更加貧困的時期，連蒜市口的故居也無有了，這才寄身暫棲於臥佛寺的，這完全合乎歷史實際，更無疑問了。這個問題的解決，令人十二分高興，這真是一件大事。
崇文門，是北京內城的"前三門"的左邊的城門，亦即內城南一麵城牆的三座大門的東邊一門。西邊的叫宣武門，"宣南"即它的門外的外城地區，由於歷來為文人墨客名流所寓居，故很重要，也很富盛。"崇外"則除了"花兒市"（即蒜市口之北），就沒有什麽真正繁華之處了，比較冷落，有些地點帶著"下層社會"的味道；當然，名勝古蹟，還是很多。這也可以說明，雪芹愛和敦家弟兄常到東便門外"二閘"等地去遊玩，那是他從小就常到之處了。
這一切，給我們增添了比原先廣闊得多的想像境界。
不必再多列舉，隻此已足說明，原冊頁的失散，是在1963年以後，其時原物已歸河南省博物館收藏了；而且，北京的一大批專家當時所以對原冊頁的繪畫和題詞略無異議者，正因為全部冊頁都是陸繪尹題，根本不發生什麽"題記後加"的問題--當時隻有過像主是"俞雪芹"之說（註：到現在，誰也提不出俞瀚恰好也號"雪芹"的證據，有關他的記載否定了這一點。而且，今已考明，俞瀚根本未曾被尹繼善用為幕席，隻不過在尹處住過一個短時期、作抽豐過客而已；尹詩集中也絕無與俞唱和痕跡。這一切都反證了"俞雪芹"說。），也就是誰都承認題記是原有的，"雪芹先生"是題記中的主名！
如上所證，結論隻有一個，這就是：--
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報告的一切，根本不能成立。陸繪雪芹像，根據許許多多的書畫、文物專家的鑑定都認為這是很道地的幹隆時人的手筆。冊頁原是完整之物，今竟散落，隻剩一頁，原故不明。
據此，本書第二十六章的論述是正確的，經過了這一番離奇的周折，它的重要性更加明顯了。
寫到此處，我不禁嘆息：整個的曹雪芹研究工作，就是這樣曲折艱難、出人意外的。真不容易啊！而此際恰好又值寒冬深夜，重讀1979年12月的"後記"，復又為之慨然。
又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新近出現的一件檔案，是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為曹頫案情而"移會"（行文轉達）內務府的，內容說明了幾個要點：
一、曹寅早先接受過趙世顯的八千兩一筆款項，這時也要追繳，著落到曹頫身上。
二、但曹頫此時已獲罪、抄家、枷號、家產人口（奴僕）掃數奉雍正之命"賞與"了繼任織造隋赫德（此事早經敘論過，見拙著《紅樓夢新證》），故無論京中或南方，都無"可追"之人了。
三、隋赫德因見曹寅之妻實在可憐，請得雍正同意，將賞他的家產人口中留給了她家一小點，庶可度命（此情我們亦早經知悉）。現在得知，這次"特恩"是給了她一處住宅，計房十七間半，奴僕"三對"。住房是在崇文門外蒜市口。北京的十七間半，約計當是一處小四合院。
四、當時南京負責追查此案的是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曹頫獲罪的表麵原由是"騷擾驛站"（此事在《新證》也已有敘論），當然是雍正欲加之罪、藉故發作的一個小"由頭"，真正緣故還是政治黨爭所牽涉的下層人員的問題。其來龍去脈，《新證》已備加引述。（一些研究者強調曹家獲罪是純經濟原因，未免太天真了。）
我在此特別向讀者說明的卻在於另外兩點：
一是曹雪芹旗籍，這件檔案又一次證明：該管曹家的官署是內務府和正白旗滿洲都統。這就是說：曹家從最早就是正白旗滿洲旗分內的內務府包衣人。據清代官書所載，曹家歸旗的最早一代人曹錫遠就是"正白旗包衣人"，從來也沒有變改旗籍的事。（至於有人根據此件新出檔案反而強調主張曹家仍是"漢軍"，那純係對歷史製度的誤解。）
二是曹雪芹自幼家遭巨變之後，第一步流落，就是遷居到了北京的崇文門外的蒜市口。此事極關重要。因為這實際是我們第一次得知的雪芹居處的一個確切地點，--而且他竟是被摒於內城之外了！
不但如此，本文記敘過的畫家齊白石傳述的那件雪芹佚聞--貧困寄居臥佛寺，也發生了新的意義：臥佛寺，即在崇文門外，從蒜市往北往東一點，沒有多遠就到了臥佛寺。過去，我雖然基本上相信齊先生的傳聞，但有一個懷疑未能解決，即內府旗人，不應（不許可）居在外城。現在則知道，既然雪芹從小一到北京，就是被安排在"崇外"蒜市口的，就住外城，那麽他此後更加貧困的時期，連蒜市口的故居也無有了，這才寄身暫棲於臥佛寺的，這完全合乎歷史實際，更無疑問了。這個問題的解決，令人十二分高興，這真是一件大事。
崇文門，是北京內城的"前三門"的左邊的城門，亦即內城南一麵城牆的三座大門的東邊一門。西邊的叫宣武門，"宣南"即它的門外的外城地區，由於歷來為文人墨客名流所寓居，故很重要，也很富盛。"崇外"則除了"花兒市"（即蒜市口之北），就沒有什麽真正繁華之處了，比較冷落，有些地點帶著"下層社會"的味道；當然，名勝古蹟，還是很多。這也可以說明，雪芹愛和敦家弟兄常到東便門外"二閘"等地去遊玩，那是他從小就常到之處了。
這一切，給我們增添了比原先廣闊得多的想像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