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曹雪芹寫這部"怨世罵時之書"（盡管他自己在開卷之初就極力撒煙幕、作解釋，預為地步，企圖遮掩），是在甘犯眾怒、身冒危險的情形下而堅決進行的。我們今天的人，很難想像，那是需要多麽大的膽量，多麽大的信心，多麽大的毅力才能寫得下去啊！
最後，還有經濟生活、物質條件方麵的困難。我在北京西郊海澱讀書時，曾聽到一個傳說提到，曹雪芹作《紅樓夢》時，沒有錢買紙，就把舊年的皇曆拆開，把書葉子反過來折上，訂成本子，字就寫在皇曆的背麵。這種傳說，我認為是可信的。潘德輿《金壺浪墨》就曾記載過："或曰傳聞作是書（《紅樓夢》）者少習華■，老而落魄，無衣食，寄食親友家，每晚挑燈作此書，苦無紙，以日曆紙背寫書，未卒業而棄之，末十數卷他人續之耳。餘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也。"奉寬《蘭墅文存與石頭記》注〔十一〕也說："故老相傳，撰紅樓夢人為旗籍世家子，書中一切排場，非身歷其境，不能道隻字。作書時，家徒四壁，一幾一杌一禿筆外無他物。"可見寫這一部大書所需要的物質和花費，對曹雪芹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
就在這重重困難、壓力之下，曹雪芹沒有倒下去，奮鬥到底，堅持不懈。家人妻子，啼飢號寒、窮愁無路，一個普通人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之下，有再"冠冕堂皇"的事業擺在麵前，也未必幹得了，不用說還有什麽心情去孜孜矻矻地寫一部為人笑罵的"盲詞小說""稗官野史"了。在這一意義上講，曹雪芹不獨是"瘋子"和"傻子"，實在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沒有真正的性格精神上的偉大和十分強烈的內心上的動力來支持著他推動著他，寫出一部百萬言的《紅樓夢》是斷斷不可能的。
二十四 村塾過從
曹雪芹的朋輩過從，不限於滿洲宗室。他在西郊時期，有一位朋友，就是一個教書館的私塾先生。此人姓張，名字已不得而詳，隻知道字曰宜泉，也是旗人。介紹一下張宜泉，對了解曹雪芹也不無幫助。 張宜泉的幾個顯著的特點是：身世可傷，家庭多故，嗜吟好飲，不肖不材，坎坷窮愁，孤獨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壯懷，詼諧放達，而不為世容。所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通之處，因而這也必然就是他們的友誼的基礎。 張宜泉自言"先世曾累受國恩"，這是旗人回顧身世的套語，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措詞；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內務府包衣旗籍（註：《春柳堂詩稿》影印木"出版說明"以張宜泉為"漢軍旗人"，當係據《八旗藝文編目》而雲然。幹隆時代以來，內務府旗籍多被誤說成"漢軍"，例多不可勝舉。）。他十三歲上就沒了父親；才得成人，又遭喪母之痛；兄嫂不容，逼迫分居。因毫無贍養，不得已覓館課童以自活。生有二女一子，不幸因痘夭傷，僅存一女；後來又生一子（他曾續弦，不知是前妻抑後妻所生）。他長兄比他大十五歲，母親死後相繼而亡，所遺侄女也是幼年痘殤；嫂氏再醮，亦無立錐之地。張宜泉自己則"家門不幸，書劍飄零，三十年來，百無一就"（這和《紅樓夢》卷端的"作者自雲"所說的"半生潦倒，一技無成"正是一個意思）；有時竟因"避橫逆出門"而不及接款來訪的客人，其況可想。因此不時發出"奇窮不一收""吐氣在何年"的慨嘆：潦倒抑塞，其心境大約與曹雪芹有略同之處了。 前文引到過，張宜泉是以詩酒為命，其所"自供不才"的，也就是這兩件事。他的詩句有時寫得不錯，如"市近飛塵起，人多小利爭"，如"霜花暗拂心花冷，日影旋移人影孤"，如"一聲籬鳥曲初罷，數片瓶花香自來"，如"丘壑連村多磊落，桑麻填巷亦蕭條"，都不失為佳句；有時在感嘆愁顏病髮之後，而寫出"幸得於今煙景好：野花零落在吾廬"。他的蕭條寂寞的境界，故以熱鬧之筆、寬解之意以出之，使人讀去倍覺感動。 但是引人注意的尚不在這裏。他的詩還有其他特色。 第一，他喜歡在詩中開玩笑。如作試帖排律詩《鑿壁偷光》，結句忽然說出："高東誠見憫，當教盡添油！"這是村塾先生向吝嗇的東家呼籲：晚上應該多給點兒燈油，好叫我多讀會兒書啊！他描寫老妻病起，說她是"瘦容爭島魅，脫髮誤庵尼！"寫他的孩子，為爭蘋果，以至"怒叫容皆白，急爭眼盡紅！"都可令人絕倒。這可見他為人也是素性詼諧，放浪跌宕，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自嘲自解；這裏麵就也包括著玩世不恭、憤世疾俗的意味。"正統"詩家、"館閣"手筆，是絕對不肯也不敢這樣寫詩的。 其二，他能以窮儒之眼閱世，頗能見到階級的不平，同情於貧苦大眾，而致慨於統治寄生階級的荒淫享樂。如春遊詩寫出"驅犢誰家牧？垂竿若個人？""獨憐拾菜女，繞地步逡巡。"和劉二弟閑話詩，寫出"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的憤語。《西宮即事》寫道："拾薪子盡蓬頭慣，荷蕢人多赤腳流。"觸目所及，自然生感。這實在是幹隆"盛世"的一種側麵的真實寫照。另如《四時閑興·其四》說道： 午床簟展小堂空，積悶難消睡課中。
柴米隻爭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
妓樓鮮潤榴裙雨，僧寺清涼蒲笠風。
--怪煞先秋蟬噪急：一聲聲出碧梧東！
傷時憤世，寫出了貧學究的一片感慨。在這一點上，張宜泉的感受和表現是比敦氏弟兄強烈得多了。這就非常重要。 最後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張宜泉的"政治思想"問題。 張宜泉的詩集子最前部分是很多篇排律、試帖詩，這種詩是練習應考科舉用的，並無內容，隻要堆砌典故、考究技巧，就是"佳作"，當中和結尾可都不要忘了"頌聖"。這絕無例外。因此有人說張宜泉這種詩也就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的"。可是事實殊不盡然。在《東郊春草色》篇中，張宜泉竟然寫道： 日彩浮難定，煙華散不窮。……
最後，還有經濟生活、物質條件方麵的困難。我在北京西郊海澱讀書時，曾聽到一個傳說提到，曹雪芹作《紅樓夢》時，沒有錢買紙，就把舊年的皇曆拆開，把書葉子反過來折上，訂成本子，字就寫在皇曆的背麵。這種傳說，我認為是可信的。潘德輿《金壺浪墨》就曾記載過："或曰傳聞作是書（《紅樓夢》）者少習華■，老而落魄，無衣食，寄食親友家，每晚挑燈作此書，苦無紙，以日曆紙背寫書，未卒業而棄之，末十數卷他人續之耳。餘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也。"奉寬《蘭墅文存與石頭記》注〔十一〕也說："故老相傳，撰紅樓夢人為旗籍世家子，書中一切排場，非身歷其境，不能道隻字。作書時，家徒四壁，一幾一杌一禿筆外無他物。"可見寫這一部大書所需要的物質和花費，對曹雪芹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
就在這重重困難、壓力之下，曹雪芹沒有倒下去，奮鬥到底，堅持不懈。家人妻子，啼飢號寒、窮愁無路，一個普通人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之下，有再"冠冕堂皇"的事業擺在麵前，也未必幹得了，不用說還有什麽心情去孜孜矻矻地寫一部為人笑罵的"盲詞小說""稗官野史"了。在這一意義上講，曹雪芹不獨是"瘋子"和"傻子"，實在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沒有真正的性格精神上的偉大和十分強烈的內心上的動力來支持著他推動著他，寫出一部百萬言的《紅樓夢》是斷斷不可能的。
二十四 村塾過從
曹雪芹的朋輩過從，不限於滿洲宗室。他在西郊時期，有一位朋友，就是一個教書館的私塾先生。此人姓張，名字已不得而詳，隻知道字曰宜泉，也是旗人。介紹一下張宜泉，對了解曹雪芹也不無幫助。 張宜泉的幾個顯著的特點是：身世可傷，家庭多故，嗜吟好飲，不肖不材，坎坷窮愁，孤獨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壯懷，詼諧放達，而不為世容。所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通之處，因而這也必然就是他們的友誼的基礎。 張宜泉自言"先世曾累受國恩"，這是旗人回顧身世的套語，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措詞；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內務府包衣旗籍（註：《春柳堂詩稿》影印木"出版說明"以張宜泉為"漢軍旗人"，當係據《八旗藝文編目》而雲然。幹隆時代以來，內務府旗籍多被誤說成"漢軍"，例多不可勝舉。）。他十三歲上就沒了父親；才得成人，又遭喪母之痛；兄嫂不容，逼迫分居。因毫無贍養，不得已覓館課童以自活。生有二女一子，不幸因痘夭傷，僅存一女；後來又生一子（他曾續弦，不知是前妻抑後妻所生）。他長兄比他大十五歲，母親死後相繼而亡，所遺侄女也是幼年痘殤；嫂氏再醮，亦無立錐之地。張宜泉自己則"家門不幸，書劍飄零，三十年來，百無一就"（這和《紅樓夢》卷端的"作者自雲"所說的"半生潦倒，一技無成"正是一個意思）；有時竟因"避橫逆出門"而不及接款來訪的客人，其況可想。因此不時發出"奇窮不一收""吐氣在何年"的慨嘆：潦倒抑塞，其心境大約與曹雪芹有略同之處了。 前文引到過，張宜泉是以詩酒為命，其所"自供不才"的，也就是這兩件事。他的詩句有時寫得不錯，如"市近飛塵起，人多小利爭"，如"霜花暗拂心花冷，日影旋移人影孤"，如"一聲籬鳥曲初罷，數片瓶花香自來"，如"丘壑連村多磊落，桑麻填巷亦蕭條"，都不失為佳句；有時在感嘆愁顏病髮之後，而寫出"幸得於今煙景好：野花零落在吾廬"。他的蕭條寂寞的境界，故以熱鬧之筆、寬解之意以出之，使人讀去倍覺感動。 但是引人注意的尚不在這裏。他的詩還有其他特色。 第一，他喜歡在詩中開玩笑。如作試帖排律詩《鑿壁偷光》，結句忽然說出："高東誠見憫，當教盡添油！"這是村塾先生向吝嗇的東家呼籲：晚上應該多給點兒燈油，好叫我多讀會兒書啊！他描寫老妻病起，說她是"瘦容爭島魅，脫髮誤庵尼！"寫他的孩子，為爭蘋果，以至"怒叫容皆白，急爭眼盡紅！"都可令人絕倒。這可見他為人也是素性詼諧，放浪跌宕，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自嘲自解；這裏麵就也包括著玩世不恭、憤世疾俗的意味。"正統"詩家、"館閣"手筆，是絕對不肯也不敢這樣寫詩的。 其二，他能以窮儒之眼閱世，頗能見到階級的不平，同情於貧苦大眾，而致慨於統治寄生階級的荒淫享樂。如春遊詩寫出"驅犢誰家牧？垂竿若個人？""獨憐拾菜女，繞地步逡巡。"和劉二弟閑話詩，寫出"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的憤語。《西宮即事》寫道："拾薪子盡蓬頭慣，荷蕢人多赤腳流。"觸目所及，自然生感。這實在是幹隆"盛世"的一種側麵的真實寫照。另如《四時閑興·其四》說道： 午床簟展小堂空，積悶難消睡課中。
柴米隻爭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
妓樓鮮潤榴裙雨，僧寺清涼蒲笠風。
--怪煞先秋蟬噪急：一聲聲出碧梧東！
傷時憤世，寫出了貧學究的一片感慨。在這一點上，張宜泉的感受和表現是比敦氏弟兄強烈得多了。這就非常重要。 最後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張宜泉的"政治思想"問題。 張宜泉的詩集子最前部分是很多篇排律、試帖詩，這種詩是練習應考科舉用的，並無內容，隻要堆砌典故、考究技巧，就是"佳作"，當中和結尾可都不要忘了"頌聖"。這絕無例外。因此有人說張宜泉這種詩也就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的"。可是事實殊不盡然。在《東郊春草色》篇中，張宜泉竟然寫道： 日彩浮難定，煙華散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