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他絕不會發生興趣；另一方麵，又必須去走這種封建製度給他安排的路途。這裏便又發生了他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我們讀一讀《紅樓夢》，裏麵所反映的賈寶玉不愛讀"四書"、深厭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見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無與高下，也是無從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貢生""舉人""孝廉"等說法。"孝廉"，就是"舉人"的別稱（雖然清代確曾舉過"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註：貢生說見於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舉人說晚出。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註：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誌·學校誌》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誌書不載。"但又說：梁恭辰的話"殆係得自其父親梁章钜的座師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滿洲正黃旗人，曾充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右翼宗學，並兩次管理內務府包衣三旗事務），"玉麟有機會接觸內務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檔案，此說諒有一定的真實性。"）。 總的看來，有一點是明顯的，曹雪芹因為封建力量的驅迫，少年時不得不去走科舉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隻不過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後，便"不幹"了。 不過，談到這一方麵，也還是不要忘記歷史，隻憑一個簡單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說曹雪芹對科舉這種東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並不錯，但這又並不等於說他一定就拒絕參加科考。他在小說中嘲笑"進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來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層心理，即也要爭一爭誰行誰不行，大抵懷才之人沒有不想使其所懷得有表現的機會的，而在科舉時代要想顯才也隻有應考一條路可走，所以那個時代的才士，盡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卻也要爭爭榜上的名次。而幹隆時候，恰好又是對滿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內務府人員的報考問題，控製得異常嚴格，不讓他們有顯揚才名的餘地（註：參看《紅樓夢新證》頁731-732。）。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麽當敦誠後來提到雪芹時竟會說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憐我"的話。不了解當時的歷史，就會指責說，敦誠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當然，曹雪芹自己選擇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雜學"的道路。他所選定的，是"雜作"的道路，甚至是比"雜作"還"低級"得多的、為人所不齒的道路--寫作小說。
十六 當 差
曹雪芹是內務府旗人，所以他長大之後，一定要在宮廷當差作事，這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但他到底擔任過什麽差事，卻也是我們還弄不清楚的一個題目。在傳說中，有的說他作過內務府堂主事，有的說他作過侍衛（註：前說見英浩《長白藝文誌初稿》；後說僅出香山張永海口傳。）。這種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進一步的考查，那就別無參證可求，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作出什麽敘述或推測。內務府中各部門唯堂上和上駟院所屬有堂主事，尚與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筆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係職掌文案章奏之例相類，也是管理檔案性質的職務。至於侍衛，乃是武職，其品級、類別也繁，就更無從確指了（註：傳說中說曹雪芹所任為"前三門（指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侍衛"。按前三門隻有守兵，並無侍衛之製；疑係"幹清門侍衛"的音訛。幹清門侍衛，僅次於禦前侍衛，地位很高。未知確否，疑不足信。）。 在這些傳說之外還有一說，則是他曾在宗學裏作過事。我個人認為，此一可能，值得探討（註：此說根據係由敦誠贈雪芹詩中"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等語推得。按"虎門"一詞何指，向不為人注意；我曾在《紅樓夢新證》三版本640頁"補遺"引《李卓吾先生讀升庵集》"虎門"條及《周禮·地官·師氏》推測敦氏所謂虎門有兩解，可能指國學國子監或指侍衛值班的宮門處所，而以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學，不當指國學，且敦誠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學，所以不合"（按當雲八旗官學屬國子監，而宗學屬宗人府，固與國學非一），因此傾向侍衛一解。吳恩裕先生始進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門"指宗學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學，向來之疑遂解。吳說見其《有關曹雪芹八種》38-44頁。當然，僅據敦誠詩，實不能斷言雪芹必為宗學人員，蓋"數晨夕"出陶詩，本移居喜得佳鄰，日夕過從，交遊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當時居住西城，離右翼宗學很近，故而能和敦誠在學中晤談。這些，還無法即作結論。）。 宗學的情況，還可以粗知梗概。宗學，就是專為宗室（清顯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孫皇族）所設的官學。清初時期，本來在順治九年就設立過宗學，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讀書"，即等於將宗學撤銷。雍正二年，復行設立。這時的製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製度分八旗為左右兩翼：左翼是廂黃、正白、廂白、正藍四旗，居京城的東半邊；右翼是正黃、正紅、廂紅、廂藍四旗，居京城的西半邊）分設宗學，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等級和閑散宗室的子弟十八歲以下的入學讀書（十九歲以上的亦接受），有願在家讀書的，聽之。每學以王公一人總其事，下設正教長（後名總管）二人、副教長（後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擔任；清書教習二人，以罷閑滿官及進士、舉、貢、生員之善翻譯者充補；騎射教習二人，以罷閑官及護軍校、護軍之善射者充補；漢書教習無定額，每學生十人設教習一人，由舉、貢考補（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裏，就寫到優貢考教習的事）。每月考試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試，又每五年大考試一次。僅教長有官俸，教習隻給銀米衣服，學生月給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 還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因為這對了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間接關係。 第一點，宗學之設，雖然名義上隻是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內裏還有更深一層的目的，那就是"教化"和控製這些子弟，要他們"安分守法"。清代皇室內部矛盾爭鬥的複雜與劇烈是出乎一般情況之外的，順治時期的宗學最首要的一條規矩就是："有不循禮法者，學師具報宗人府，小則訓責，大則奏聞。"康熙前期放鬆了這一點，不但令各就本府讀書，而且還特別鼓勵他們"延文學優贍之士"，"專精學習"。這到後來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煩"，康熙的諸位皇子，為了"奪嫡"，分朋樹黨，各在本府延攬名士材人，造成勢力集團，爭鬥極其激烈，正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後果之一。雍正本人是當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這種事態的嚴重意義，所以他"初登大寶"不久，一麵窮治骨肉同枝，一麵就要注意"後起之秀"--這就是他復立宗學的更實際的目的。 在宗學裏，教長、教習等人便負上了沉重的責任。雍正向這些教師們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教化；若非立學設教，安能使之改過遷善？……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導以禮義。或有不遵，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這和順治早年的話簡直完全一樣）。……爾等既膺簡任，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騰篤厚宗親、殷勤教育之至意！"這就是說："爾等"要幫我來管理控製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為此效勞，--否則可要小心！（註：有意思的是到後來八旗官學的教習中也出現了不循"禮義"的人物，如幹嘉人梅成棟《吟齋筆存》卷一所載："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幹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脫不羈，充鑲黃旗教習在京，忽月餘不赴館，長班遍跡之，有人言先生在櫻桃斜街勾欄中，往偵之，見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憐曲》，群妓環繞，奉為師，酣嬉於粉香花影，不復更知有人世也。"這事極有參考意義。） 和宗學關係切近而很有參證價值的，還有雍正七年的設立覺羅官學（覺羅其實也是宗室，不過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後裔，"覺羅"特指旁支後裔；俗稱以"黃帶子""紅帶子"來分別）。覺羅學的製度規例大體俱如宗學，隻是那"上諭"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蘊藉了："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不但覺羅的子弟學生，連學生的家長覺羅等本人也在這裏入了"學規"（這真是奇聞！）--："八旗覺羅內，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覺羅內有行為妄亂者，亦行拘訓，不準外出。"不用說，這種"精神"絕不限於覺羅學，對宗學同樣起約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學校裏當上了差事。
十六 當 差
曹雪芹是內務府旗人，所以他長大之後，一定要在宮廷當差作事，這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但他到底擔任過什麽差事，卻也是我們還弄不清楚的一個題目。在傳說中，有的說他作過內務府堂主事，有的說他作過侍衛（註：前說見英浩《長白藝文誌初稿》；後說僅出香山張永海口傳。）。這種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進一步的考查，那就別無參證可求，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作出什麽敘述或推測。內務府中各部門唯堂上和上駟院所屬有堂主事，尚與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筆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係職掌文案章奏之例相類，也是管理檔案性質的職務。至於侍衛，乃是武職，其品級、類別也繁，就更無從確指了（註：傳說中說曹雪芹所任為"前三門（指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侍衛"。按前三門隻有守兵，並無侍衛之製；疑係"幹清門侍衛"的音訛。幹清門侍衛，僅次於禦前侍衛，地位很高。未知確否，疑不足信。）。 在這些傳說之外還有一說，則是他曾在宗學裏作過事。我個人認為，此一可能，值得探討（註：此說根據係由敦誠贈雪芹詩中"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等語推得。按"虎門"一詞何指，向不為人注意；我曾在《紅樓夢新證》三版本640頁"補遺"引《李卓吾先生讀升庵集》"虎門"條及《周禮·地官·師氏》推測敦氏所謂虎門有兩解，可能指國學國子監或指侍衛值班的宮門處所，而以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學，不當指國學，且敦誠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學，所以不合"（按當雲八旗官學屬國子監，而宗學屬宗人府，固與國學非一），因此傾向侍衛一解。吳恩裕先生始進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門"指宗學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學，向來之疑遂解。吳說見其《有關曹雪芹八種》38-44頁。當然，僅據敦誠詩，實不能斷言雪芹必為宗學人員，蓋"數晨夕"出陶詩，本移居喜得佳鄰，日夕過從，交遊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當時居住西城，離右翼宗學很近，故而能和敦誠在學中晤談。這些，還無法即作結論。）。 宗學的情況，還可以粗知梗概。宗學，就是專為宗室（清顯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孫皇族）所設的官學。清初時期，本來在順治九年就設立過宗學，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讀書"，即等於將宗學撤銷。雍正二年，復行設立。這時的製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製度分八旗為左右兩翼：左翼是廂黃、正白、廂白、正藍四旗，居京城的東半邊；右翼是正黃、正紅、廂紅、廂藍四旗，居京城的西半邊）分設宗學，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等級和閑散宗室的子弟十八歲以下的入學讀書（十九歲以上的亦接受），有願在家讀書的，聽之。每學以王公一人總其事，下設正教長（後名總管）二人、副教長（後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擔任；清書教習二人，以罷閑滿官及進士、舉、貢、生員之善翻譯者充補；騎射教習二人，以罷閑官及護軍校、護軍之善射者充補；漢書教習無定額，每學生十人設教習一人，由舉、貢考補（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裏，就寫到優貢考教習的事）。每月考試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試，又每五年大考試一次。僅教長有官俸，教習隻給銀米衣服，學生月給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 還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因為這對了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間接關係。 第一點，宗學之設，雖然名義上隻是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內裏還有更深一層的目的，那就是"教化"和控製這些子弟，要他們"安分守法"。清代皇室內部矛盾爭鬥的複雜與劇烈是出乎一般情況之外的，順治時期的宗學最首要的一條規矩就是："有不循禮法者，學師具報宗人府，小則訓責，大則奏聞。"康熙前期放鬆了這一點，不但令各就本府讀書，而且還特別鼓勵他們"延文學優贍之士"，"專精學習"。這到後來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煩"，康熙的諸位皇子，為了"奪嫡"，分朋樹黨，各在本府延攬名士材人，造成勢力集團，爭鬥極其激烈，正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後果之一。雍正本人是當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這種事態的嚴重意義，所以他"初登大寶"不久，一麵窮治骨肉同枝，一麵就要注意"後起之秀"--這就是他復立宗學的更實際的目的。 在宗學裏，教長、教習等人便負上了沉重的責任。雍正向這些教師們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教化；若非立學設教，安能使之改過遷善？……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導以禮義。或有不遵，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這和順治早年的話簡直完全一樣）。……爾等既膺簡任，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騰篤厚宗親、殷勤教育之至意！"這就是說："爾等"要幫我來管理控製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為此效勞，--否則可要小心！（註：有意思的是到後來八旗官學的教習中也出現了不循"禮義"的人物，如幹嘉人梅成棟《吟齋筆存》卷一所載："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幹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脫不羈，充鑲黃旗教習在京，忽月餘不赴館，長班遍跡之，有人言先生在櫻桃斜街勾欄中，往偵之，見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憐曲》，群妓環繞，奉為師，酣嬉於粉香花影，不復更知有人世也。"這事極有參考意義。） 和宗學關係切近而很有參證價值的，還有雍正七年的設立覺羅官學（覺羅其實也是宗室，不過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後裔，"覺羅"特指旁支後裔；俗稱以"黃帶子""紅帶子"來分別）。覺羅學的製度規例大體俱如宗學，隻是那"上諭"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蘊藉了："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不但覺羅的子弟學生，連學生的家長覺羅等本人也在這裏入了"學規"（這真是奇聞！）--："八旗覺羅內，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覺羅內有行為妄亂者，亦行拘訓，不準外出。"不用說，這種"精神"絕不限於覺羅學，對宗學同樣起約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學校裏當上了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