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這和朱熹之流是多麽大的不同！這是多麽大膽的"邪謬"之論！--必須想到，清朝是最祟奉朱熹哲學的，時刻以產生"理學名臣"而自豪的，士大夫大都向朱文公叩首禮拜。而曹雪芹的"異端"思想竟是在這群人的當中而出現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學家們眼中，是"異端"，不待言了；其實不必找什麽理學家，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讀書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這種看法的。一個例子就是漢學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紅學家，第一位寫出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的人（註：周春的紅學觀點是主張曹雪芹此書是以南京靖逆襄壯侯張勇家的事跡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別的問題，例如他說："此書曹雪芹所作，而開卷似依託寶玉，蓋為點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點之後，便非復寶玉口吻矣。"此點實在很能說明當時讀者的直感，而"石頭"雲者，原為假託，所以根本不在話下。）（他作此書還是幹隆朝），在周春眼裏，曹雪芹的這種提法就無法理解，他說：
全書大旨，及賈氏一門，俱從冷子興口中敘明。而議論寶玉，所擬古人，拉雜不倫，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雜不倫--這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無法理解的證明（註：周春的這個解釋，全不合理，雨村在"議論"上，是有特殊見識的，所以由他來講解"兩賦"之理，怎能又說出他口中便"拉雜不倫"呢？這還是受了"好人""壞人"的機械看法的影響。）。
曹雪芹還不可能具有我們所理解的"階級"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無疑問，已經時時在接觸到這個朦朧而具體的問題了。曹雪芹的"兩賦"說，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對那些不為封建社會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學解釋，景仰那些敢於向封建社會對立、反抗的前輩典型，--不待說，他自己當然就是以"兩賦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觀念，"成敗"議論，是他對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懷疑和攻擊。
其次，雖然他所舉的實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時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張"異地則同"之外，同時還含有"異時則同"之義，但是仔細推求他的本意，則實際上是把這一批"正邪兩賦而來"的"一路之人"作為那個時期的具有新興的歷史時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這一驚人的"邪說"提高到哲學認識的高度而"總領"全書，可見他寓有深刻的意義，這比一向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論"實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應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這樣的人，雖然生活於"太平無為（？）之世"，卻堅決不向"運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離開"光天化日"，埋藏於"深溝大壑"，憑其"搖動感發之意"，來"搏擊掀發"，--發奮寫成一部《紅樓夢》。我們似乎可以說，曹雪芹的整個生活道路，證實了這一點，說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過了他的艱辛但是光輝的一生。
從這個"理論綱領"來看，我們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為關注的，是"人"（或者說人物）的問題，而人的出現，他所能發生的作用和價值，以及他的命運，則尤其是他關切中的關切點。在曹雪芹看來，天下之人可用"兩賦"法歸納為"三大類"，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撓亂天下"的"大惡者"，他都不想正麵去寫（這並不等於說他對此二者毫無興趣，漠然於衷，實際上他對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為一寫他們這些人，那勢必將"紅樓夢"改變成為一部"理治之書"，而這種書，曹雪芹一開頭就清楚交代過了，他是不肯寫的，那種"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莊論他不想涉筆（他表麵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註：這就說明，曹雪芹寫小說也是估計了特定讀者對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為主，而沒有想給"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適趣閑文"的形式來寫自己熟悉的那些"兩賦而來"的"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異樣女子"，而她們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異地則同"的話，倒和紅拂、薛濤、朝雲、崔鶯鶯、卓文君相似，但是她們的命運的"冊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貯。曹雪芹為她們傷懷感嘆，立誌要傳寫她們，"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們必當考慮到，在我們整個文學歷史的長河中，寫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歡離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幾個作者是抱著這樣的嚴肅態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種"社會意識"的總高度來對待"女子"問題的？我們讀《紅樓夢》這部"淫書""邪說"的，首先要體認的正是它的作者的這種異乎尋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麵貌、精神境界。
說曹雪芹注重寫"人"，當然是社會的人，世上沒有並無社會生活的人，所以，說文學是寫生活，那自然是說人的社會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時代，還沒有"社會"這個名詞（連帶它的概念），但是我們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卻正是從社會的角度和關係中去認識了"人"的，因此，他所考慮的"人"，並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現象問題，他所實際考慮並且認真深刻考慮過的問題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則《紅樓夢》就不會是那個樣子的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學家們眼中，是"異端"，不待言了；其實不必找什麽理學家，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讀書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這種看法的。一個例子就是漢學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紅學家，第一位寫出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的人（註：周春的紅學觀點是主張曹雪芹此書是以南京靖逆襄壯侯張勇家的事跡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別的問題，例如他說："此書曹雪芹所作，而開卷似依託寶玉，蓋為點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點之後，便非復寶玉口吻矣。"此點實在很能說明當時讀者的直感，而"石頭"雲者，原為假託，所以根本不在話下。）（他作此書還是幹隆朝），在周春眼裏，曹雪芹的這種提法就無法理解，他說：
全書大旨，及賈氏一門，俱從冷子興口中敘明。而議論寶玉，所擬古人，拉雜不倫，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雜不倫--這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無法理解的證明（註：周春的這個解釋，全不合理，雨村在"議論"上，是有特殊見識的，所以由他來講解"兩賦"之理，怎能又說出他口中便"拉雜不倫"呢？這還是受了"好人""壞人"的機械看法的影響。）。
曹雪芹還不可能具有我們所理解的"階級"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無疑問，已經時時在接觸到這個朦朧而具體的問題了。曹雪芹的"兩賦"說，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對那些不為封建社會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學解釋，景仰那些敢於向封建社會對立、反抗的前輩典型，--不待說，他自己當然就是以"兩賦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觀念，"成敗"議論，是他對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懷疑和攻擊。
其次，雖然他所舉的實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時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張"異地則同"之外，同時還含有"異時則同"之義，但是仔細推求他的本意，則實際上是把這一批"正邪兩賦而來"的"一路之人"作為那個時期的具有新興的歷史時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這一驚人的"邪說"提高到哲學認識的高度而"總領"全書，可見他寓有深刻的意義，這比一向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論"實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應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這樣的人，雖然生活於"太平無為（？）之世"，卻堅決不向"運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離開"光天化日"，埋藏於"深溝大壑"，憑其"搖動感發之意"，來"搏擊掀發"，--發奮寫成一部《紅樓夢》。我們似乎可以說，曹雪芹的整個生活道路，證實了這一點，說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過了他的艱辛但是光輝的一生。
從這個"理論綱領"來看，我們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為關注的，是"人"（或者說人物）的問題，而人的出現，他所能發生的作用和價值，以及他的命運，則尤其是他關切中的關切點。在曹雪芹看來，天下之人可用"兩賦"法歸納為"三大類"，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撓亂天下"的"大惡者"，他都不想正麵去寫（這並不等於說他對此二者毫無興趣，漠然於衷，實際上他對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為一寫他們這些人，那勢必將"紅樓夢"改變成為一部"理治之書"，而這種書，曹雪芹一開頭就清楚交代過了，他是不肯寫的，那種"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莊論他不想涉筆（他表麵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註：這就說明，曹雪芹寫小說也是估計了特定讀者對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為主，而沒有想給"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適趣閑文"的形式來寫自己熟悉的那些"兩賦而來"的"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異樣女子"，而她們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異地則同"的話，倒和紅拂、薛濤、朝雲、崔鶯鶯、卓文君相似，但是她們的命運的"冊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貯。曹雪芹為她們傷懷感嘆，立誌要傳寫她們，"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們必當考慮到，在我們整個文學歷史的長河中，寫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歡離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幾個作者是抱著這樣的嚴肅態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種"社會意識"的總高度來對待"女子"問題的？我們讀《紅樓夢》這部"淫書""邪說"的，首先要體認的正是它的作者的這種異乎尋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麵貌、精神境界。
說曹雪芹注重寫"人"，當然是社會的人，世上沒有並無社會生活的人，所以，說文學是寫生活，那自然是說人的社會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時代，還沒有"社會"這個名詞（連帶它的概念），但是我們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卻正是從社會的角度和關係中去認識了"人"的，因此，他所考慮的"人"，並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現象問題，他所實際考慮並且認真深刻考慮過的問題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則《紅樓夢》就不會是那個樣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