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曹、李就都變為"奸黨"，是雍正所決不能輕輕放過的。結果，李煦幸而免除一死，孤身流往"打牲烏拉"（黑龍江）苦寒之地（註：烏拉，亦作烏喇，當時為最極荒遠寒苦之地，遣犯至此，多難生還。參看《小倉山房文集》卷二王澤宏神道碑所記："禦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聖祖（康熙）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聖祖巡烏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李煦在日，也同曹寅一樣，頗得當地的民心，由於肯做好事，致有"李佛"的稱號，結果下場如此之慘。），缺衣少食，隻有傭工二人相依為命，當時的人說："今烏喇得流人，繩係頸，獸畜之。"兩年後因凍餓折磨病卒；曹頫則抄家封產，田地、房屋、奴僕，都賞了別人（註：曹家人口"賞給"了隋赫德。李家人口則"賞給"了當時寵臣年羹堯。按以上李煦各情分見上述滿文檔及李果《在亭叢稿》卷十一《前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管理蘇州織造李公行狀》。（滿文檔譯本承周嘯邦同誌見示，《在亭叢稿》蒙友人黃裳同誌遠道惠寄。）（據此，亦足證曹家這時抄家的緣故已不再是為充抵虧空，而純係政治罪案（註：可參看雍正硃批曹頫請安摺（無年月，當在抄家以前不久）："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為什麽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貫（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絲，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按雍正即位後，為掩飾耳目，故意命廉親王胤禩、怡親王胤祥同理政事，並藉機欲陷胤禩於罪。胤祥為雍正弟兄中唯一服從之人，胤禩則與胤■、胤禵、隆科多、年羹堯相結，密謀顛復雍正。雍正知曹頫（及其親戚）乃胤禩黨派，故交與胤祥監視，而又作此"特諭"。蓋雍正深知胤禩之乳公淩普、胤頫之乳公雅齊布等，皆為黨爭中之有力輔助人物，故曾特別申命諸皇子嚴禁護衛官員、乳母之夫、並隨從人等"下賤無知之人""各為其主"。曹頫之受注意，正因此故。）），所封錢財，隻銀數兩、錢數千，外有當票一百多張、值千兩銀子而已。--以致雍正聞報，亦為之"側然"。
這就是兩家包衣奴才的下場。
曹雪芹這時約不過五歲年紀，小小的心靈上，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可怖的印象。 曹頫這次除了抄家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如治罪入獄等等，現在文獻尚無可征；但僅僅抄家一事，也就夠可怕了。清代抄家的"製度"如何，官家自不肯明言，私家更不敢有所紀錄，但是這辦法也是沿襲明朝的"傳統"而來的，所以那"製度"也基本無異，如談遷在《棗林雜俎》中所記："國初抄劄法：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並一應孳畜，粗重物件，盡行變賣，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明朝人也有描述抄家的，現在引一段以資旁參："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遍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係，而都下之人心收矣！"（註：引自《明史》卷二二六呂坤傳。）這對雍正來說，卻正"對景"，因為雍正初年，抄家之風特盛，以致他自己在"上諭"裏也曾供認："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人之家產……"（註：見蕭奭《永憲錄》所引。按《嘯亭雜錄》卷七曾記："宗室輔國公恆祿，簡儀親王侄也，素稟王之庭訓，故以潔著；其任吉林將軍時，俸餉外毫無沾染，嚐危坐小閣中，將每歲出入之帳簿手錄封之，人問之，曰：以待籍沒時以為證也。"夫既極廉潔，何畏籍沒？則可見當時抄家為皇帝所採取的"大魚吃小魚"的惡毒搜括政策，達官貴族的難以自免的結局。），那話真實不虛。單看"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不敢藏留"兩句，也就足見那情形是多麽殘酷可怕了！
皇帝抄人的家，原是"一舉兩得"的事，除了"懲惡"，還可發財（所以嘉慶抄和珅，就曾特意表白他並不是"好貨之主"雲）（註：參看《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自供國人批評他的各罪款中就有貪財一目。）。雍正之抄曹頫，聽說隻有當票百張和些"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而為之"惻然"，實際也包含著"敗興""錯估"等心情在內，--因為當時人都認為作織造、鹽政的最是"有錢的主兒"，印象中的曹家更是"家資巨萬"的"豪富"。及至發現事實相去很遠，未免又因此而轉生"可憐"之心，這才吩咐，給曹頫在京"少留房屋，以資養贍"。隻因這一來，曹家保存了一部分房子，和若幹"人口"（就是婢僕等人），所以並未完全陷於絕境。
這就是兩家包衣奴才的下場。
曹雪芹這時約不過五歲年紀，小小的心靈上，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可怖的印象。 曹頫這次除了抄家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如治罪入獄等等，現在文獻尚無可征；但僅僅抄家一事，也就夠可怕了。清代抄家的"製度"如何，官家自不肯明言，私家更不敢有所紀錄，但是這辦法也是沿襲明朝的"傳統"而來的，所以那"製度"也基本無異，如談遷在《棗林雜俎》中所記："國初抄劄法：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並一應孳畜，粗重物件，盡行變賣，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明朝人也有描述抄家的，現在引一段以資旁參："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遍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係，而都下之人心收矣！"（註：引自《明史》卷二二六呂坤傳。）這對雍正來說，卻正"對景"，因為雍正初年，抄家之風特盛，以致他自己在"上諭"裏也曾供認："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人之家產……"（註：見蕭奭《永憲錄》所引。按《嘯亭雜錄》卷七曾記："宗室輔國公恆祿，簡儀親王侄也，素稟王之庭訓，故以潔著；其任吉林將軍時，俸餉外毫無沾染，嚐危坐小閣中，將每歲出入之帳簿手錄封之，人問之，曰：以待籍沒時以為證也。"夫既極廉潔，何畏籍沒？則可見當時抄家為皇帝所採取的"大魚吃小魚"的惡毒搜括政策，達官貴族的難以自免的結局。），那話真實不虛。單看"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不敢藏留"兩句，也就足見那情形是多麽殘酷可怕了！
皇帝抄人的家，原是"一舉兩得"的事，除了"懲惡"，還可發財（所以嘉慶抄和珅，就曾特意表白他並不是"好貨之主"雲）（註：參看《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自供國人批評他的各罪款中就有貪財一目。）。雍正之抄曹頫，聽說隻有當票百張和些"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而為之"惻然"，實際也包含著"敗興""錯估"等心情在內，--因為當時人都認為作織造、鹽政的最是"有錢的主兒"，印象中的曹家更是"家資巨萬"的"豪富"。及至發現事實相去很遠，未免又因此而轉生"可憐"之心，這才吩咐，給曹頫在京"少留房屋，以資養贍"。隻因這一來，曹家保存了一部分房子，和若幹"人口"（就是婢僕等人），所以並未完全陷於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