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華藝出版社，感謝各方麵的友好的支持襄助，感謝真正學者的批評指正--凡真正學人，與人為善，絕不自私自利。50年研"紅"，沒有以此為"衣食父母"，藉此為升官得祿、沽譽釣名的階梯。拙著中歷史留下的痕跡，不必復存的，略加收拾，但亦難盡掩，大體是以存原貌為主旨。還望讀者多加鑑諒。
戊寅新正記於惜紙軒
〔注一〕以周策縱教授為代表的評語是"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彼時海外以高價求購套購，也立即有了盜版書牟取厚利。（至於六部書中所獲其它好評與事例，今不具列了。）
〔注二〕本人的"紅學"觀點的核心即是"自傳說"，服膺魯迅先生的論斷："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屬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批評批判者以為這違反了"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理論，斥為錯誤以至"反動"。但時至本年（1998）二月份，我注意到，《文藝報》報導了已有一套"自況體"文學作品編輯出版；相隔數日，又有《中國文化報》報導，1997年的長篇小說是"寫實為主"。這是可資思索研究的重要課題。
（注三〕本人著述，所得鼓勵，絕大多數來自普通讀者群眾的投函。至於公開發行專業刊物，則近年連續發文指教與批判，其勢不減昔年。是以輿論界已有"圍剿"之說復出了。在此形勢下，華藝竟肯重出拙著，不能不說是膽識超常。我之既愧且感，是字字有其真實內涵的。
序
新春裏才從墨西哥度寒假回來時，收到周汝昌先生自北京來信，說他最近已把舊著《曹雪芹》一書增刪修訂，改題作《曹雪芹小傳》，即將出版，要我寫一小序，以誌墨緣。他這大著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興，我想海內外所有愛好《紅樓夢》的讀者們也一定會雀躍歡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們對曹雪芹這偉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們不但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部完整的曹雪芹傳，就連許多最基本的傳記資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誰，一生大部分有什麽活動，到今天還成為爭論的問題，或停留在摸索的階段。事實上，世界幾個最偉大的文學家的生平畢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馬與屈原，也許是由於時代太久遠了，缺乏詳細記載；但莎士比亞（1564-1616）比曹雪芹隻早生一百多年，已近於中國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對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還在說，那些戲劇都不是他作的。也許這些大文學家在生時正由於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巨著罷。這樣說來，好像越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越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曹雪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麵臨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
可是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採取了一種很明智的態度。他把我們所已確知有關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裏，用烘雲托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來。他所描述的清代製度，康熙、雍正、幹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都詳征史實；對於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這種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像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唯一可取的態度。
自從"五四"時期新紅學發展以來，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我們對《紅樓夢》和它的作者、編者和批者的研究，已進步很多了。這其間，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無可否認的是紅學方麵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至於對某些問題的判斷和解答，對某些資料的闡釋和運用，當然不會得到每個人的完全同意。這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一個頂好的例子，是他大膽建議曹宣的名字，多年來受人責難，直到康熙時的《曹璽傳》稿被發現後，才果然得到證實。今後紅學研究，基本上還需要大家來發掘更多的資料，並使它普遍流通，讓學術界來廣泛利用，作出各種不同的可能的解釋，互相批評，銖積寸累，棄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實。"實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實事"，然後經過反覆辯論，才能求得真是非。恰如林黛玉對香菱說的："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汝昌在考證方麵給紅學奠立了許多基礎工作，在講論方麵也引起了好些啟發性的頭緒。他自己也在不斷地精進。
這一點我不妨舉一件小事來作證。他在初版《紅樓夢新證》裏解釋"雪芹"二字說："怕是從蘇轍《新春》詩園父初挑雪底芹取來的。"後來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書裏，他又加了"或範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長的詩句。"我當時讀到這裏，就覺得這樣注釋固然顯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應該還是蘇軾的《東坡八首》。我把這意見向一些學生說過，本來想寫一篇小品來補充，因別的事情耽擱了。後來讀到1976年汝昌的《新證》增訂本時，見他果然在這範成大的《田園》絕句下麵又加了一個括符說："參看蘇軾《東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斷勤奮追索的精神。
戊寅新正記於惜紙軒
〔注一〕以周策縱教授為代表的評語是"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彼時海外以高價求購套購，也立即有了盜版書牟取厚利。（至於六部書中所獲其它好評與事例，今不具列了。）
〔注二〕本人的"紅學"觀點的核心即是"自傳說"，服膺魯迅先生的論斷："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屬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批評批判者以為這違反了"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理論，斥為錯誤以至"反動"。但時至本年（1998）二月份，我注意到，《文藝報》報導了已有一套"自況體"文學作品編輯出版；相隔數日，又有《中國文化報》報導，1997年的長篇小說是"寫實為主"。這是可資思索研究的重要課題。
（注三〕本人著述，所得鼓勵，絕大多數來自普通讀者群眾的投函。至於公開發行專業刊物，則近年連續發文指教與批判，其勢不減昔年。是以輿論界已有"圍剿"之說復出了。在此形勢下，華藝竟肯重出拙著，不能不說是膽識超常。我之既愧且感，是字字有其真實內涵的。
序
新春裏才從墨西哥度寒假回來時，收到周汝昌先生自北京來信，說他最近已把舊著《曹雪芹》一書增刪修訂，改題作《曹雪芹小傳》，即將出版，要我寫一小序，以誌墨緣。他這大著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興，我想海內外所有愛好《紅樓夢》的讀者們也一定會雀躍歡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們對曹雪芹這偉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們不但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部完整的曹雪芹傳，就連許多最基本的傳記資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誰，一生大部分有什麽活動，到今天還成為爭論的問題，或停留在摸索的階段。事實上，世界幾個最偉大的文學家的生平畢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馬與屈原，也許是由於時代太久遠了，缺乏詳細記載；但莎士比亞（1564-1616）比曹雪芹隻早生一百多年，已近於中國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對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還在說，那些戲劇都不是他作的。也許這些大文學家在生時正由於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巨著罷。這樣說來，好像越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越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曹雪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麵臨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
可是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採取了一種很明智的態度。他把我們所已確知有關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裏，用烘雲托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來。他所描述的清代製度，康熙、雍正、幹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都詳征史實；對於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這種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像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唯一可取的態度。
自從"五四"時期新紅學發展以來，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我們對《紅樓夢》和它的作者、編者和批者的研究，已進步很多了。這其間，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無可否認的是紅學方麵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至於對某些問題的判斷和解答，對某些資料的闡釋和運用，當然不會得到每個人的完全同意。這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一個頂好的例子，是他大膽建議曹宣的名字，多年來受人責難，直到康熙時的《曹璽傳》稿被發現後，才果然得到證實。今後紅學研究，基本上還需要大家來發掘更多的資料，並使它普遍流通，讓學術界來廣泛利用，作出各種不同的可能的解釋，互相批評，銖積寸累，棄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實。"實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實事"，然後經過反覆辯論，才能求得真是非。恰如林黛玉對香菱說的："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汝昌在考證方麵給紅學奠立了許多基礎工作，在講論方麵也引起了好些啟發性的頭緒。他自己也在不斷地精進。
這一點我不妨舉一件小事來作證。他在初版《紅樓夢新證》裏解釋"雪芹"二字說："怕是從蘇轍《新春》詩園父初挑雪底芹取來的。"後來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書裏，他又加了"或範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長的詩句。"我當時讀到這裏，就覺得這樣注釋固然顯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應該還是蘇軾的《東坡八首》。我把這意見向一些學生說過，本來想寫一篇小品來補充，因別的事情耽擱了。後來讀到1976年汝昌的《新證》增訂本時，見他果然在這範成大的《田園》絕句下麵又加了一個括符說："參看蘇軾《東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斷勤奮追索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