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三年之後，他到巴黎來見我，我跟他一起練習，特別是練習巴赫的作品。一戰之後，我們在義大利、英國、瑞士和其他國家辦了許多場室內音樂會。後來他替我在巴塞隆納的管弦樂團演奏，也在我於普拉德、波多黎各舉行的音樂節上演奏。直到如今，我們還一起合奏。
關於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尋常，即自從我們初次相識以來，在許多方麵他幾乎沒有改變。盡管具有極高的音樂才華，他還是非常害羞，極為謙虛而且內向。他的個子還是很小，事實上，比我還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認識任何人像他這麽多年來維持不變。如今當我看著他，我仍舊看見一個小男孩，雖然我得說，他放棄了從前的一項愛好。在一戰之前，他熱愛跑車、賽車，每年夏天常駕駛一輛雙人座位的小車，以極高的速度從巴黎開往法國蔚藍海岸，再駛往義大利。當然，做這種事在當年要比今天困難得多。他告訴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塵很多，而且到處都是釘子，常常刺進他的車輪……
一九〇五年，我首次到俄國演奏。我抵達俄國的時間實在不是巡迴演出的良機。雖然我離開巴黎前往莫斯科時還不知道，但是俄國革命已經展開。
剛過俄國邊境，我們的火車就在維爾紐斯[1]被攔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車。火車站裏一片騷動，行李高高堆起，幾十個人走來走去，打著手勢，大喊大叫。我聽不太懂他們說了些什麽，因為大多數人說的是俄語。在候車室裏，一個身穿製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紹自己。他是鐵路局的高級官員，也是俄國軍隊的一位將軍，而且似乎對我的工作知之甚詳。他說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為一場鐵路罷工而堵塞，不過，一列專車將駛往聖彼得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搭這列火車。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裏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議。當我們向北行駛，穿過下雪的俄國鄉間時，我心想不知道會麵對什麽樣的情況。
一抵達聖彼得堡，我就去見指揮家亞歷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通過信，知道他的名聲。他年輕時是優秀的鋼琴家，曾經先後受教於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對他的影響很大，後來他嶄露頭角，成為俄國頂尖的指揮家。當時他在聖彼得堡的一個管弦樂團擔任指揮。席洛第十分熱誠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驚，他簡直就像李斯特的孿生兄弟，甚至臉上有一顆跟李斯特一樣的痣。他堅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間漂亮的宅邸，擁有豐富的音樂藏書。當我告訴他我沒能前往莫斯科，他說鐵路罷工也給他帶來了困擾，他所邀請的一位獨奏家無法抵達聖彼得堡。他問我是否願意代替那位獨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場音樂會在十分戲劇化的氣氛中舉行，城裏由於大罷工而停電，音樂廳用燭光照明。觀眾反響極佳。
我在聖彼得堡停留了兩三個禮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係列的音樂會。城裏籠罩著一種不祥的緊張氣氛，黑夜被槍聲劃破，讓人覺得隨時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對岸有動亂，我跟席洛第說我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他說：「別做傻事。你想遭到槍擊嗎？」可是一天晚上，音樂會結束後，他讓步了。我們叫了一輛馬車外出，通過河上的一座橋。在另一側岸邊，我們聽見附近有槍聲。突然有一個人搖著旗子，從一個街角衝出來，經過我們的馬車時，他狂亂地用俄語大喊。我問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麽，席洛第說：「他在喊『沙皇共和國萬歲！』」
這就是當時人的心態！俄國人拚命想要結束他們忍受這麽久的獨裁政治，可是被灌輸的思想卻讓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沙皇做領袖的共和國！
在第二次前往俄國時，我親身體驗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鎮壓之後的高壓措施。在邊界，幾名沙皇軍官質詢我，他們是身穿製服的壯漢，待我如某種危險的顛覆勢力。我想像不出他們在懷疑些什麽。他們用俄語向我吼叫，當我用德語回答說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時，他們卻不予理會。搜過我的行李之後，又把我從頭搜到腳，甚至強迫我脫掉衣服！我氣壞了。等我抵達聖彼得堡，我把先前所發生的事告訴席洛第，他比我更為震怒。他把這件事報告給政府機關，後來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風波隻是個不幸的錯誤，這個解釋並未令我釋懷。
統治者的鐵腕措施有許多明證。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覺得到憂慮、懷疑和恐懼，人人受到監視，門房和守衛得向沙皇警察報告他們工作中發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無處不在。有一段時間，偉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教授職位，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抗議秘密警察監視學生。大家不敢說出任何反對政府的話，常常感覺自己好似身陷監獄。
我曾多次前往俄國演奏，除了聖彼得堡，我還在莫斯科、裏加、基輔和其他城市舉辦過音樂會。而不管是去哪裏，我都驚覺那強烈的對比，一邊是勞工階層的貧困淒涼，另一邊則是貴族階層的窮奢極欲。我深信民眾將再度反抗這種難以忍受的境況，而這隻是時間問題。當一九一七年風暴爆發[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同時，我得說隨著那場革命而來的不公不義以及迫害行為令我驚駭。我知道在每一場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無可避免，我就曾親眼看到群眾在反叛中做出極端暴力的事。但我無法寬恕有些人以改良社會之名，迫害無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當中有許多也曾為改良社會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無法證明這些革命手段的正當性。
關於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尋常，即自從我們初次相識以來，在許多方麵他幾乎沒有改變。盡管具有極高的音樂才華，他還是非常害羞，極為謙虛而且內向。他的個子還是很小，事實上，比我還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認識任何人像他這麽多年來維持不變。如今當我看著他，我仍舊看見一個小男孩，雖然我得說，他放棄了從前的一項愛好。在一戰之前，他熱愛跑車、賽車，每年夏天常駕駛一輛雙人座位的小車，以極高的速度從巴黎開往法國蔚藍海岸，再駛往義大利。當然，做這種事在當年要比今天困難得多。他告訴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塵很多，而且到處都是釘子，常常刺進他的車輪……
一九〇五年，我首次到俄國演奏。我抵達俄國的時間實在不是巡迴演出的良機。雖然我離開巴黎前往莫斯科時還不知道，但是俄國革命已經展開。
剛過俄國邊境，我們的火車就在維爾紐斯[1]被攔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車。火車站裏一片騷動，行李高高堆起，幾十個人走來走去，打著手勢，大喊大叫。我聽不太懂他們說了些什麽，因為大多數人說的是俄語。在候車室裏，一個身穿製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紹自己。他是鐵路局的高級官員，也是俄國軍隊的一位將軍，而且似乎對我的工作知之甚詳。他說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為一場鐵路罷工而堵塞，不過，一列專車將駛往聖彼得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搭這列火車。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裏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議。當我們向北行駛，穿過下雪的俄國鄉間時，我心想不知道會麵對什麽樣的情況。
一抵達聖彼得堡，我就去見指揮家亞歷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通過信，知道他的名聲。他年輕時是優秀的鋼琴家，曾經先後受教於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對他的影響很大，後來他嶄露頭角，成為俄國頂尖的指揮家。當時他在聖彼得堡的一個管弦樂團擔任指揮。席洛第十分熱誠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驚，他簡直就像李斯特的孿生兄弟，甚至臉上有一顆跟李斯特一樣的痣。他堅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間漂亮的宅邸，擁有豐富的音樂藏書。當我告訴他我沒能前往莫斯科，他說鐵路罷工也給他帶來了困擾，他所邀請的一位獨奏家無法抵達聖彼得堡。他問我是否願意代替那位獨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場音樂會在十分戲劇化的氣氛中舉行，城裏由於大罷工而停電，音樂廳用燭光照明。觀眾反響極佳。
我在聖彼得堡停留了兩三個禮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係列的音樂會。城裏籠罩著一種不祥的緊張氣氛，黑夜被槍聲劃破，讓人覺得隨時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對岸有動亂，我跟席洛第說我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他說：「別做傻事。你想遭到槍擊嗎？」可是一天晚上，音樂會結束後，他讓步了。我們叫了一輛馬車外出，通過河上的一座橋。在另一側岸邊，我們聽見附近有槍聲。突然有一個人搖著旗子，從一個街角衝出來，經過我們的馬車時，他狂亂地用俄語大喊。我問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麽，席洛第說：「他在喊『沙皇共和國萬歲！』」
這就是當時人的心態！俄國人拚命想要結束他們忍受這麽久的獨裁政治，可是被灌輸的思想卻讓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沙皇做領袖的共和國！
在第二次前往俄國時，我親身體驗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鎮壓之後的高壓措施。在邊界，幾名沙皇軍官質詢我，他們是身穿製服的壯漢，待我如某種危險的顛覆勢力。我想像不出他們在懷疑些什麽。他們用俄語向我吼叫，當我用德語回答說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時，他們卻不予理會。搜過我的行李之後，又把我從頭搜到腳，甚至強迫我脫掉衣服！我氣壞了。等我抵達聖彼得堡，我把先前所發生的事告訴席洛第，他比我更為震怒。他把這件事報告給政府機關，後來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風波隻是個不幸的錯誤，這個解釋並未令我釋懷。
統治者的鐵腕措施有許多明證。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覺得到憂慮、懷疑和恐懼，人人受到監視，門房和守衛得向沙皇警察報告他們工作中發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無處不在。有一段時間，偉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教授職位，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抗議秘密警察監視學生。大家不敢說出任何反對政府的話，常常感覺自己好似身陷監獄。
我曾多次前往俄國演奏，除了聖彼得堡，我還在莫斯科、裏加、基輔和其他城市舉辦過音樂會。而不管是去哪裏，我都驚覺那強烈的對比，一邊是勞工階層的貧困淒涼，另一邊則是貴族階層的窮奢極欲。我深信民眾將再度反抗這種難以忍受的境況，而這隻是時間問題。當一九一七年風暴爆發[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同時，我得說隨著那場革命而來的不公不義以及迫害行為令我驚駭。我知道在每一場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無可避免，我就曾親眼看到群眾在反叛中做出極端暴力的事。但我無法寬恕有些人以改良社會之名，迫害無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當中有許多也曾為改良社會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無法證明這些革命手段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