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同眾多俄國知名作曲家相識，我很高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斯克裏亞賓、凱撒·居伊、葛拉祖諾夫等人。在莫斯科，我經常在拉赫瑪尼諾夫的指揮下演奏，他天賦極高！如果明白古典音樂在俄國是以何等驚人的速度興盛起來，他們的作品就顯得更加了不起。而且他們待我是那麽親切！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共同經歷的一件事，我記憶尤為清晰。那時我在聖彼得堡，席洛第帶我去馬林斯基劇院觀賞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一部歌劇的演出。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間的休息時間，葛拉祖諾夫來到我跟席洛第的包廂，他曾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弟子。他對我說：「我剛才跟老師談過話，因為你在這裏，他很緊張，怕你不喜歡這音樂。」想像一下，此人多麽謙虛！當時他六十多歲，事業正達到高峰，而我還不滿三十歲。我很尷尬，不知道該怎麽回答，但我請葛拉祖諾夫告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說我非常喜歡這部歌劇。演出結束後我去見他，告訴他我十分喜愛他的音樂，他顯得非常感激！
這位偉大的俄國作曲家還是位俄國海軍高階軍官，我對此一直很好奇。不過，我從未見過他穿製服。常穿製服的作曲家是居伊，配上他濃密的白鬍子和目光銳利的眼睛，模樣迥異。他是沙皇軍隊裏的一位將軍，據說是炮兵之類事務的權威。他父親原是名法國軍官，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從莫斯科撤軍時留了下來。或許居伊是拿破崙帶給俄國的少數好事之一。
在我所見到的俄國作曲家當中，斯克裏亞賓無疑給我留下最為戲劇化的印象。他這個人實在不可思議，是個真正的創新者，事實上，他是個發明家，是探索新觀念的先驅，不僅在音樂上，在哲學上亦然。他總是用和聲與管弦樂法做實驗。有趣的是，就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居伊一樣，他的事業也是在軍中展開。後來他轉向音樂，先成為知名的鋼琴家，然後才成為作曲家。我們相識時他才三十多歲，相貌英俊，留著抹了蠟的八字鬍和一把小鬍子。他跟我討論他的許多想法。他認為我們所知的音樂在很多方麵都粗糙而原始，我們的音階過於受限而且膚淺。他對音樂和色彩之間的關係非常感興趣，事實上，他認為相對於音階，也應該發展出針對視覺、味覺和嗅覺等其他感官的「音階」，對審美感覺的所有可能性加以研究。他斷言一個人在聽音樂時無可避免地受到演奏環境的影響，聲稱在黑暗中聽音樂，其效果跟在明亮中聽音樂相當不同，還說一個人會對色彩的種種變化起反應，就跟對溫度變化起反應一樣。
他邀請我去他莫斯科的家裏，展示他研發的一個儀器給我看，它能夠用顏色來表現聲音。想來我屬於頭幾個見識這個儀器的人。那儀器實在很了不起，能製造出驚人的效果。他正在譜寫一首新的管弦樂曲《普羅米修斯》，其中他為《色光風琴》寫了一份分譜，讓這首樂曲在演出時，各種顏色能在銀幕上映現出來，這是頭一次有人做像這樣的事。而這個驚人的天才在我們相識幾年後去世，我想他享年隻有四十三歲。他去世前正在譜寫一部巨作，參與演出者將多達兩千人，並且將舞蹈、歌曲、演說、色彩，甚至是香水與音樂效果相結合！
我定居巴黎的那幾年，曾到歐洲各國首都演出，隻有一個國家的首都例外。說也奇怪，這個例外就是在音樂上極為吸引我的城市：維也納。雖然我很渴望在那裏演奏，卻鼓不起勇氣。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我拒絕了一次又一次的邀請，總是避開維也納，就像一個人唯恐跟他最喜愛的東西靠得太近。那座城市具有傳奇般的魅力，就像磁鐵吸引著我，可是流連在那裏的活鬼魂令我心慌。對我來說，維也納是音樂的殿堂，莫紮特、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海頓等人的作品仍舊在那裏迴蕩。從我小時候起，他們的精神就縈繞在我心中，然而此刻我猶豫躊躇，不敢踏進他們的家，因為這裏是他們生活、愛、工作、受苦和死亡之處。最後，我誠惶誠恐地接受了去維也納演出的一次邀約。演出前，我從未像那樣充滿憂慮。我在街上漫步，一顆心怦怦地跳，覺得我隨時可能會跟莫紮特或舒伯特相遇，覺得貝多芬可能會突然站到我麵前，靜靜地看著我，帶著無盡的悲傷，如同我這些年來在夢中所見到的他。
那場音樂會在愛樂音樂廳舉行，座無虛席。我選擇演奏的曲目是莫爾的《升c小調協奏曲》。我把琴弓從琴弦上拉過去，奏出頭幾個音符，突然感覺到琴弓從我的指間滑了出去，這令我大為心慌。我拚命想要重新握住它，可是我的動作太過突然，琴弓從我手中飛了出去，在無助的驚恐中，我看著它從第一排觀眾的頭上飛過去！音樂廳裏鴉雀無聲。有人拾起那把琴弓，小心翼翼地傳了回來，從一個人手中遞到另一個人手中，現場仍舊一片寂靜。當我入神地注視著那把琴弓緩緩向我這邊傳過來，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的緊張完全消除了。等琴弓傳回我手裏，我立刻重新開始演奏那首協奏曲，帶著全然的自信。我想那是我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從那時候開始，我每年都去維也納演奏。
我曾經說過，我十九歲造訪布魯塞爾那一次不是很愉快，我很高興自己兩天後就離開了。後來，當我身為大提琴家的名聲已經確立，我有了另一次令人不快的經歷，不過這一次的結局比較幸運。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共同經歷的一件事，我記憶尤為清晰。那時我在聖彼得堡，席洛第帶我去馬林斯基劇院觀賞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一部歌劇的演出。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間的休息時間，葛拉祖諾夫來到我跟席洛第的包廂，他曾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弟子。他對我說：「我剛才跟老師談過話，因為你在這裏，他很緊張，怕你不喜歡這音樂。」想像一下，此人多麽謙虛！當時他六十多歲，事業正達到高峰，而我還不滿三十歲。我很尷尬，不知道該怎麽回答，但我請葛拉祖諾夫告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說我非常喜歡這部歌劇。演出結束後我去見他，告訴他我十分喜愛他的音樂，他顯得非常感激！
這位偉大的俄國作曲家還是位俄國海軍高階軍官，我對此一直很好奇。不過，我從未見過他穿製服。常穿製服的作曲家是居伊，配上他濃密的白鬍子和目光銳利的眼睛，模樣迥異。他是沙皇軍隊裏的一位將軍，據說是炮兵之類事務的權威。他父親原是名法國軍官，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從莫斯科撤軍時留了下來。或許居伊是拿破崙帶給俄國的少數好事之一。
在我所見到的俄國作曲家當中，斯克裏亞賓無疑給我留下最為戲劇化的印象。他這個人實在不可思議，是個真正的創新者，事實上，他是個發明家，是探索新觀念的先驅，不僅在音樂上，在哲學上亦然。他總是用和聲與管弦樂法做實驗。有趣的是，就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居伊一樣，他的事業也是在軍中展開。後來他轉向音樂，先成為知名的鋼琴家，然後才成為作曲家。我們相識時他才三十多歲，相貌英俊，留著抹了蠟的八字鬍和一把小鬍子。他跟我討論他的許多想法。他認為我們所知的音樂在很多方麵都粗糙而原始，我們的音階過於受限而且膚淺。他對音樂和色彩之間的關係非常感興趣，事實上，他認為相對於音階，也應該發展出針對視覺、味覺和嗅覺等其他感官的「音階」，對審美感覺的所有可能性加以研究。他斷言一個人在聽音樂時無可避免地受到演奏環境的影響，聲稱在黑暗中聽音樂，其效果跟在明亮中聽音樂相當不同，還說一個人會對色彩的種種變化起反應，就跟對溫度變化起反應一樣。
他邀請我去他莫斯科的家裏，展示他研發的一個儀器給我看，它能夠用顏色來表現聲音。想來我屬於頭幾個見識這個儀器的人。那儀器實在很了不起，能製造出驚人的效果。他正在譜寫一首新的管弦樂曲《普羅米修斯》，其中他為《色光風琴》寫了一份分譜，讓這首樂曲在演出時，各種顏色能在銀幕上映現出來，這是頭一次有人做像這樣的事。而這個驚人的天才在我們相識幾年後去世，我想他享年隻有四十三歲。他去世前正在譜寫一部巨作，參與演出者將多達兩千人，並且將舞蹈、歌曲、演說、色彩，甚至是香水與音樂效果相結合！
我定居巴黎的那幾年，曾到歐洲各國首都演出，隻有一個國家的首都例外。說也奇怪，這個例外就是在音樂上極為吸引我的城市：維也納。雖然我很渴望在那裏演奏，卻鼓不起勇氣。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我拒絕了一次又一次的邀請，總是避開維也納，就像一個人唯恐跟他最喜愛的東西靠得太近。那座城市具有傳奇般的魅力，就像磁鐵吸引著我，可是流連在那裏的活鬼魂令我心慌。對我來說，維也納是音樂的殿堂，莫紮特、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海頓等人的作品仍舊在那裏迴蕩。從我小時候起，他們的精神就縈繞在我心中，然而此刻我猶豫躊躇，不敢踏進他們的家，因為這裏是他們生活、愛、工作、受苦和死亡之處。最後，我誠惶誠恐地接受了去維也納演出的一次邀約。演出前，我從未像那樣充滿憂慮。我在街上漫步，一顆心怦怦地跳，覺得我隨時可能會跟莫紮特或舒伯特相遇，覺得貝多芬可能會突然站到我麵前，靜靜地看著我，帶著無盡的悲傷，如同我這些年來在夢中所見到的他。
那場音樂會在愛樂音樂廳舉行，座無虛席。我選擇演奏的曲目是莫爾的《升c小調協奏曲》。我把琴弓從琴弦上拉過去，奏出頭幾個音符，突然感覺到琴弓從我的指間滑了出去，這令我大為心慌。我拚命想要重新握住它，可是我的動作太過突然，琴弓從我手中飛了出去，在無助的驚恐中，我看著它從第一排觀眾的頭上飛過去！音樂廳裏鴉雀無聲。有人拾起那把琴弓，小心翼翼地傳了回來，從一個人手中遞到另一個人手中，現場仍舊一片寂靜。當我入神地注視著那把琴弓緩緩向我這邊傳過來，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的緊張完全消除了。等琴弓傳回我手裏，我立刻重新開始演奏那首協奏曲，帶著全然的自信。我想那是我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從那時候開始，我每年都去維也納演奏。
我曾經說過，我十九歲造訪布魯塞爾那一次不是很愉快，我很高興自己兩天後就離開了。後來，當我身為大提琴家的名聲已經確立，我有了另一次令人不快的經歷，不過這一次的結局比較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