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從這裏，我們可看出，儒家的理想社會的模式是埃及的金字塔而不是羅馬的圓形大劇場。
在大劇場式的社會裏，台上與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時容納很多人，上台與下台轉換的頻率很快——沒有人永遠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條，無論在台上還是台下，都必須遵守秩序，否則就會亂鬧鬧的。亂鬧鬧的，對台上台下的都沒好處——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覺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會則完全相反。塔尖與塔頂高度相差懸殊，越往上容納的人越少，到塔頂更是隻能容納一個人。塔頂的人希望永遠在塔頂，下麵的人則拚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兒子孫子繼續往上爬。因為並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幾乎沒有什麽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著失去機會。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會裏，雖然每一個層級都有一套所謂的製度，但幾乎沒有人把它當回事——包括製定製度和執行製度的人。在整個金字塔上，能夠超越製度是一種實力，也是一種榮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製度——除非塔底有人鋌而走險，將整個金字塔推倒。
舊的金字塔倒下了，新的金字塔很快又豎起來了。中國社會就這樣周而復始。
中國社會的變革，實際上就是要推倒金字塔，興建大劇場。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有關它的艱巨程度，我舉一個例子你們就明白了。你們現在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經濟已經相當地發展了，教育也相當普及了，對於政改卻始終慎之又慎——這就是明證。
如此看來，我們就不得不佩服聖母皇太後慈禧的勇氣——當然，或許也有無知者無畏的成分在裏麵。1901年，慈禧決定實行君主立憲，實際上就是挖金字塔的牆腳，打下大劇場的地基。從這個角度講，清末新政實際上是戊戌變法的繼續，其意義超出了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改革。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中國這樣的機會。辛亥革命一場颶風襲來，牆腳鬆動的金字塔轟然倒下，理想的大劇場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
光緒和慈禧死後有知，怎不糾結？
說完糾結的時代，再來說糾結的自己。
人是一種哲學的動物，不僅要活著，而且還要活得有價值。《左傳》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古人關於人生的最高理想——當然，能夠同時做到「三立」的，放眼整個中國歷史，找不到幾個。一個人如果能夠在立德、立功、立言任何一個方麵有所建樹，就足以青史留名。
很遺憾，立德、立功、立言，我是一項也沒有做到。
首先說立德。中國的官場歷來是最汙濁的地方，但是在這個汙濁的地方，也不是沒有清白君子。比如楊震，比如包拯，比如海瑞。而我呢？一方麵，我不屑於蠅營狗苟貪汙自肥；另一方麵，我又不想把自己弄成苦行僧。表現在行為上就是，一方麵堅決拒絕貪汙受賄；另一方麵，對各種陋規又坦然受之。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我既沒有像我的很多同僚那樣享樂於當時，又不能像楊震、包拯和海瑞留名於後世。
糾結！
再說立功。常言道：亂世出英雄。從道光到鹹豐再到同治和光緒，正是中國歷史從治世到亂世從古代向近代過渡的一個時期。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康有為、譚嗣同……可謂英雄輩出。而我呢？雖說也曾有一腔濟世救民的抱負，但既沒有做大事的雄心，更沒有做大事必不可少的忍心，對於天朝帝國的未來，更是遠不如郭嵩燾、鄭觀應等人看得準確。
所以，在大清官場，我雖然忙忙碌碌，甚至可以說殫精竭慮，但結果卻一事無成。我的奔走塵勞在現在看來，幾乎已沒有任何什麽意義。
糾結！
最後說立言。杜甫說：文章憎命達。歐陽修說：詩窮而後工。我這一生，幾起幾落，肯定不算達。窮呢？也似乎談不上。這就註定了我在文學上的半吊子結局。蘇東坡謫居黃州，留下了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樣的千古絕唱。紀曉嵐遣戍伊犁，也留下了《烏魯木齊雜詩》160首。我雖然也曾遣戍軍台，卻什麽也沒有留下。回顧這一生，雖然也曾主講金台書院，雖然也刊刻了《時晴齋詩賦全集》，但是文與身同腐，沒有能傳之久遠。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為自己心中不空，在詩人與官員兩種角色間左右徘徊，結果是仕途坎坷而文章無成。
糾結！
糾結的時代，糾結的我，這是大清王朝的悲劇，也是千古文人的悲劇！
在大劇場式的社會裏，台上與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時容納很多人，上台與下台轉換的頻率很快——沒有人永遠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條，無論在台上還是台下，都必須遵守秩序，否則就會亂鬧鬧的。亂鬧鬧的，對台上台下的都沒好處——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覺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會則完全相反。塔尖與塔頂高度相差懸殊，越往上容納的人越少，到塔頂更是隻能容納一個人。塔頂的人希望永遠在塔頂，下麵的人則拚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兒子孫子繼續往上爬。因為並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幾乎沒有什麽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著失去機會。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會裏，雖然每一個層級都有一套所謂的製度，但幾乎沒有人把它當回事——包括製定製度和執行製度的人。在整個金字塔上，能夠超越製度是一種實力，也是一種榮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製度——除非塔底有人鋌而走險，將整個金字塔推倒。
舊的金字塔倒下了，新的金字塔很快又豎起來了。中國社會就這樣周而復始。
中國社會的變革，實際上就是要推倒金字塔，興建大劇場。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有關它的艱巨程度，我舉一個例子你們就明白了。你們現在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經濟已經相當地發展了，教育也相當普及了，對於政改卻始終慎之又慎——這就是明證。
如此看來，我們就不得不佩服聖母皇太後慈禧的勇氣——當然，或許也有無知者無畏的成分在裏麵。1901年，慈禧決定實行君主立憲，實際上就是挖金字塔的牆腳，打下大劇場的地基。從這個角度講，清末新政實際上是戊戌變法的繼續，其意義超出了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改革。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中國這樣的機會。辛亥革命一場颶風襲來，牆腳鬆動的金字塔轟然倒下，理想的大劇場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
光緒和慈禧死後有知，怎不糾結？
說完糾結的時代，再來說糾結的自己。
人是一種哲學的動物，不僅要活著，而且還要活得有價值。《左傳》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古人關於人生的最高理想——當然，能夠同時做到「三立」的，放眼整個中國歷史，找不到幾個。一個人如果能夠在立德、立功、立言任何一個方麵有所建樹，就足以青史留名。
很遺憾，立德、立功、立言，我是一項也沒有做到。
首先說立德。中國的官場歷來是最汙濁的地方，但是在這個汙濁的地方，也不是沒有清白君子。比如楊震，比如包拯，比如海瑞。而我呢？一方麵，我不屑於蠅營狗苟貪汙自肥；另一方麵，我又不想把自己弄成苦行僧。表現在行為上就是，一方麵堅決拒絕貪汙受賄；另一方麵，對各種陋規又坦然受之。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我既沒有像我的很多同僚那樣享樂於當時，又不能像楊震、包拯和海瑞留名於後世。
糾結！
再說立功。常言道：亂世出英雄。從道光到鹹豐再到同治和光緒，正是中國歷史從治世到亂世從古代向近代過渡的一個時期。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康有為、譚嗣同……可謂英雄輩出。而我呢？雖說也曾有一腔濟世救民的抱負，但既沒有做大事的雄心，更沒有做大事必不可少的忍心，對於天朝帝國的未來，更是遠不如郭嵩燾、鄭觀應等人看得準確。
所以，在大清官場，我雖然忙忙碌碌，甚至可以說殫精竭慮，但結果卻一事無成。我的奔走塵勞在現在看來，幾乎已沒有任何什麽意義。
糾結！
最後說立言。杜甫說：文章憎命達。歐陽修說：詩窮而後工。我這一生，幾起幾落，肯定不算達。窮呢？也似乎談不上。這就註定了我在文學上的半吊子結局。蘇東坡謫居黃州，留下了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樣的千古絕唱。紀曉嵐遣戍伊犁，也留下了《烏魯木齊雜詩》160首。我雖然也曾遣戍軍台，卻什麽也沒有留下。回顧這一生，雖然也曾主講金台書院，雖然也刊刻了《時晴齋詩賦全集》，但是文與身同腐，沒有能傳之久遠。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為自己心中不空，在詩人與官員兩種角色間左右徘徊，結果是仕途坎坷而文章無成。
糾結！
糾結的時代，糾結的我，這是大清王朝的悲劇，也是千古文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