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雷正綰，打仗倒是一把好手。可惜因為仕途不順，染上了鴉片癮，而且癮越來愈大。以前出操，他總是在士兵之前到，現在出操，總要等到士兵到齊了才到。甚至兩軍對陣，殺得正酣時，他也要找個地方吸上幾口，才有精神繼續督陣。
總兵曹克忠，是天津農家子弟，他的母親死後，家中無人料理，他的父親就要他快點成親。曹克忠認為自己守孝未滿，堅決不結婚。他的父親強迫他結婚，並選好了日子。結婚的當天晚上，曹克忠私自逃了出來，投入多隆阿軍中當兵，轉戰幾省，升為總兵。這個人有血性，不貪財、不好色，他的軍隊軍令嚴明，攻無不克。如果堅持下去，他也許會成為一代名將。
十一月，我抵達靜寧。
因為驛道不通已經有一年多了，要去蘭州，就必須打通驛道。於是我命令總兵曹克忠、張在山等攻克高家堡、楊家山及靜寧北路的叛回老巢，驛路終於暢通。
二十一日，我的詩文集《時晴齋詩賦全集》刊刻付印，這大概就算我作為一個文人，留給這個世界的念想吧。
過年了，有當地百姓送來萬民傘一把，我嚴詞拒絕了。這種事是朝廷明文禁止的，可是仍然有不少地方官樂此不疲。羅椒生尚書有詩諷刺這些人：言利首開間架法，沽名自撰去思碑。我駐在這裏，是為了籌集軍糧，對老百姓又沒有什麽好處，他們怎麽會送萬民傘呢？想來不過是一些人拍馬屁罷了。
除夕晚上，接到邸報，得知陝甘總督熙麟病逝。他駐軍慶陽兩年，銀子不知花了多少，打仗卻是一塌糊塗。很久前就聽說他已經向皇上上摺子告病，摺子中寫道：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從那以後，陝甘兩省的官民都稱他為「鳥總督」。現在鳥總督終於不再哀鳴，說不定是大清之福呢。
1865年同治四年
三月，罷奕議政王。詔命建立長江水師。
四月，僧格林沁在與撚軍作戰中陣亡。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接替僧格林沁繼續剿撚，李鴻章代理兩江總督。
六月，雷正綰進攻金積堡失利，革職，部隊譁變。
告別官場
正月，因陝西巡撫劉蓉彈劾我偏袒附和多隆阿，對回人造反一意主撫，延誤進剿的時機，於是被奉旨革職，永不敘用——這是我第四次被革職。
聖旨到達的時候，我正率師會同固原提督雷正綰，攻克黑城子、七莊等幾處賊巢——真是莫大的諷刺啊，捷報傳到京城，奉旨撤銷永不敘用的處分，命令我帶領所部救援狄道、河州。軍隊到達六盤山時，天氣奇寒，我的哮喘病和腿傷一起發作，隻好請假回京調理，奉旨予準。
從此，我徹底地離開了大清官場，從我1829年進士及第算起，已經過去了三十六年；從1836年出任朔平知府算起，則是剛好三十年。
後記：糾結的時代和糾結的我
1968年，69歲的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學院發表了題為《美麗的日本和我》的演講。若幹年後，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場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製，題目是《曖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學學當代人，趕一趕時髦，將這篇後記命名為《糾結的時代和糾結的我》。
先說一說糾結的時代。
按中國歷史的邏輯，大清朝沒有滅亡的道理。
在中國，一個王朝的滅亡，總是源於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幾種：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煬帝；二是昏，如漢靈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漢獻帝；四是懶，如明朝的萬曆和天啟——明朝實際上就亡在這兩個人手裏。
這四種皇帝，在清朝一個都沒有。清朝十二帝中，沒有一個昏君——包括慈禧；也沒有一個暴君——除了文字獄外，也基本上沒有什麽暴政，至於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當之無愧。
糾結的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不是亡國之君的清朝皇帝卻做出了隻有亡國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賣官鬻爵，以捐輸為典型；一是橫徵暴斂，以設立厘局和鑄造大錢為典型。
我在大清官場三十年，目睹腐敗像瘟疫一樣，從下往上蔓延，從州縣官員到司道官員，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後大清官場隻有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就是「魚爛」——從裏到外發出陣陣惡臭。
然而，如果僅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許還不至於滅亡——中國曆朝歷代從來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不幸的是，小農經濟的大清碰上了工業時代的外夷。
劣勢，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槍炮不如人，軍艦不如人，指揮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產設備不如人，社會組織不如人……
變，還是不變？麵對這數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糾結。
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師夷長技以自強」，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張「變」的人是越來越多。但是總的來說，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還是比支持變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盡管糾結，盡管並不太樂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還是發起了憲政改革——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
有人或許會說，清末新政相比於日本明治維新，不僅時間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萬八千裏，實在不值一談。
說這句話的人，一定沒有認真讀過中國的歷史。
總兵曹克忠，是天津農家子弟，他的母親死後，家中無人料理，他的父親就要他快點成親。曹克忠認為自己守孝未滿，堅決不結婚。他的父親強迫他結婚，並選好了日子。結婚的當天晚上，曹克忠私自逃了出來，投入多隆阿軍中當兵，轉戰幾省，升為總兵。這個人有血性，不貪財、不好色，他的軍隊軍令嚴明，攻無不克。如果堅持下去，他也許會成為一代名將。
十一月，我抵達靜寧。
因為驛道不通已經有一年多了，要去蘭州，就必須打通驛道。於是我命令總兵曹克忠、張在山等攻克高家堡、楊家山及靜寧北路的叛回老巢，驛路終於暢通。
二十一日，我的詩文集《時晴齋詩賦全集》刊刻付印，這大概就算我作為一個文人，留給這個世界的念想吧。
過年了，有當地百姓送來萬民傘一把，我嚴詞拒絕了。這種事是朝廷明文禁止的，可是仍然有不少地方官樂此不疲。羅椒生尚書有詩諷刺這些人：言利首開間架法，沽名自撰去思碑。我駐在這裏，是為了籌集軍糧，對老百姓又沒有什麽好處，他們怎麽會送萬民傘呢？想來不過是一些人拍馬屁罷了。
除夕晚上，接到邸報，得知陝甘總督熙麟病逝。他駐軍慶陽兩年，銀子不知花了多少，打仗卻是一塌糊塗。很久前就聽說他已經向皇上上摺子告病，摺子中寫道：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從那以後，陝甘兩省的官民都稱他為「鳥總督」。現在鳥總督終於不再哀鳴，說不定是大清之福呢。
1865年同治四年
三月，罷奕議政王。詔命建立長江水師。
四月，僧格林沁在與撚軍作戰中陣亡。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接替僧格林沁繼續剿撚，李鴻章代理兩江總督。
六月，雷正綰進攻金積堡失利，革職，部隊譁變。
告別官場
正月，因陝西巡撫劉蓉彈劾我偏袒附和多隆阿，對回人造反一意主撫，延誤進剿的時機，於是被奉旨革職，永不敘用——這是我第四次被革職。
聖旨到達的時候，我正率師會同固原提督雷正綰，攻克黑城子、七莊等幾處賊巢——真是莫大的諷刺啊，捷報傳到京城，奉旨撤銷永不敘用的處分，命令我帶領所部救援狄道、河州。軍隊到達六盤山時，天氣奇寒，我的哮喘病和腿傷一起發作，隻好請假回京調理，奉旨予準。
從此，我徹底地離開了大清官場，從我1829年進士及第算起，已經過去了三十六年；從1836年出任朔平知府算起，則是剛好三十年。
後記：糾結的時代和糾結的我
1968年，69歲的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學院發表了題為《美麗的日本和我》的演講。若幹年後，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場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製，題目是《曖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學學當代人，趕一趕時髦，將這篇後記命名為《糾結的時代和糾結的我》。
先說一說糾結的時代。
按中國歷史的邏輯，大清朝沒有滅亡的道理。
在中國，一個王朝的滅亡，總是源於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幾種：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煬帝；二是昏，如漢靈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漢獻帝；四是懶，如明朝的萬曆和天啟——明朝實際上就亡在這兩個人手裏。
這四種皇帝，在清朝一個都沒有。清朝十二帝中，沒有一個昏君——包括慈禧；也沒有一個暴君——除了文字獄外，也基本上沒有什麽暴政，至於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當之無愧。
糾結的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不是亡國之君的清朝皇帝卻做出了隻有亡國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賣官鬻爵，以捐輸為典型；一是橫徵暴斂，以設立厘局和鑄造大錢為典型。
我在大清官場三十年，目睹腐敗像瘟疫一樣，從下往上蔓延，從州縣官員到司道官員，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後大清官場隻有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就是「魚爛」——從裏到外發出陣陣惡臭。
然而，如果僅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許還不至於滅亡——中國曆朝歷代從來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不幸的是，小農經濟的大清碰上了工業時代的外夷。
劣勢，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槍炮不如人，軍艦不如人，指揮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產設備不如人，社會組織不如人……
變，還是不變？麵對這數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糾結。
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師夷長技以自強」，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張「變」的人是越來越多。但是總的來說，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還是比支持變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盡管糾結，盡管並不太樂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還是發起了憲政改革——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
有人或許會說，清末新政相比於日本明治維新，不僅時間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萬八千裏，實在不值一談。
說這句話的人，一定沒有認真讀過中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