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是易棠任總督，這時候他如果能將帶頭呼噪的士兵和婦女叫來開導開導，或許事情就平息了。可是他竟懼怕不出，以致婦女圍著藩署大聲鼓譟。當時段大章的母親已經病得很重，就此驚嚇而死。事情接著就這樣不了了之。
樂斌到任總督後，最初看李敦厚很不順眼，嫌他對自己招待不周，頗有怨言；後來不知怎的，又對李敦厚大加讚揚，說他忠誠可靠。在甘肅，秦州知州是最搶手的肥缺，現任此職的是張敘，山西進士，忠厚老實，不善應酬。樂斌幾次提及，總是說張敘不該占這個好位置，於是調他代理西寧府知府，而讓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張敘與李敦厚商議讓缺，經丁憂在家的平慶道費蔭樟協調，讓李敦厚拿出一萬兩銀子，張敘立即告病，費蔭樟從中也得到不少好處。我查明此事後，不想讓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怎奈樂製軍屬意於李，而臬司明緒和總督師爺彭沛霖也都為他四處活動，我也不能不遵從樂斌的意思。
道光三十年（1850），我清查甘肅帳目時，查出在方載豫任藩司時，曾動用楊翼武留下的十萬兩核減銀，上報戶部立案。易棠任藩司時，將剩下的銀兩支用無存，轉而從鉛款和琉磺款中提取部分出來用於借貸生息，捏報庫存，每年奏銷都是虛報，事極懸虛。我到任奏銷，不敢像他們一樣掩飾，就據實上報戶部。當年易棠階承辦複查庫款，動用一萬兩部費，這筆錢也沒有著落，於是敘明原委，罰令易棠、段大章、易棠階和常績分賠。戶部因為庫款數目虧空上萬，命令我奏參，可我還來不及核辦就丁憂離開了，樂斌也不敢獨自具奏。
崇信縣是一個群山包圍的小縣，民貧政簡，十年九荒，鹽稅和地丁銀都是州縣官員自掏腰包賠解。老百姓住山洞，披著獸皮，三餐難以為繼，官員就是把他們抓來每天拷打，也不過傷殘民命而已。崇信縣知縣從來都是滯留在省城，沒有到哪裏上任的，甚至有人請求在省裏做其他很苦很累的差事，而把知縣一職讓佐雜人員長年代理。我在道光三十年（1850）任藩司時，就打算將這個縣給撤掉，分屬鄰近各州縣，隻留巡檢一人、教諭一人。後來因辦理清查，顧不上這件事；現在與樂斌商量，他也認為應該這樣。於是我就請示派人實地調查，可是他又幾個月都不答覆。後來因另一事情談起此事，樂督說：「你的主意很好，應立即批示司中派人調查。」可就是不見批文到藩司，也不知他到底怎麽想？
甘肅寧夏水利同知一缺，本來就是冗員，書役借水壩將錢款攤派到百姓，自肥而已，官員們卻把它當成搖錢樹。下遊的平羅縣，水根本到不了，吏胥既然狼狽為奸，民田就因此受累。自從前任道員和祥將民間攤派的錢收歸道庫後，盈餘就為道署獨得；廳中官吏，又怎肯束手旁觀而專聽道署指使呢？於是就因為分贓不均而互相扯皮。這中間的情形，我一清二楚，在道光三十年（1850）就想裁撤寧夏的水利同知這個職位，以緩解百姓困境，可我沒來得及執行，就被調往河南了。現在與樂製台共事，在愛民惠人的善政上總是說不到一塊——這也是邊民的不幸啊！
候補知縣鄧承偉，四川人，在代理河州知州時，虧空正雜錢糧一萬多兩；在代理寧靜知縣時，又虧空正款一萬多兩。兩筆款項被拖延數年，鄧承偉卻不肯墊賠。我到任以後，發現甘肅全省州縣隻有七十多個，可是沒有完結的帳目，竟然有二三百起之多，於是仿照在山西的辦法，奏請清理。委派代理蘭州府知府章桂文、候補知府李懷庚、候補知縣範植等在知府衙門督算；將前任河州知州李敦厚，現任趙桂芳及寧靜縣候任知縣聶爾耆調到省城會同清算。虧空的數目，由首府等人查明後，報到藩司衙門，藩司衙門根據報告再進行參劾。
根據章桂文送到司裏的報告，我命令蘭州知府和知縣將鄧承偉住所內的全部財產查封。鄧承偉赴總督衙門控告，說司中將他人虧短的錢糧算在他的名下；而且他在代理寧靜縣知縣時，所買的兵丁糧票不準抵虧，又攀拉扯到章桂文結拜門生、交結幕友、需索「節壽」禮等情節。樂督於是將這個案子發交明臬審辦。我立刻將司裏的卷宗封送臬署，任其核算。我是憑首府和局員公詳參辦的，如果鄧承偉沒有虧空，我甘願接受處分。鄧承偉所說的章桂文結拜門生，是拜明臬為門生；說章桂文結交幕友、買官賣官等款，藩署與彭沛霖一向疏遠，而且彭曾多次暗中排擠我，借案子挑剔藩司，根本就不可能結交；所說的出賣首府一事，聽說是章桂文送給明臬司五百兩，饋送樂督、彭幕的份額也應不少，對藩署我卻沒有絲毫饋送。況且由誰代理蘭州府知府是樂督定的，並非藩司拿主意，其不能出賣也就可知了。至於藩司衙門，從來就沒有大辦過節壽慶典，州縣饋送的水禮，也往往隻是酌留一兩樣而已；至於說請客人吃酒，是為了表示酬謝，無所謂借「節壽」來榨取錢財。鄧承偉控告之詞，多半是明臬司的事，可是樂督卻交給臬司審辦，以致一連幾個月都無法清理。後來，樂督又調栗炬來省城負責督算，反覆推敲，確認虧空數字無誤，鄧承偉仍舊非交出銀子不能出結。按慣例，我需要迴避，也不知道明臬司是如何處理的。明臬司本人貪婪不法，樂督留給別人的把柄也很多，一經屬員指摘，就無法理直氣壯。我看到這種情形，隻好不加深究，含含糊糊算了。
樂斌到任總督後，最初看李敦厚很不順眼，嫌他對自己招待不周，頗有怨言；後來不知怎的，又對李敦厚大加讚揚，說他忠誠可靠。在甘肅，秦州知州是最搶手的肥缺，現任此職的是張敘，山西進士，忠厚老實，不善應酬。樂斌幾次提及，總是說張敘不該占這個好位置，於是調他代理西寧府知府，而讓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張敘與李敦厚商議讓缺，經丁憂在家的平慶道費蔭樟協調，讓李敦厚拿出一萬兩銀子，張敘立即告病，費蔭樟從中也得到不少好處。我查明此事後，不想讓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怎奈樂製軍屬意於李，而臬司明緒和總督師爺彭沛霖也都為他四處活動，我也不能不遵從樂斌的意思。
道光三十年（1850），我清查甘肅帳目時，查出在方載豫任藩司時，曾動用楊翼武留下的十萬兩核減銀，上報戶部立案。易棠任藩司時，將剩下的銀兩支用無存，轉而從鉛款和琉磺款中提取部分出來用於借貸生息，捏報庫存，每年奏銷都是虛報，事極懸虛。我到任奏銷，不敢像他們一樣掩飾，就據實上報戶部。當年易棠階承辦複查庫款，動用一萬兩部費，這筆錢也沒有著落，於是敘明原委，罰令易棠、段大章、易棠階和常績分賠。戶部因為庫款數目虧空上萬，命令我奏參，可我還來不及核辦就丁憂離開了，樂斌也不敢獨自具奏。
崇信縣是一個群山包圍的小縣，民貧政簡，十年九荒，鹽稅和地丁銀都是州縣官員自掏腰包賠解。老百姓住山洞，披著獸皮，三餐難以為繼，官員就是把他們抓來每天拷打，也不過傷殘民命而已。崇信縣知縣從來都是滯留在省城，沒有到哪裏上任的，甚至有人請求在省裏做其他很苦很累的差事，而把知縣一職讓佐雜人員長年代理。我在道光三十年（1850）任藩司時，就打算將這個縣給撤掉，分屬鄰近各州縣，隻留巡檢一人、教諭一人。後來因辦理清查，顧不上這件事；現在與樂斌商量，他也認為應該這樣。於是我就請示派人實地調查，可是他又幾個月都不答覆。後來因另一事情談起此事，樂督說：「你的主意很好，應立即批示司中派人調查。」可就是不見批文到藩司，也不知他到底怎麽想？
甘肅寧夏水利同知一缺，本來就是冗員，書役借水壩將錢款攤派到百姓，自肥而已，官員們卻把它當成搖錢樹。下遊的平羅縣，水根本到不了，吏胥既然狼狽為奸，民田就因此受累。自從前任道員和祥將民間攤派的錢收歸道庫後，盈餘就為道署獨得；廳中官吏，又怎肯束手旁觀而專聽道署指使呢？於是就因為分贓不均而互相扯皮。這中間的情形，我一清二楚，在道光三十年（1850）就想裁撤寧夏的水利同知這個職位，以緩解百姓困境，可我沒來得及執行，就被調往河南了。現在與樂製台共事，在愛民惠人的善政上總是說不到一塊——這也是邊民的不幸啊！
候補知縣鄧承偉，四川人，在代理河州知州時，虧空正雜錢糧一萬多兩；在代理寧靜知縣時，又虧空正款一萬多兩。兩筆款項被拖延數年，鄧承偉卻不肯墊賠。我到任以後，發現甘肅全省州縣隻有七十多個，可是沒有完結的帳目，竟然有二三百起之多，於是仿照在山西的辦法，奏請清理。委派代理蘭州府知府章桂文、候補知府李懷庚、候補知縣範植等在知府衙門督算；將前任河州知州李敦厚，現任趙桂芳及寧靜縣候任知縣聶爾耆調到省城會同清算。虧空的數目，由首府等人查明後，報到藩司衙門，藩司衙門根據報告再進行參劾。
根據章桂文送到司裏的報告，我命令蘭州知府和知縣將鄧承偉住所內的全部財產查封。鄧承偉赴總督衙門控告，說司中將他人虧短的錢糧算在他的名下；而且他在代理寧靜縣知縣時，所買的兵丁糧票不準抵虧，又攀拉扯到章桂文結拜門生、交結幕友、需索「節壽」禮等情節。樂督於是將這個案子發交明臬審辦。我立刻將司裏的卷宗封送臬署，任其核算。我是憑首府和局員公詳參辦的，如果鄧承偉沒有虧空，我甘願接受處分。鄧承偉所說的章桂文結拜門生，是拜明臬為門生；說章桂文結交幕友、買官賣官等款，藩署與彭沛霖一向疏遠，而且彭曾多次暗中排擠我，借案子挑剔藩司，根本就不可能結交；所說的出賣首府一事，聽說是章桂文送給明臬司五百兩，饋送樂督、彭幕的份額也應不少，對藩署我卻沒有絲毫饋送。況且由誰代理蘭州府知府是樂督定的，並非藩司拿主意，其不能出賣也就可知了。至於藩司衙門，從來就沒有大辦過節壽慶典，州縣饋送的水禮，也往往隻是酌留一兩樣而已；至於說請客人吃酒，是為了表示酬謝，無所謂借「節壽」來榨取錢財。鄧承偉控告之詞，多半是明臬司的事，可是樂督卻交給臬司審辦，以致一連幾個月都無法清理。後來，樂督又調栗炬來省城負責督算，反覆推敲，確認虧空數字無誤，鄧承偉仍舊非交出銀子不能出結。按慣例，我需要迴避，也不知道明臬司是如何處理的。明臬司本人貪婪不法，樂督留給別人的把柄也很多，一經屬員指摘，就無法理直氣壯。我看到這種情形，隻好不加深究，含含糊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