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隨後到蓮池書院拜見前直隸總督訥爾經額,他也是我的老上司了。訥相與桂良是兒女姻親。訥相住臨洺關時,隻有七百名吉林兵勇,逆匪從河南武安翻山入境,即是臨洺關。十幾萬逆匪,勢如潮湧。雙方相持一個多時辰後,訥相兵力不支,士兵棄甲而走,訥相也立即赴廣平。逆匪從沙河北竄,連續攻陷幾座縣城。桂良連上三道摺子參奏,訥相於是被逮問至京;而桂良卻升任總督。這中間,先是陸三猴在外製造輿論,又有恭親王在中樞操作,訥相自然難逃防堵不力的罪責。七百人不能抵擋十萬賊軍,以致屬縣被攻陷,這就是訥相的罪案。


    臨洺關並非要隘,北宋時建都汴梁,為了防備遼軍南犯,築關攔阻,臨洺關成為一方重鎮。現在中外一家,臨洺關以北,是京畿重地。七百年來,險要全無,僅剩下兩扇關門和幾丈破壁。門兩旁都是平坦的大路,來往車輛也不都由關門穿走,臨洺關的地勢和一個小村子沒什麽兩樣。我在那裏駐防過一個月,所以對當地地形瞭然於胸。而訥相竟然按照失陷城池定罪,嗚呼冤矣——若不是桂良搗鬼,訥相也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訥相見了我,悲喜交集,對我說:「早間聽說您要來,就派戈什打聽;知道桂製台[2]已接見您。人有見麵之情,想來不至有意外吧。」我笑道:「謝謝您的關心。」訥相說:「我在這裏盡量避免嫌疑,保定的官員都不敢相見。您是過客,不得不見。我是發遣來這裏聽候差遣的,所捐米石,雖然各州縣都報告已經上倉,可是桂製台說必須運到保定才肯具奏,說是怕州縣官反悔。我看無論是怎樣的苦缺,誰又肯因為三百石米丟掉一個官呢——桂良不過是故意刁難罷了!」當時訥相承辦捐輸米石的事情,急著想奏明皇上,便可回京了。


    第二天早上,我赴總督衙門,告知巡捕,上稟早晚安,如果總督傳見,我就在外伺候。一會兒,桂良請我進去問話。


    「你可曾去見過訥中堂?」


    「昨天下去,去稟見過。」


    「訥中堂說什麽了?」


    「因為書院的屋子很冷,訥中堂說等米糧的事情奏明後,便可回京。」


    「捐輸的米石都還沒有運到省城入庫,如果我冒冒失失奏上去,戶部讓我發餉,我又沒有糧食撥放,那我豈不是欺騙朝廷?訥中堂也做過總督,怎麽一廂情願呢?您看訥中堂也就比我年長一歲,可是背已經駝了,精神萎靡不振,老憊不支,他難道還想官復原階嗎?即使皇上派他到甘肅去,恐怕也不能生入玉門關了吧?他如果真要走,隻需給我一紙文書,我就送他回去。」


    「我看他的意思也不是急於走。」


    「您的摺子寫得很好啊。」


    聽桂良說這句話,我就知道他對我上次回復公文時沒有請他代奏一事還懷恨在心。我說:「我官職卑微,很少有機會上摺子,所以總不在行。」


    「對於官員來講,奏摺是最要緊的。先父在任閩浙總督時,因為台灣的事情,摺子沒有做好,觸怒了皇上,立刻查抄逮問。」


    我想桂良先恭維我工於做摺子,又引述他父親做奏摺被追責的事情,其意實在難測。接著,桂良又和我談起他的飲食起居,又說到怡良精於刑名以及其他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喋喋不休,如農村婦女閑坐聊天一樣,我很不想聽下去,可是又不能不耐著性子聽。我想,這個人身為國家重臣,將來更有可能入主中樞,可是卻像一個草包一樣,語言談吐如市井無賴,也無怪乎他狼心狗肺做事荒謬了。


    二十三日,我按慣例上衙門,對巡捕說:「我是過境官員,並非本省官員,很多事情我不便在座。」一會兒,桂良傳令,讓我一同進見。桂良對我說:「您是這裏的舊藩台,公事也不必瞞著您,正可一齊商量。」我敬謝不敏。同人圍坐一桌,桂良說的都是些無稽之談,信口胡言,我也不敢多置一詞。錢香士等剛剛開口回事,桂良就用話支開;等到他說完了,錢香士接著說前麵的事,桂良卻又心神不定,真是莫名其妙。桂良送我出來,催促道:「家眷什麽時候可以到?」我說:「我已寫信前去,大約還得十天半月,我正好可以在此多聆聽您的教訓,這也是我的造化。」


    保定知縣和王秋公、錫夢稚、張子陶、高墨緣、餘蔭朝和何道奎等,來我的寓所小飲,寓中頓時熱鬧起來。


    何道奎說:「桂良的孫子金華太守麟趾,到直隸來張羅,和桂良一起到永定河巡查工段,河道官員和地方官一共送了他三萬多兩。就是像卑職這樣的候補苦員,也送了五百兩。不這樣做,官就做不成。」


    高墨緣說:「卞子城為代理冀州知州,花的錢不少,『三節兩壽』一送就是一千兩,所以做了一年多的代理知州,沒有變動。」又說:「棗強知府現在出缺,卞子城又托人納賄疏通,並請丈人陳子嘉來保定活動,陳子嘉與桂良原來就有勾結。」


    餘蔭朝說:「幾次輪班到我,可是你不送銀子桂良就不給你派差使,我已求桂良的門客紀某,如能委署南宮知縣,就拿七百兩銀子作為酬謝,上五下二分,桂良五百紀某兩百。」


    藩司錢香士和臬司吳竹如都拜在桂良門下,每人都以幾千兩銀子作為拜師禮,才得以相安無事。首府文廉是侍郎阿都護的兒子,桂良初到任時極其討厭他,後來卻很相得,這中間的原因,外人也不得而知。正定知縣錢萬青本是吏部書辦,是桂良在京時的狐朋狗友,桂良到任時,錢萬青還是一名不入流的佐雜人員,竟然以省城防堵有功議敘升補知縣,馬上調往正定。正定在直隸,乃是上等優缺。錢萬青仗著桂良的勢力,欺壓同僚;桂良也依靠錢萬青,了解下麵的情況。賄賂公行,恬不為怪。至於那些吏部下派的官員,即使是極苦的缺,也一定要饋送二三百兩,桂良才讓他們走馬上任。所以醜聲載道,民怨如仇。京城裏的言官雖然都知道他劣跡昭著,可是沒有一個人參劾他——大家都知道他的後台穩固——桂良是恭親王的嶽父,所以才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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