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漕運發達，各地官府會對船隻會收取過路費，而且不管是實載還是空載，都要收。
蘇軾在離任之前曾經結合自己在浙江救災時遇到的實際情況，上章言此稅之弊：
「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
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
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
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臣竊為聖世病之。
隻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僱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腳，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
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消去五穀力勝稅錢一條，隻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兇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
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
大蘇是非常聰明的人，他看到了朝廷設置的這個稅種，好像是得到了利益，其實帶來的損失卻遠比稅收為大。
當然大蘇並不是從利字出發，而是從義字出發，看到了商路通暢，貨物流轉，對民生帶來的巨大好處。
等到抵達揚州，蘇軾並沒有就此撂開手，依舊孜孜不倦地上奏：
「今隔一路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
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
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為賑救。官私省費，其利不可勝計。
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臣尋與範祖禹具奏其狀矣。
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已上進訖。
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即須行其實事，乃可動民。
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行。」
蘇軾提到自己和範祖禹一起收集過仁宗時候的敕告，發現仁宗在天聖年間的一道附令裏曾經做過批示，要求免除力勝錢。
隻不過後來不知何時起又被恢復了。
其實蘇油覺得這隻是大蘇為朝廷粉飾，仁宗這道附令，可能壓根就沒有被執行過。
這種情形，與另一個時空改革開放民力復興之初，各地政府狂設路卡狂收過路費那般，如出一轍。
還真特麽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兒。
但是不管如何，蘇軾和範祖禹翻出這道附命，這就是「故事」，有所「依憑」，於是趙煦下詔，命戶部參照施行。
蘇元貞也是非常能幹的大臣，半月之間便料理明白，而且不但將免稅範圍隻限定於船隻、還包括了車輛；不隻限於糧食運輸，甚至還包括了其餘貨物運輸。
民間大得便利，路上和水上的車輛船隻一下子增多了起來。
交通過路費，在各州縣的行坐兩稅上，基本又撈了回來。
這就叫不費而惠，於是趙煦下令，賞賜了範祖禹、蘇元貞，表示嘉獎。
大蘇就算了，免得又給他招口舌。
第一千七百二十一章 許炫富詔
癸醜，降詔恤刑：「方夏暑時，動植之類皆以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係縛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幹陰陽之和，非細故也。
其詔天下官司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誌。」
大理寺卿畢仲衍上奏，《宋刑統條法事類》編造完畢，上呈禦覽。
此書編目仔細明白，門類齊全，體現出了專業性，讓天下官員做到了有法有例有調整空間，相比之前淩亂不堪，堆房架屋，相互牴牾的法令判例，真正做到了綱舉目張。
而且該書前頭還有一個《總序》，聲明了大宋文明治國的淵源，法律體係形成的由來，以及立法的目的。
這個總序，描述了不少關於國格、國家屬性和以仁治國，以仁立法等理念性綱憲性的東西，在蘇油的眼裏，這是比內容還要重要的部分，已經具備了《憲法》的雛形。
趙煦大喜，命刊行天下州縣，作為地方理刑的必備工具書。
畢仲遊也上奏：「刑部、大理寺諸獄皆置氣樓、涼窗，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月五日一濯。有獄州、縣當職官，半年一次躬行檢視修葺，務令堅固。」
從之。
戊午，禦史中丞李之純言：「臣僚上言，乞嚴立製度，以絕奢僭之源；杜絕邪侈，以成風俗之厚。
至於閭巷庶人，服錦綺，佩珠璣，屋室宏麗，器用僭越，皆可禁止。
詔令禮部將見行條貫行下。按嘉佑敕，猶有品官民庶裝飽逝珠之法，至熙寧、元佑編敕即行刪去。
竊以承平日久，風俗恬嬉，以華麗相高，而法禁縱弛，至於閭閻下賤，莫不僭踰，以逞私慾。
商賈販易，獲利日厚，則彼方採取，其數日增，最為殘物害人、浮侈踰僭之甚者。
獨無其法，何以示民？
願降明詔，禁廣南東、西路人戶採珠，官私不得收買，海南諸蕃販真珠至諸路市舶司者，抽解一二分入官外，其餘賣與民間。
蘇軾在離任之前曾經結合自己在浙江救災時遇到的實際情況，上章言此稅之弊：
「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
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
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
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臣竊為聖世病之。
隻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僱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腳，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
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消去五穀力勝稅錢一條，隻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兇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
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
大蘇是非常聰明的人，他看到了朝廷設置的這個稅種，好像是得到了利益，其實帶來的損失卻遠比稅收為大。
當然大蘇並不是從利字出發，而是從義字出發，看到了商路通暢，貨物流轉，對民生帶來的巨大好處。
等到抵達揚州，蘇軾並沒有就此撂開手，依舊孜孜不倦地上奏：
「今隔一路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
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
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為賑救。官私省費，其利不可勝計。
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臣尋與範祖禹具奏其狀矣。
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已上進訖。
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即須行其實事，乃可動民。
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行。」
蘇軾提到自己和範祖禹一起收集過仁宗時候的敕告，發現仁宗在天聖年間的一道附令裏曾經做過批示，要求免除力勝錢。
隻不過後來不知何時起又被恢復了。
其實蘇油覺得這隻是大蘇為朝廷粉飾，仁宗這道附令，可能壓根就沒有被執行過。
這種情形，與另一個時空改革開放民力復興之初，各地政府狂設路卡狂收過路費那般，如出一轍。
還真特麽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兒。
但是不管如何，蘇軾和範祖禹翻出這道附命，這就是「故事」，有所「依憑」，於是趙煦下詔，命戶部參照施行。
蘇元貞也是非常能幹的大臣，半月之間便料理明白，而且不但將免稅範圍隻限定於船隻、還包括了車輛；不隻限於糧食運輸，甚至還包括了其餘貨物運輸。
民間大得便利，路上和水上的車輛船隻一下子增多了起來。
交通過路費，在各州縣的行坐兩稅上，基本又撈了回來。
這就叫不費而惠，於是趙煦下令，賞賜了範祖禹、蘇元貞，表示嘉獎。
大蘇就算了，免得又給他招口舌。
第一千七百二十一章 許炫富詔
癸醜，降詔恤刑：「方夏暑時，動植之類皆以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係縛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幹陰陽之和，非細故也。
其詔天下官司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誌。」
大理寺卿畢仲衍上奏，《宋刑統條法事類》編造完畢，上呈禦覽。
此書編目仔細明白，門類齊全，體現出了專業性，讓天下官員做到了有法有例有調整空間，相比之前淩亂不堪，堆房架屋，相互牴牾的法令判例，真正做到了綱舉目張。
而且該書前頭還有一個《總序》，聲明了大宋文明治國的淵源，法律體係形成的由來，以及立法的目的。
這個總序，描述了不少關於國格、國家屬性和以仁治國，以仁立法等理念性綱憲性的東西，在蘇油的眼裏，這是比內容還要重要的部分，已經具備了《憲法》的雛形。
趙煦大喜，命刊行天下州縣，作為地方理刑的必備工具書。
畢仲遊也上奏：「刑部、大理寺諸獄皆置氣樓、涼窗，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月五日一濯。有獄州、縣當職官，半年一次躬行檢視修葺，務令堅固。」
從之。
戊午，禦史中丞李之純言：「臣僚上言，乞嚴立製度，以絕奢僭之源；杜絕邪侈，以成風俗之厚。
至於閭巷庶人，服錦綺，佩珠璣，屋室宏麗，器用僭越，皆可禁止。
詔令禮部將見行條貫行下。按嘉佑敕，猶有品官民庶裝飽逝珠之法，至熙寧、元佑編敕即行刪去。
竊以承平日久，風俗恬嬉，以華麗相高，而法禁縱弛，至於閭閻下賤，莫不僭踰，以逞私慾。
商賈販易，獲利日厚，則彼方採取，其數日增，最為殘物害人、浮侈踰僭之甚者。
獨無其法，何以示民？
願降明詔，禁廣南東、西路人戶採珠，官私不得收買，海南諸蕃販真珠至諸路市舶司者，抽解一二分入官外，其餘賣與民間。